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特别报道：两千年重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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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食货（一）》载：“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两税法的产生与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崩溃有密切关系。
租庸调的弊端
唐初制定法令时，国家有租庸调法，但因唐玄宗李隆基愿以宽厚仁慈作为治理根本，致使人户逐渐满溢超出，虽有防范，但仍无法制止。
至德宗后，天下兵战蜂起，先是征兵服役，继是饥荒、瘟疫相迭而至，造成人口民户凋零破落，户籍和土地图册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另外，各地节度使在内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镇割据，任意截留中央赋税，使国家财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军费、政费开支浩大，租庸调收入已难以维持政府的生存，唐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其直接表现是京师官吏的俸禄不能按时发放，严重拖欠，最后落得只能以“税天下地青苗钱（附加税）以充百官课料”。
而弄权之臣和狡奸小吏纷纷趁机作奸，让自己得到尊贵的侍奉和丰美的赡养，但向朝廷交纳的赋税却几乎没有。
官吏的俸禄给多少，都由地方节度使自行决定加减。因此向百姓额外科敛的名目有好几百种，已明令废止的也不免除，重复征收的也不削减，新旧叠加，没有边际。
因此上面减免课征，实际增加了下面百姓的赋税。所以天下民力破碎疲败，很多人都成为没有土地根基的漂泊浮荡之民，居住乡里依着土地的人，每百人中不过四五，像这样的情况维持多年。
两税法改革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宰相杨炎跪在皇帝面前磕着头据理讲道：“赋税财收是国家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咙，天下的治与乱、国家的强与弱都由它决定。”随后提出两税法。
以前的财政思想一向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并成为不可违反的财政教条。杨炎制定的两税法明确规定“量出以制入”，即“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作为其制定税收总额的总原则。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人总额，再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负担。
两税法将过去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统一征收，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两税。
其征收原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从理论上，这种计资而税的制度，较按人丁平均摊派的旧制度合理得多。对无地少产的民户较为公平。
因此，两税法在课税标准上的变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影响颇大。且纳税时间上规定“各有不便者正之”，体现出灵活性，还特允“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定居为依据，交纳“居人之税”，至于行商则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两税法税额的计算基础，是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垦田总数所应交纳的钱谷总额分摊到各州县，按各户贫富等级征收。
其中“田亩之税” 部分，仍按上述规定由纳税人缴纳谷粟，其余各税一律折合货币交纳，并以此为以后各年应税额的标准。
至于纳税期限分夏秋两期缴纳，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而租庸调法则无此规定，此即两税法命名的由来。
归于重赋
站在税收立场，应该称许两税法，因为其减省了征税项目，规定于夏秋时间征收，时间统一，对收税和纳税者非常便利。此外，两税以贫富等级征收，避免了租庸调晚期出现的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的情况，征收赋税时较前为公平。
在两税制下，并没有课户不课户之分，王公、官僚、浮客均在被税之列，而且征及行商，除了较前公平之外，赋税征收范围已较前普及了。
但是，两税法失去均田租庸调为民制产的精神。两税只重征税，并无分田平民的内容。其征收本以贫富为差，但评定民户之富贫只能根据各民户拥有之土地作为标准，是以两税法遂演成亩税。
为人诟病的地方是，两税法以货币缴纳税项，但由实物转为金钱，出现了实物抛售，使物价下降，农民必然吃亏，加重了负担。还有全国各地税率，轻重不一。税项摊分全国各户，因摊分不均匀，各州税率不均，故税率重的州相继出现逃亡的民户。
两税制打破传统井田、均田一贯的平均地权政策，从此田亩可自由买卖，使兼并之风再起，土地再走回秦汉时代趋于集中的旧路，社会再呈现贫富悬殊的不安和病态。再者，农税之评定是以田亩计而不论土质之高下，故富户持有良田者输税同于持有瘦田之农户，使贫富差距更趋明显。
两税法虽把租庸调合并一起，化繁就简，但日子一久，政府把它的来历给忘记了。遇到政府用钱，自不免要增加新税，这些新税本来早已有的，只是已并在两税中征收，现在把此项目加入，即等于加倍征收各项税收，这是两税制税项不明之弊。
后有白居易的《重赋》为凭：“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