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多个国家和地区均采取压低本币汇率的方式来捍卫经济，国际货币贬值风潮愈演愈烈。

先是韩元、新台币、日元、泰铢等亚洲货币对美元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既而欧洲开始“闻风而动”，公认的传统避险货币瑞士法郎，3月12日因瑞士央行降息且入市干预，一夜之间瑞郎贬2.78%至1.1851兑1美元，贬幅达到3.2%。

美元近期不断走强,使得对美元基本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亦水涨船高。而我们的外贸形势日益严峻，人民币大有加入到这场“货币战争”的内生动力，但中国政府为何迟迟不愿“出手”？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汇率问题，凸显的是一道战略选择题：是用低汇率来让我们渡过眼前的难关，还是着眼未来，忍一时之痛，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倒逼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危机造成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持续衰退，国外需求萎缩已对我国出口形成了强约束。随着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影响的加剧，中国的出口形势，可能比目前变得更差。

从长期角度看，外需下降并不是坏事，它逼迫我们多年外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有益于中国的持续增长。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不改变增长模式，未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结构矛盾也会更加深重。“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长期依靠外需来发展肯定办不到”。

当然，对外贸易也不能弃之不顾。今年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我们强调扩大内需，绝不能放松出口”。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也是对贸易结构的调整。

本币升值和成本增加，对一国的出口行业造成负面影响是正常的，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决定了这种负面影响被放大。

受损于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出口企业，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的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定价能力较弱，无法转移成本上升和升值带来的压力。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小，在目前的情况下，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时机。

借鉴日本经验

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经历了两次加速升值：第一次升值周期从1971年1月到1973年3月，日元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6.8%；第二次升值周期从1975年12月到1978年10月，日元升值幅度达到39.2%。同是在70年代，日本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一次是1974年，一次是1979~1980年。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负，CPI也在1974年达到24.5%的峰值。但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的实际GDP并未明显下降，通货膨胀率也未出现严重恶化。

经济背景相同但宏观结局迥异，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初日元第一波升值周期时的日本，尽管已经完成工业化目标，但仅仅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基本上还处在贸易立国的阶段，本币升值，经济即受重创。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已经实现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轻型化，农业和工业占GDP的比重开始减少。与此同时，日本的第三产业无论从雇用人数上还是GDP贡献上都得到迅速发展。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当时的日本颇为相似，一方面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较大，另一方面也是本币处于升值周期。因此，业内人士认为，贸然使用降低汇率的手法救急，只能是暂时“止痛”，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寻求“理性升值”之路

中美汇率的口水战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就没有停息过，无论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N次访华施压人民币升值，还是新科总统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显露的无不是对方自私自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长远利益，但需要的是一条“理性升值”之路。

一直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外部压力就没有消失过一天。而今，人民币贬值的内生动力又已显露，到底该何去何从？此时，更需要我们的决策层理清思路，拨开人民币汇率难题中的迷雾，不为外界言论所左右，找准战略大方向。至少，在看不清形势的时候，维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国际经济利益矛盾重重，中国此刻加入到贬值的阵营里并不明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化而巩固的。而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强势货币体系。

近段时间，中国央行为此做了不少工作。3月11日,央行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就是去年底以来央行加强区域性金融合作所签下的第四单货币互换协议。

先区域化再国际化，是建立人民币国际强势货币的必由之路，这是长期性的战略选择。人民币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都不应当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