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5日上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主办的“《高效国家的习性--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分析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致开场白，《新闻周刊》特约评论员秋风先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副研究员做了题为《高效国家的习性报告：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报告总体介绍》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发展的问题、挑战与政策清单》的报告。第二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副研究员主持，文化部艺术研究中心刘军宁研究员做了《经济自由与高效国家》的报告，《新闻周刊》特约评论员秋风先生做了题为《司法与经济发展》的报告。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等学者做了评议。
冯兴元：高效国家的习性报告：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报告总体介绍
毛寿龙：中国发展的问题、挑战与政策清单
刘军宁：经济自由与高效国家
秋风：司法与经济发展
毛寿龙：大家知道，世界上分好几类国家，有一类国家资源不是很多，人口素质可能相对高一些。综合各方面来看，不是很有优势，但是却发展得很好，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一些地区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什么土地，可能山清水秀但是资源很贫乏，发展的基础非常不好；对不同的人来讲也是一样，可能小时候很穷，本身发展的基础很不好，但是经过努力我们发现他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会研究其中的因素，发展经济学，发展行政学，或者说发展政治学，有关发展的学问应该说是当代社会，最近五六十年大家一直所关心的课题。
最早的时候大家发现资源好的国家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这是一个假设，但是后来发现资源越多，既使是发展的话发展也不是很好，比如说像迪拜，什么东西都有，最好的宾馆，世界超豪华级的宾馆也有，那么热的地方居然还有室内的滑冰场，但我们并不认为迪拜是世界发展的榜样。后来又有文献说资本是很重要的发展因素，但后来发现很多国家不是没有资本，而是没有把资本利用起来。因为像土地这种东西全世界差不多的，有的地方土地非常差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有些地方土地非常肥沃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的地方水很少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比如以色列水资源甚少，有的国家水资源非常的丰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的说人力资源很重要，有人说基础设施很重要，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很重要。今天的报告强调不是从理论上去研究这个问题，而是从实证的角度看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高效国家都有什么习性，好像我们高考之后会邀请高考状元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会考得那么好。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习性。比如说他们肯定不会怀疑说我要好好学习，还是不要好好学习，或者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了会不会有工作？如果一直怀疑长大了没有工作怎么办，考试考好了没有工作怎么办，或者高分低能怎么办，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怀疑，一般来讲不可能有好的成绩，或者说上学的动力不是很足的。
第二，无论天赋好坏，条件好差，努力用功，努力工作的，能够抓住机会的都是好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他们致力于发展的动力一直是很强的，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从各方面努力，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发达国家都表现出相似的习性。到底情况怎样呢？第一阶段先请我们这个报告的核心组织人员冯兴元博士介绍一下这个报告。
冯兴元：谢谢大家。总体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组织情况和主要的内容，这个报告是法律评论项目，名称叫《高效国家的习性》，撰写一系列的分析报告。最早的是《高效国家的习性对南非的教训》，撰稿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叫列昂(Leon)写得非常的精彩，还有中国的国别报告，印度的国别报告，都是基于南非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文的版本主要执笔人是我，我们是基于列昂·洛夫的那个南非报告的版本，其他执笔人包括毛寿龙、克坚、李华芳等。协作单位有国际政策网络，在伦敦（IPN），还有法律评论项目（LRP）。三个报告中心的问题是回答为什么一些国家成为高效国家？或者是成功国家？为什么一些国家成为失败国家？报告里面讲到，一个是赢家，一个是输家。南非的报告里面发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就是法治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不是法治社会，还在搞依法治国，依法治税，可能还要依法治人。法律的制度跟法律的治理是不一样的，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但是法律治理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个报告的分析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对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但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说中国对产权采取选择性的保护，这种保护有利于大量吸收外资和调动国内市场力量，以实现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也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这种选择性的产权保护作为特殊主义的手段，和其他的有利政策一起成功地使中国成为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但是在一些领域的选择性产权保护，意味着是选择性的产权破坏或者不保护，导致中国存在大量的死资本，很多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劳动力、土地、资本，不能保证朝着更高回报率，甚至最高回报率的方向通过市场配置。其结果是使大量死资本不能变为活资本。
