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阿多尼斯
导语:1955年的阿多尼斯仍对政治保持着残余的热情,作为叙利亚社会国家党的成员,他被投入监狱六个月。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会议室里黯淡的灯光之下,一团神秘的空气围拢在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四周。“诗:困境与能量”,这一行阿多尼斯所不懂的汉字在他背后的墙壁上发光,这正是这个论坛的主旨。在与其他诗人交流时,他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思索,那感觉与其说是在交谈,不如说是独自一人对一种新场合的体验,然后把感受从口中源源道出。

“阿多尼斯”是诗人的笔名,那是希腊神话中为爱神维纳斯所眷恋的美男子的名字,而在这位七十九岁的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青年时代的俊朗似乎也已一去了无痕。他的身材一点都不高大,两鬓斑白,穿着灰色的西装,若是没有那件长长的猩红色围巾的映衬,也许会给人一种性格阴郁的印象。

但他的言谈和他的诗,都在否认这种印象。他不像一些政治家或商界领袖那样,在讲话时刻意做出亲切的表情,注视对方的眼睛,试图用华丽的言辞或雄辩的论证来说服或打动对方。他的谈话没有这种世俗的目的,来自他人的反馈,似乎只是促使他去更深入地探究早已在心底里思索的问题。他的头始终稍微上扬,透露出他内心深处自傲的性格。听到聪明的、新颖的提问,他的眼睛会在薄薄的镜片后面闪出光芒,像是一个发现了陌生的昆虫的孩童,开始热心地去探求答案与真相。

但他对问题的回答是明晰、简洁而又空灵的,既有老人的睿智,又有儿童的热情与幻想。不论是发表演讲、与其他人探讨问题还是接受媒体记者的访问,他的言谈始终是言简意赅的,他似乎讨厌一切长篇大论的陈词与说教,也不会像许多中国学者那样,喜欢以冗长拖沓的欧式句法来制造一种深刻或高明的幻象。在餐桌上,阿多尼斯也沉默寡言,热衷于静静的倾听与观察,而不会被周遭热烈的空气传染。显然这位以语言为生命的诗人,珍视从自己口中吐出来的一言一语。

在中国的短暂游历似乎也没有给他带来特别兴奋的感觉。他对记者说,他回国后可能会写出一些对中国文化有所批评的诗歌。

不知在看到一些笼罩在黑雾中的高楼大厦时,他会不会咏出类似于当年描述纽约的诗句:“我承认/作为来自旷野的儿子/华尔街让我吃惊——/那是处决天际的电椅/那是光明喉咙里的癌症。……纽约/在他的腋毛下/时代的尸体在伸着懒腰。”

这位年老的美男子阿多尼斯,的确是一位旷野之子。那是距离希腊并不远的、叙利亚海滨拉塔基亚的旷野,也是自亘古以来便有人类居住的旷野。1930年1月,一个男孩诞生在卡萨宾村一位农夫的家中,他将成为这个家庭里六兄弟中的长子。他的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里平淡无奇的名字——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也让他从事一份在当地平淡无奇的工作——一位耕田的农夫,而不是把他送入学校。但这位父亲也教赛义德朗读阿拔斯王朝大诗人穆太奈比的诗歌,以及在那里人人都需吟诵的《古兰经》。

赛义德的童年生活,已经湮没在那个纷乱扰攘的年代之中。那时,法国人忙着与阿拉伯贵族争权夺利,土耳其人为他们在中东的失势而恼恨不已,评论家们关注着殖民者与地方上层之间的政治游戏,没有人会费心去记录真实的生活。几十年后他的散文成为对他幼时经历的惟一记述,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回忆。那时阿多尼斯家并没有花园,门前的农田饱受干旱之苦。但他从未听过哪个农民以担忧、恐惧的口吻谈起死亡,村民们把死亡当作新生,当作另一个春天的来临。后来他渐渐理解了村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也学会了这种智慧:“也许对于他们而言,存在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或者如同浑然一体的一首诗一样:生命是开端,死亡是尾声。在诗歌中,开端和尾声是同一朵浪花。”

当阿多尼斯享受这种田园与诗意的生活的时候,他的祖国叙利亚赢得了独立。像所有那些经历伤痛之后梦想复兴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叙利亚人也抓住了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新的思潮,将其奉为救国的良药,而今天令世人头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时仍不过是遥远天际的一朵小小乌云,主流的思潮是世俗的、主张变革的,憧憬未来而非缅怀过去的,是纳赛尔主义的,而非霍梅尼主义的。

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潮似乎也攫住了赛义德的心,十四岁的他似乎也变得热情澎湃了。在一天晚上的梦中,他向叙利亚独立运动领袖、首任总统库阿特利吟诵了一首诗歌。几天之后,他的梦境在现实中应验。来到杰布勒市视察的库阿特利惊叹于赛义德的诗才,而赛义德所要求的奖励是,让他进入学校读书,于是他进入法国人开办的高中学习法语,然后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德国哲学。法国诗人兰波与波德莱尔很快成为赛义德心仪的对象,直到今天,他的诗歌仍有二人的遗风——放浪不羁,犹如在狂飙之中展翅飞翔的风之子。

也许由于赛义德的名字过于平淡了,他投向杂志的诗稿屡屡被退回,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定义自己一生的决定,以阿多尼斯作为自己的笔名。当杂志的编辑约见这位未透露真名与地址的年轻诗人时,出现在门口的“美男子”让他们吃惊:一个稚气未脱、满脸乡土气的农村大男孩,身着皱巴巴的裤子和衬衣,脚穿一双满是泥泞的、与身材不配的大靴子。但正是这位乡下来的年轻人,将为阿拉伯诗歌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开辟新的天地。正如黎巴嫩诗人塞缪尔·哈索所说的,“阿多尼斯之后,阿拉伯诗别为一体。”

