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蔡天新 无论在剑桥或是在牛津访问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会抽空到另外一所大学一日游。有一条长途汽车路线似乎专门为此类人设计的，每日从两地对开数趟，票价低廉，往返只需十英镑。按照现在的外汇比价，相当于杭州与上海浦东机场之间的单程车票。

去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乘坐头班汽车从剑桥出发，途经贝德福德和白金汉两郡，停靠了五六站。如果说剑桥、牛津和伦敦正好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那么我们走的是斜边。这条路只有两车道，速度慢、红绿灯多，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居然花了三个半小时。

上午十点左右，大巴慢悠悠地开进了牛津城，作为城市，她果然要比剑桥大。我们沿着伍德斯托克大街向南，两旁的房屋尤其行人的步履，让我想起中国大学的教师宿舍区。到达市中心的殉道者纪念碑后，大巴向西拐到了乔治街，在车站外面把乘客全部放下来。

我顺着原路向东，走到一家火腿商店，被玻璃窗里的师傅吸引住了，他穿着蓝色条纹的工作褂，悬挂在头上的几只火腿更像是一把把吉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附近的几座红砖楼房，一座叫老奥尔良饭店，另一座是红狮旅店，都是三层。还有一座四层的公寓也是红砖，拐角呈现圆形，屋顶像是顶礼帽。比起北大的红楼，这几座楼漂亮多了。

虽然早在12世纪，牛津大学就因为巴黎大学拒收英国留学生得以创建，但直到19世纪初，这座城市的人口仍只有一万多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印刷业和出版业以及蜜饯和橘子酱（书生们的最爱）加工业的兴旺发达，人口骤然扩大了数倍。

巴利奥尔学院

继续向东，不到五分钟，我便走到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刚好开过来一辆双层观光大巴。顶层的游客要么拿着相机拍照，要么挥舞着双臂，人行道上的游人更多，不少是从伦敦来的中学生，前来朝拜慕名已久的学府。向南是宽阔的玉米市场大街，那里直通泰晤士河。

我从广场边的旅游中心要来一张导游图，选择东边宽街（BroadStreet）上的巴利奥尔学院作为起点。它看起来比较陈旧，颜色泛黄，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1263）。巴利奥尔是中世纪的皇族，原先在法国的诺曼底，后迁到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历史有重要影响。

巴利奥尔是牛津的骄傲，毕业生和教授里各有五位和七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个数字与剑桥的三一学院无法相比，却在牛津独领风骚。在人文领域，巴利奥尔也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例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历史学家汤恩比、诗人霍普金斯、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阿尔多斯·赫胥黎，还培养了三位英国首相和四位外国元首。

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出身于英国最显赫的学术世家，他当年读书时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宽街，而诗人霍普金斯的宿舍则面向学院的草坪。此时此刻，有一帮人正坐在街头闲聊，这类英国大学里的露天咖啡座在英语里有个专用的名字，叫buttery。

顾名思义，这是专门为下课的师生供应点心饮品的地方，比如黄油、面包和麦酒。现在倒好，经常被游客占据着。如果仔细辨认，可以发现照片里沿着学院的墙壁正昂首走过一位披发的摩登女郎，她吸引了路边两个青年男子的目光，对此他们同桌的女伴竟无察觉。

埃克塞斯学院

在特尔街东侧，并排坐落着林肯学院和埃克塞斯学院。从庭院和建筑布局来看，最显著的差别可能是烟囱。比起剑桥来，牛津的草坪显得小巧玲珑，叫法也不同，剑桥叫court，牛津叫quad。以杰出校友而论，这两所学院可分出高下，林肯学院的毕业生里最值得骄傲的教授是布道家约翰·卫斯里，他创立了基督教卫斯理会。

相比之下，埃克塞斯学院人才济济，毕业生里特别有趣的一个人物是19世纪的威廉·莫里斯，他是如今走俏的室内设计师的先行者，涉及的领域包括家具、书籍、刺绣、墙纸和玻璃窗等，他在伦敦创办了装潢公司和保护古建筑协会。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必须一提的是，这所学院的毕业生里还有两位中国人。

一位是钱钟书，这位雅儒的学者因为一部小说《围城》驰名汉语世界。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夫人杨绛的陪同下来牛津攻读文学学士，注册的正是埃克塞斯学院。在杨绛晚年的回忆录《我们仨》里有这样的描写，青年钱钟书初到牛津，便在下公车时亲吻了大地，磕掉半颗门牙，不得已只好拔掉，镶上假牙。她还回忆，每回收到家信时总有英国小孩围在旁边，等着要中国邮票，这种景象如今已经不见了。

各位有所不知的是，在钱钟书夫妇回国七年以后，我的导师的导师闵嗣鹤先生也来到了牛津大学，他注册的也是埃克塞斯学院。不同的是，闵先生跟着萨维利讲座教授梯奇玛希学习数学，两年后即获得博士学位，转到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闵先生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与钱先生最初受聘的教职一样。