下面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再进一步实质性地转向普适主义的产权保护，还是继续搞特殊主义的产权保护的话，选择性的产权保护的话，中国能不能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高度繁荣的国家？我们可以回顾杨小凯跟杰佛瑞·萨克斯等几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即中国的迄今为止的转轨是技术转归，学习西方的技术，这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这种解放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要提高一个层面的话，要实现宪政转轨。还有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对话，杨主要是讲技术和宪政转轨，林毅夫好像没有对上去，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我是比较相信中国的体制改革（迄今为止的体制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窄了，不进行宪政层面的改革的话，有很多的体制因素，现有体制因素已经影响到我们进一步提高人均GDP。
这个报告的研究思路是比较了很多国家不同的政策和政策组合跟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统计上的显著性。可以看到统计显著性的比较不是说针对某一个国家，是针对几组国家，把国家分成四组然后进行计量分析和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是总体上可以看到哪些政策是成功的，哪些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重要。比如这里面有一个文化，文化重要不重要？温州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苏南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中国的传统儒教文化重要不重要？可能都重要，但也可能会阻碍。中国的文化跑到日本跟现代化就没有冲突，日本是中国的部分传统文化加上西方文明实现了现代化，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政策组合就可以打破文化可能造成的障碍。文章里面还有几页讲所谓的非因子，即不是决定性的因子，把我们的很多误解可以打破。
高效国家有一个总体习性就是反统制主义，促进经济自由。统制主义即dirigisme，不同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全盘的计划管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由市场配置，统制经济在社会生活和经济过程各方面进行政府干预。比如说限制化肥的价格上限，粮价要压下来，同时让政府提供补贴，等等手段都是统治主义的做法。比如要促进出口，搞出口退税，限制进口。只要是国内有的，大量进口的企业以前都是国有进口企业，政府一句话有些就不进口了。减少统制主义的益处，南非94年转型以来归功于减少统制主义，94年以来经济增长是比较好的，如果南非保持并强化该政策方向，将实现超过6%的增长率。德国建国之初（联邦德国），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二是选择市场经济。但是当时战后一片废墟，我们知道越穷的地方往往越倾向于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德国当时也是这样，很多人主张搞计划经济，有很大的舆论压力。可是德国的第一任经济部长艾哈德顶着压力选择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加引号的，为什么？因为按照列昂•洛夫的观点，有这么多好政策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选择，但你就不选，所以你不实现经济奇迹反而是一个奇迹。所以发展中国家好多问题都是需要自己内省和检讨的。、德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是非常有活力的，但是德国现在高度的福利国家和统制主义色彩已经非常的严重，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社保的负担。当然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提到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还是应该慎重，因为它意味着总产出除以劳动的投入，这个指标是有问题的，所有的贡献都来自于劳动是不对的。产出的贡献至少来自三个部分，一个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企业家精神可以归类分开放在里面的。中国的情况是逐步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渡还没有完成中国就快速走向统制主义经济，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国家主义、统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三大主义压着自由经济主义。