阿多尼斯在后来鄙夷地写道,“政治是诗歌眼里的草秸”,但1955年的阿多尼斯仍对政治保持着残余的热情,作为叙利亚社会国家党的成员,他被投入监狱六个月。1956年,在他跨入黎巴嫩国境的几分钟之后,他的生活再次被时势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以色列联合英法两国攻入苏伊士运河地区,向踌躇满志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寻仇,而叙利亚宣布全国总动员,与埃及并肩作战。从此阿多尼斯在他的第一个流亡地黎巴嫩定居下来。


黎巴嫩是阿拉伯的边陲地带,贝鲁特也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西化、思想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是阿拉伯世界异见分子、流亡诗人与文化叛逆者聚集的避风港。阿多尼斯创办的《诗歌》杂志,为那些不愿受陈规定律约束的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了园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从诗歌中剔除道德说教,吟诵个体、死亡、奇遇与性爱。

与他崇拜的哲学家尼采遥相呼应,阿多尼斯喊出这样的豪言:“若不创造神/我们会死/若不杀死神/我们也会死。”对宗教的强烈批判给他带来了代价。一些阿拉伯政权将他划为异端,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他的名字也登上了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暗杀黑名单。

尤为阿多尼斯所痛惜不已的是,阿拉伯人总是将革命与民主的诉求,转化为对新的专制政权的支持。如他诗中所言:“反抗父亲的革命?/在阿拉伯社会,这样的革命一旦宣告就已灭亡/它在本质上是制造另一个父亲的革命/似乎父亲不会死亡,只会更替。”人们没有勇气去对宗教表示质疑,彷佛那些先知早已昭示了命定的答案,历史的钟表已经定格,后人不需再行思考。他已成为世界上对阿拉伯文化批判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而他的批评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批评与检省,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柏杨等中国作家。但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像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一样,阿多尼斯也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极尽批判与嘲讽。

1982年,一枚炸弹在阿多尼斯的家中炸响,不过这不是暗杀者的行动,而是以色列军队的炮火。在以军对黎巴嫩的凌厉攻势之下,阿多尼斯被迫与妻子再度流亡,最终,巴黎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流亡的驿站,似乎也被他选定为最终的心灵归宿。在这之后发生的,是全球化的兴起。巴勒斯坦的持续流血、伊拉克战争的悲剧,使阿拉伯世界的落后以一种更痛切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也使阿多尼斯发出提问: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将从西方接受一种“二手”的、变异的现代化,还是自树一格?显然,这也是在精神上困扰世界许多国家知识分子的严峻问题。

当然,阿多尼斯发出的提问是诗歌性的,而在他看来,诗歌的意义不在于解答,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不在于消灭疑惑,而在于强化疑惑,不在于让大众满意,而在于让大众苦恼。“人们为了填平深渊而写作/我为了加深、拓宽深渊而写作”。“对于真正的艺术而言,试图取悦公众是一种堕落的象征。”他写道。但当然,作为记者,我们仍需向他提出一些庸俗的问题,并期待不庸俗的答案。

访谈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诗歌?

阿多尼斯:好的诗歌就是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诗歌被称为 “阿拉伯人的文献”,你如何看待诗歌在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性?

阿多尼斯:在西方,诗歌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文化是诗歌的一部分。阿拉伯人生来就是诗人,他们是从诗歌来看待神、人与事物的,所以他们会把人的存在转变为诗歌的存在。但有时人也会忘记自己的存在,迷失自我,比如阿拉伯人也忘记了自身,融入了机械文化。未来到底会如何,我不知道,希望这不是中国的现状。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并促使世界改善。我有一种观点,许多人可能不太同意。我不认为诗歌是一种艺术工具,诗歌不是用来表述某些问题或事情的,诗歌就是问题本身。简单化、普泛化和庸俗化会导致诗歌本身的死亡。

经济观察报:你把阿拉伯文化的问题归结为“稳定”,我们需要打破这种“稳定”吗?

阿多尼斯:阿拉伯世界是非常需要新文化、新文明的,不仅诗歌是这样,整个社会都是如此。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阿拉伯人只是在传播、移植文化,并没有在创造新的文化。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的文明自豪,而是认为自己很落后,阿拉伯世界的现状就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为了打破这种现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思?

阿多尼斯:最重要的反思就是要将宗教与政治分开。

经济观察报: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是会促进阿拉伯人的反思,还是会阻碍这种反思?

阿多尼斯:迄今为止,对于阿拉伯文化的反思而言,美国和以色列的行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些政治人物都不愿意使真正的生活有所改变,他们反对人民的权利,只是追求一种稳定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你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有何看法?

阿多尼斯:我是反暴力的,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我所指的民主不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民主。

经济观察报: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你有没有保持一种“身份”的焦虑感?

阿多尼斯: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若把维持一个文化的强势理解为维持过去,那是错误的。阿拉伯世界需要通过创造来维持自己的文明。“身份”的意义首先不是遗产,而是创造。如果宗教反对创造,那么我们将反对宗教。人是比宗教更重要的。宗教的创立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人变成了宗教的奴仆,那么人就死了,宗教也死了。

经济观察报:有时我们会变成宗教的奴仆,但有的时候,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也会变成一种现代的“机械”的奴仆。我们应当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阿多尼斯:(笑)如果我知道答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人类的创造都应该以寻找此类问题的答案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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