谢尔登剧场

结束了特尔街的探访，我回到宽街，继续向东走上几十米，见到了一座古建筑，在绿顶白塔楼映衬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它是牛津的标志之一，建于十七世纪的谢尔登剧场，是牛津大学授予学位的地方，亨德尔曾在此演奏音乐，王尔德曾在此朗诵诗歌。设计师雷恩爵士在英国赫赫有名，比起法国人心目中的埃菲尔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雷恩多才多艺，堪称英国文艺复兴式人物的杰出代表，只不过他出生得稍晚而已。雷恩最著名的作品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那座古典式和哥特式相混合的建筑物是到访英伦旅客的必游之地。雷恩的其他名作还包括肯辛顿宫和汉普顿宫，牛津圣灵学院的日晷、圣体学院的入口，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新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雷恩起初是个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家，同时在生理学和化学方面颇有建树，其科学研究受到同时代的牛顿和帕斯卡尔的高度赞扬。例如，在几何学上，他率先得到求摆线长度的方法。发明了弹性定律的物理学家胡克这样评价雷恩：“自阿基米德以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样集灵巧之手和哲学思维于一身的人了。”雷恩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曾被推举担任会长一职。

1661年，29岁的雷恩出任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次年他奉牛津校友、伦敦谢尔登主教之命为母校设计一个公共场所，从此对建筑产生了无法驱散的兴趣。设计谢尔登剧场时，雷恩受罗马马塞卢斯剧场的启发，采用了新颖的木桁架结构作为屋顶，使得顶层拥有那个时代最大的空间，从而把古典形式和新观念相融合。

大学学院

离开拉德克里夫广场后，我们沿着高街（HighStreet）向东，一会儿就到了大学学院。名字初听起来有些别扭，却是牛津也是英国最古老的学院。在学院外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化学家玻意耳早年在此寄居，并发现了玻意耳定律，即在恒温下，气体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进得学院大门，伊万介绍说庭院以拉德克利夫命名，原来这位医生也是学院的捐助人，我只能从屋顶的三角函数曲线来辨识。

大学学院的正式学生里，最值得骄傲的是诗人雪莱。可是，他只读了半年书便被牛津开除了，那是在1811年初春，原因是他拒绝在院长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性》的作者。事实上，早在伊顿公学读书时，雪莱就被冠以“疯人”的别号。进入牛津以后，他变本加厉，甚至把电通到门把上，把酸液倒在导师的地毯上。

这些行为表明，雪莱的个性与其中文译名的优雅有很大反差。他最出格的行为是两次与人私奔，每次都带着女友和她的妹妹。雪莱最后死于地中海的一场风暴，动因也是为了编辑一本《自由派人》的小册子。学院里设有雪莱纪念室，诗人的白色裸体像横躺着。加勒比海作家奈保尔也曾就读此学院，想必雪莱我行我素的个性影响了他，他在得到诺贝尔奖后声称，当年正是那些妓女温暖了他。

与雪莱相反，另一位热衷政治的学生比尔·克林顿在读时十分乖巧，仅仅尝试过一次吸食大麻。当他竞选美国总统遭到攻击时，院方甚至站出来为之辩护，称他的品德无懈可击。结果在他的第二任之初，便上演了 “拉链门”。2001年，已经卸职的比尔陪着女儿切尔西返回母校，两年后她在牛津取得国际关系学方向的硕士学位。

查韦尔河畔情侣

莫德林学院临查韦尔河，此河自北向南流过城东，汇入流经城南的泰晤士河。虽然有两支河流，但由于地处城郊，其他学院均不在河边，因此没有剑桥那么多桥梁，这也是牛津的自然风光不如剑桥的主要原因。莫德林桥是惟一以学院命名的桥梁，桥下的水流浑浊不堪，却不乏撑船的游客。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船只虽然比较陈旧，但却拥有鲜艳的颜色，在浑浊的河水映衬下尤为显眼。我们在桥头伫立良久，忽然发现对岸有一艘橘红色的小舟，一位帅气的男生坐在船头，他的左手靠着岸上木板搭成的便道，木板上坐着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的太阳裙色彩与小舟很相匹配。

这位女郎头顶一副墨镜，披垂头发，双手摆放在膝盖上，脉脉含情地注视着男生。她穿着一双拖鞋，脚跟高高翘起，与男生的左手合力把小船稳住。木板下方有供船只停靠的铁链，但这艘船显然没有停泊下来。我猜测那位男生是假期打工，他在左岸的码头等待顾客，而女友在右岸看书。可不，在她身后还有矿泉水瓶、长面包和书包。没有生意可做时，男生便撑船过河，和女友谈情说爱。

这样的构图实在难得，当即拿出相机，拉近焦距拍摄下来。一路上，陪伴我的剑桥学生伊万跟着我抓拍了一些人物风景，比如在莫德林学院的一个侧门旁，一位穿黑衣戴黑帽的东正教牧师正在等人，每次有时髦女郎走过时他都要背过身子，非常有趣。但拍查韦尔河畔这对情侣时，我却没有告诉他，这幅作品无疑是我牛津之行的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