反统制主义实际上是促进经济自由，我们看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我们世界各国分四部分，一个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最低的国家，还有其中两类，最高的国家人均收入也是最高，26000美元，最低的国家才3300美元，这是四个国家的组别按照经济自由度划分的。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自由度最低的组别国家经济增长率最低，跟其他三类国家相比是最低的。我们看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我们的资料来自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GDP增长率都是比较高的，2006年是11%，得分指数是比较平的，从5.98到6.17，总体有所增长，跟我们平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感觉是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是下降的，因为中国的民粹主义做法，包括社保管制增加——尽管对雇员有好处，但对企业活力是有损害的。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急剧增加，但是总体说还有一些进步，比如《物权法》的颁布，还有《竞争法》。但是这两部法律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竞争法》规定了国家控制的几大产业，是受竞争法，反垄断法的豁免，这是不对的。因为反垄断法也要反国家的垄断，国营企业的垄断。
再来看世界范围内援助与增长的关系，第四类国家即接受援助水平最末尾的四分之一国家增长率最高，接受援助水平最高的四分之一国家增长率最低，这说明什么呢？要使援助成为正向的激励，就必须把援助施予不需要继续援助的国家，援助越多增长率越低。我们要搬到中国的语境里面来。四川有一个县150万人口，是农业大县，在资阳市下面，地方财政收入05年才8000多万，转移支付6亿，但它还是低。不说低增长吧至少也是低收入的县，很多这样的县就变成了书里面叫做“援助综合症”。即不能通过单纯的转移支付援助来真正养成自我造血的功能。没有自我造血功能，何来持续的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穷国如何学习国际经验？这是报告里面讲得比较精彩的。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高增长国家而不是富国的特征。富国怎么样你现学没有用，比如德国劳动力市场管制，规定得很好，如果一个木料加工厂要雇一个新的女雇员的话，必须把厕所分开，分男女厕所才可以雇一个人，法律很齐备的。但是富国和穷国情况不一样，穷国这样的话工人就没法雇了。德国木料工厂主本来雇了两三个男员工，想雇女员工由于法律规定要加厕所就没有雇。
从那些很久以前就成功的国家获得的东西，是他们现在做的，而不是他们成为成功国家以后所做的，就是说现在富国的一些做法，我们要看他是怎么成为成功国家的过程。决策者应该派遣事实调查团到那些更不发达但高增长的国家，如果派遣到富国他们应该只会见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这些人才能为穷国提供指导，因为他们才知道富国在发展阶段采纳的是什么政策。哈耶克也讲，穷国负担不起富国的政策。哈耶克讲，如果穷国引入富国变得贫困后采取的政策，那他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唯有富国才能承受和负担得了复杂的控制体系和高税收的高成本，如果穷国要追赶必须走不同的路。
另外还有很多非因子，非因子指的就是跟增长没有必然关系——尽管可能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有关系，但是从总体的计量分析来说，统计学的显著性不大。其中有一条就是“殖民遗产”。比如有人说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等这些最繁荣的国家过去都是殖民地，还有人说中国的鸦片战争被迫开放了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后来都是最繁荣的。但是实际上很少有国家从没有当过殖民地，计量分析认为在殖民和繁荣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很多其他国家通过其经济政策改变了落后面貌，不一定要靠殖民。当然有的殖民地有时候留下民主体制的框架，这个还是有用的。
穷国跟富国，在这样的表上，人均收入富国很高的点数比较少，大量的是穷国，可以看到穷国经济增长有很高也有很低的，这样形成了漏斗状，说明谁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看利用了什么可支配的因素。包括政策。富国只是一部分，穷国增长快的也多，衰退快的也多，富国都比较稳定，衰退和增长的量都不会很大。军队对法庭的干预，在全世界范围内，军队对法庭的干预对中等收入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干预很高的。对海外账户的控制，管制和贿赂，这两组国家也是非常高的。因特网费用也是很高的。法律治理是关键因素，法治跟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法治与腐败，最高的分五个组别的国家，法治程度最低的腐败最严重，中国可能是在最低或者第四的行列。刚才讲到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财富是正相关关系，财富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正相关关系，财富让一切变得更好。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财富增长，环保质量变恶劣了，食品安全也差了。但是这还是跟政策有关，政策没有搞好。现在财富增长了，我们恰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问题。计量分析的结果是越富裕越快乐，但富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快乐是不会再增加的，增加得比较慢，到上面是一个渐近线。
