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王志浩/ 文 是否到了终结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近日的讲话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鉴于周行长管理着（估计）至少1.45万亿美元资产，他的话显然有很重的份量。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北京官员最平和的表态，市场也会竖起耳朵希望听出话外之音。而此番表态尤其特别，它鲜明地提出终结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并提议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在我们看来，周行长讲话在这一问题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印象中这是主要国家的央行行长首次公开提出维持现有货币体系的成本超过其利益——并且成本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或许会质疑，有哪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周小川给出了回答，并重燃最早由凯恩斯在上世纪40 年代提出的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但与凯恩斯以30种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的设想不同，周的建议集中于一个既有的选项（而不是某种金本位制的变体）：IMF 特别提款权（SDR）。下面将逐条列出他的主要观点，以及我们对此的理解：
周小川说：“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是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贸易、投资到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以美元计价，且全球外汇储备中大部分为美元。然而，在经历了借债消费的狂欢之后，美国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并且，鉴于美国的巨额债务以及出现债务通缩的风险，华盛顿开始动用量化宽松工具。但是，不断印发美元将会导致美元贬值，从而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这种情况果真发生的话，以美元计价的债权价值将缩水（美国的美元需求与世界的美元需求间的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无疑将遭受损失——根据我们的最新估计，2008 年底中国对美债权规模约为1.45 万亿美元（参见《美国的债务，中国外汇储备的避风港？》2009 年2 月20 日）。
周小川说：“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周认为，美国屡屡陷入危机，从而不断地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国内经济，这削弱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华盛顿政府可能并不是故意的（并非像一些中国的阴谋论者认为的那样），但它的行为却事实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周小川还指出，放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甚至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华盛顿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认识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好处时，我们才会看到改革发生。对于美国来说，如果美元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美国将不能大规模对外借款，因而不能引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泡沫。没有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人就很难超前消费。
周小川说：“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
周小川认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终将被一种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脱钩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所取代。二战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就这一问题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迪克特·怀特展开激烈的辩论。正如周行长提到的，凯恩斯曾提出一种名为“Bancor”的国际货币单位设想，并采用包括黄金在内的30 种商品作为其定值基础。下篇报告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凯恩斯提出的这种方案，以及怀特是如何赢得了这场争论。简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将美元与黄金挂钩（35 美元/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储备货币）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直到1971 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国开始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储备货币。而周行长显然欲寻找一个更具稳定性的储备货币。周小川说：“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 SDR 的作用。SDR 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 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 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 分配决议，以使1981 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 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 的发行。”
SD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 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最初的创设目的是支持与黄金挂钩、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SDR 是以黄金定值的，1SDR 等于0.888671 克纯金，并等于1 美元。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货币需求量增加，在缺乏更多黄金和美元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货币单位来扩大货币基础，以维系“金本位制”，SDR 充当了这一角色。另外，大规模运输黄金也是不现实的，因此SDR 应运而生，通过转移SDR 可简化各国间的交易。最初IMF 是根据各成员国的出资额来分配SDR 份额的。
周小川的讲话似乎主张扩大 SDR 的发行，这可能包括成员国增加对IMF 的出资，同时也包括中国增加对IMF的出资额。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3 月26 日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国支持向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增资，中国的增资方式将包括通过“双边贷款协议”，购买IMF 发行的债券，或其他一些尚在讨论的安排。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中国（目前以及近期内）将寻求对IMF 进行改革，为本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投票权。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已探讨过这一问题（参见《中国能否逃过全球金融大风暴？该“解囊”救美吗？》，2008年10 月9 日）。
目前 IMF 已提出一项补充分配SDR 的方案，拟将SDR 的分配总数翻倍，由214 亿美元增至428 亿美元，使所有IMF 各成员国参与到SDR 体系中，并解决1981 年以后加入的成员国（约超过现有成员国的五分之一）未分配到SDR 的问题。这一提案目前只待美国同意即可通过。而美国目前仍在拖延扩大SDR 的计划——部分由于这将引发IMF 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中国向IMF 增资很可能伴随着SDR 分配方式的改革，或其他形式的结构变革。
中国向IMF 注资获取更大投票权（这是有可能的）的症结在于，一些欧洲小国拥有与其经济规模不相匹配的高投票权。美国凭借其16.5%的投票权比重对IMF 理事会拥有实际否决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在IMF 运行中发言权过多颇有微词。但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国GDP 约占世界GDP 的四分之一），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削减自身的投票权。
SDR 自身的构成也是一个问题。1971 年后，SDR 逐渐被边缘化，并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货币，具体构成为美元（占比44%）、欧元（占比34%）、日元（占比11%）和英镑（占比11%）。货币篮子的构成每5 年复审一次，以确保篮子中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SDR 的构成货币通常须是易于兑换的硬通货，以保证系统运行。有消息称北京可能希望将人民币和其他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加入SDR 货币篮中。短期内这种可能性不确定，但中期内，特别是当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后，这一设想很有可能实现。上一次对SDR货币篮的复审是在2005 年11 月，2010 年底将进行下一次复审。
任何欲终结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尝试或许都会遭到华盛顿的反对。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提出没有必要改变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当然，这种可以印制其他国家都接受的货币的特权任谁都很难放弃。
另一个问题是，SDR 是否适合作为一种真正的储备货币。目前，SDR 只是IMF 的一种记账单位，无法作为价值贮藏手段或贸易结算手段进行交易。因此，它距离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说到底SDR 仅仅是一种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为基础的法定通货（不兑现货币），如果这几国央行都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SDR 的购买力也将应声下落。周行长似乎提出将货币篮子扩大并纳入商品（重回凯恩斯的观点）的可能性建议。这将使SDR 部分盯住实物商品，从而引发较大变革。这将使SDR 的改革迈出重大一步，并带来其他一些问题（今后我们再详述）。
近期的其他一些动向显示，另一种货币开始显现出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力——那就是人民币。例如，中国与各地区经济体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即是鼓励人民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开端。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宣布与韩国、香港、白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长期来看，周边地区以及本地区外的国家开始以人民币进行贸易定价，也将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及国际地位。显然，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当前人民币兑换仍存在资本管制。
不管关于储备货币的争论是否会继续升级，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掌握更大的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源于西方的危机正在帮助东方经济体加速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其中中国居于领先地位。同时，透过此番讲话亦可看出，中国也寻求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中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