两会特别报道：两千年重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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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农民起义、5年楚汉战争，加上此前秦朝的苛税暴政，让刚刚当上了皇帝的刘邦，穷得放眼全国，连4匹一样颜色的马都找不齐，手下将相更是只能乘坐牛车上朝。这就是建汉初期中国的现状。
汉高祖刘邦恐怕当时不会想到，他所推行的租赋制，不仅成为汉朝历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施政方针，更成为沿袭中国2000多年之久的农业税标杆。
汉武帝时，库中铜钱因绳子年久朽断而散落遍地，无法清点，较轻的租赋无疑成为汉朝农业发展的加速器，更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始于春秋，兴于汉
事实上，最早的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但直到汉朝才成为真正的制度。
在汉朝之前，秦朝的赋税也推行以租赋制为主体的课税制度。租是田税，以实物作为附加税征收，税率约是十分取一；赋是户口税，即人头税，以钱交纳，税率约为从前的20倍。
汉承秦制，也实行租赋制。租包含田租和假税。田租以亩而计，交纳粮食，起初为十五税一（收入的1/15用来交税），而从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是三十税一。征收方法为纳税者“依律自占”，评定产量，求出应纳税额，编册报县，经批准后按册征收。
假税指向租种公田（国有土地）的农户征收的田税，税率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更赋。
算赋是对15岁~56岁的人征的人头税，税率为每人每年120钱；口赋是对7岁~14岁的儿童征，税率为每人每年23钱；更赋是一种代役税，按汉制，成年男子均须为政府服役，不愿或不能亲身服役者，可出钱交官府雇人代替。
与租赋制密切相关的是汉朝的编户齐民制，由政府编制户籍，登记民户姓名、性别、年龄、土地资财。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被称为编户齐民。户籍乃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的依据。
在编户制度下，汉朝农民田租轻而人头税重，负担较重。除正常徭役外，农民还要为官府服杂役、修道路等。汉武帝的陵墓茂陵筑陵历时53年，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征发。此外，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期间，附加税和苛捐杂税繁重，甚至使用山林川泽也要交税。
据《汉书》记载，县级是汉朝收税的基层单位，各县征收的赋税除支付俸禄外，全部上交郡，郡再核实汇总上报中央，中央与郡对半分成。
奠定盛世基石
轻租赋的推行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更与汉朝历代帝王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有关。
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到处是荒凉的景色。刘邦参加了秦末农民战争，亲眼目睹了秦亡过程。他叫大臣陆贾撰写文章，分析秦朝为何失天下。陆贾著文12篇，每篇刘邦无不称善，故名其书为《新语》。
陆贾建议刘邦多给农民种地的时间，宽刑薄赋，与民休息。刘邦在经济上遂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包括让大量兵士罢归家乡，复故田宅；免自卖为奴婢者为庶人；对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减轻田租为十五税一。这些政策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更促进了西汉初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刘邦之后，汉文帝、汉景帝等连续几代人都保持了政策的稳定，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第一个治世局面即“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到光武中兴
汉文帝刘恒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
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更下令尽免民田租税。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
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每年每人120钱减至40钱。此外，汉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
文帝注意节俭，有人献给文帝一匹千里马，文帝说：“皇帝出门前有仪仗，后有从事，一日走50里，我一个人乘千里马能跑到哪里去？”
至一代雄主汉武帝时，尽管不断减轻租赋，但国家仍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时汉朝最为繁荣和强盛，京城府库装得满满，钱库里串钱的绳子年久朽断，铜钱散落遍地，无法清点。大仓的粮食旧的未用完，新的装不下，只好堆在仓外，以致朽坏。
至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废除了三十税一并课以重税。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诏恢复了汉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旧制，并把公田借给农民耕种，提倡垦荒，发展屯田，安置流民，赈济贫民。
东汉初年的租赋徭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乱期间大大减轻。
此外，刘秀还裁并了400多个县，减少了政府开支。经过数十年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人口流移，租赋制开始发展为租调制，即定率田租制（不确定每亩田租量，只确定田租征收比例）向定额田租制（不问产量高低，一律按规定数额征收）转变，至两晋到南北朝，总体趋势是征收额越来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