经济自由度与最贫穷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样把国家分成四组，最低自由度的国家组别，人均收入，最贫困10%人口的收入水平是900美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四分之一国家组别，最贫困10%人口收入是7000美元。为什么只关心收入差距会有误导性？为什么很多人讲收入差距大，这是不成功的标志，经常受到指责？可是为什么只关心收入差距？报告里面做了计算，富人收入1万美元，增长率是10%，年底总的收入1.1万，穷人最后一档，收入100%，增长率1000%的话，就是1100美元，可以看到只讲收入差距是没有道理的，要关心的是穷人有没有机会去创造财富，富人有没有机会去实现创造更大的财富，因为财富创造出来，富人是不可能一个人享受的，财富是大家的。全人类创造财富富人只能消费一部分。在经济增长里面，增长与资本形成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平时讲教育多重要，但是总体的全世界国家分析的话，教育预算支出与增长是一个平线，是不相关的。很多政策性因素能够促进增长，单纯教育预算支出不重要。这就是经济学的方法，不能凭脑子想重要，实际上的结果是不重要。跟增长没有关系的一些因素，不相关的因素是哪些呢？年龄，援助，殖民主义（殖民地和殖民者），民主，教育，历史，基础设施，领导，自然资源，政治意愿，保护主义，种族，宗教，资源，规模，地区，人口规模，贸易，福利，职业伦理。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文化因素。这里面有一个亮点是加速效应，无论哪一个起点上，如果推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政策，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就是说财富创造就多，国家或者地区可以共同享有的财富就多，如果偏离这些政策组合，就可能会迅速的急剧衰退，无论是处于高点还是低点，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例子中国和津巴布韦，中国以前起点很低，但是最近30年发展很快。津巴布韦是非洲比较富有的国家，现在艾滋病感染率是35%以上，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政策组合很重要。
中国的增长因素，讲现在的问题和挑战，对中国的政策建议清单那是毛教授的事情，我在这里讲中国30年做了什么。适当的经济政策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因素，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还是很厉害的，政府的适当经济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改革最初推行承包制，尽管是民间自己采纳推行的，后来政府承认推广了。包括选择性的币值稳定，逐步的引入私人产权，引入市场竞争，地方政府的竞争，逐步开放市场，强化企业责任，谁投资谁承担责任，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对前后一致和连续性。
初始条件有一些是非因子，在中国至少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刚才讲的非因子的意思，我有好的政策是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克服的，有利的好的条件就能够更好的利用了。文化因素也是一样的，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
秋风：下面请毛教授谈一下中国的问题。
毛寿龙：谢谢秋风。这个题目是冯兴元起的，我一般擅长讲微观问题，讲故事之类的，这个问题因为是非常宏观的问题，刚才冯兴元已经列了一些清单，包括他的经验与相关的措施，后面也会列一些相关的清单，肯定会有很多遗漏的，我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很发达，现在发达到已经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是义乌，我已经去过三次了，每次去都有很大的收获，义乌人在浙江人眼里是干什么的呢？最早的时候没有地，地很少都是丘陵地区，最早是挑着担子在浙江地域范围内跑来跑去，因为中国小孩子没有什么吃的，当时喜欢吃糖，那个时候还用糖票。义乌人发现有这样的有效需求，他们挑着担子把麦子做成麦芽糖，卖给乡下的小孩，可是乡下的小孩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呢？乡下小孩喜欢穿塑料鞋坏了又没有好用的，就给他，还有牙膏皮可以回收的，破塑料鞋和牙膏皮就充当了货币，也是物资回收，这是很辛苦的。这个担子挑着挑着他们发现如果放在本地也是会有人去买的，因为市场规模扩大了，刚开始政府认为这是投机倒把总是打击，义乌人总是想出很多逃避政府打击的办法。后来政府觉悟了：这帮人看着是投机倒把但是解决了很多问题，80年代初改变主意了，能否搞一个市场？把这些人弄到市场，后来一个市场不够搞了好几个市场，发展到现在义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商贸城，义乌这个地方没有户口优势，什么叫户口就是在那个地方登记能够享受当地的福利，义乌没有什么福利，但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过去，吸引人才因为户口没有什么限制，不会吸引博士去，也不会吸引硕士去，也不会吸引中高级职称，全世界去的不是必须是外国专家才可以落户，结果吸引了一百多万人，是商业机会把他们吸引过去的，是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投资环境把他们吸引过去的。义乌人一下子颠覆了很多理念，比如“农村户口是没有用的”，在义乌现在看来农村户口是最有用的，你要非转农比登天还难，因为非转农的话有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大约就值200万人民币，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果有土地做一些开发，会有土地入股，每个月有红利可分。义乌的经验发现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把城市户口当做吸引人才，通过政策建立的寻租机会变成去吸引人才，吸引投资，以此来发展本地经济的政策，实际上都是无效的。但义乌恰恰是有一项政策，不管学位多高，不管什么肤色，不管会说什么语言，只要给当地能够带来投资机会，发展的机会，在当地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这使我们思考中国发展面临什么问题，面临什么挑战，新的思维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政策清单。根据这个小故事我们看中国发展的经验是什么？第一，是自由的增进，给人以更多的自由，比如消费自由，吃糖要糖票，吃粮食要粮票，现在都没有了。更多的是迁徙自由，原来是哪住就有户籍，后来凭身份证可以到全国闯荡，可以住在外地既使是没有户口。还有个人发展的自由，大学毕业生有择业的自由，农民以前种地，现在的农民不种地了。过去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现在不交了还可以拿补贴，现在的农民不种菜，自己买菜吃，现在已经不是农民了。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但是如果恢复到80年代，只要没有工作政府都分配一个，而且是强制的，你要选择分配工作呢，还是愿意自己找工作呢？我想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找工作。更重要的是不仅给人自由，给经济资源以更多的自由，各种各样资源开发的自由，私人企业资本方面的自由，自由的增进是中国发展的根源。义乌的政府管制是相对比较少的地方，尤其是对人才的管制，对经济资源的管制，对企业的管制是最少的，所以发展是最快的。应该说是中国县级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奇迹。
第二，农村经济改革是普遍的，农业的产权和经营自由，城市也是一样的，城市经济有更多的发展自主权，我们看到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发展选择，包括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各方面发展，包括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公共管理以及服务型政府，法制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冯兴元讲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由政绩考核制度推动的，刚开始是无序竞争，搞贸易保护主义，有的时候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出台一些比较奇怪的政策，比如有一个县要求本地各级政府以及机关必须买本地烟，或者喝酒必须喝本地酒，用意倒是没错，但鼓励政策公款消费买烟买酒的确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政绩考核逼出来的。还有各级政府本身的任期制，选举制，监督制，包括个人权利方面的进展。发展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和挑战至少有很多方面，比如人是自由了，但是户籍制度一直有很强的生命力，北京和上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户口，上海有居留证，北京有暂住证，浙江外地人口有两三千万，这些人获得了在身份证制度条件下的自由，但是在户籍制度下并没有获得自由。这些人已经不受户籍所在地人的管辖，因为户籍在那个地方，要结婚，要出国，孩子要上学，其他需要出示户口本的时候必须到老家跑一趟，甚至身份证丢了都要回老家补办，不能异地办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管理成本，是没有必要的，很多的交通资源本来就不发达，有那么多人在路上跑，或者是邮递还可能丢失会增加各种各样的成本。
资源。包括环境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是通过排污费收归国有，资源排点污我就收钱，北京最近谣传出台对汽车尾气收排污费，有专家建议对我们鼻子里面的气收排污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空气本来是大家的，现在通过收排污费收归国有。包括水，地下水可以抽的，但是现在要收资源损耗费，地下水抽取费，也是收归国有的。当然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通过这样的方法加强税收，而不是通过自主治理，市场的方法，让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而是通过行政管制和征税的办法，实际上是让资源退出市场，而不是进入市场。至少是从市场里面汲取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的资本，包括择业自由，我们的消费投资，宏观调控非常大的影响了各种各样的选择。秋风最近在阳光电视做节目，我听内部消息秋风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家电下乡相当于出口退税13%，家电下乡降价也是13%，我们把农民当外国人使，老外不买了让农民买，农民没有钱的，为了这个13%的补贴苏宁和国美发财了，农民到底有没有发财？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个营销的手段，包括发消费券都相当于退税的做法，退税肯定是好事，但是扭曲每个人的消费选择，扭曲每个人的投资选择，一旦出现这个扭曲对资源的配置是非常不利的。包括社会自由，自治和政治自由，实际上是一个边缘化的趋势，包括资本自由。金融危机很多人说中国资本幸亏没有自由，幸亏管制了，但是如果没有资本自由，中国永远会处于必须引进资本的国家。招商引资永远停止不了，你要资本输出肯定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把资本输出当做资本外逃，当资本非正常的流入当做是干扰市场，只有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的资本，跟权力发生关系的资本，才是发展的资本，这样一下子会把因自由流入和流出的资本，当做是干扰市场经济的资本，这是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的。包括企业也是一样的，很多老板说黄光裕给抓起来了，很多人讲一个理由，为什么会抓起来呢？因为他“原罪”，在中国人的眼里原罪就是先天就犯罪，抓一个不冤，十个一百个同样不冤，一旦老板出来大家都仇富，仇富的结果是政府进行高税收和打击都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企业家在中国虽然有钱，可是你看到一个人笑咪咪的，低头哈腰的，长得肥头大耳的，又总是自己掏钱的，基本上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企业家。道德上和心理上，各方面都觉得他没有一种很好的保护，这也是民情，政策也是一样的。
还有发展的问题。比如农村改革，人的改革，农民依然是农民，农民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是三个，一对农业有兴趣，二，喜欢农业，喜欢投资农业，还有一拨人喜欢乡村生活。我们过去农转非是很有积极性的，进入大城市上学，连家乡的土地都不要了，进入城市义无反顾，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就好像北欧有一个农场，规定以一个人要继承农场，法律上必须在农场住够15年才能获得农场继承权，我们现在说只要离开农村，把户口迁出农村就没有希望了，和北欧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人就会犹豫拿了博士学位还要不要管农场？拿了农场的博士学位就没有用了，管农场不要博士学位的，不要农场呢，拿了博士学位挣钱就不能要农场了。很多农民处于很艰难的抉择，放弃什么，但很多投资农业，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人，你想去农村买房子是非法的，不受保护的，哪天卖给你的人收回就完了，农村的房地产得不到发展，农业得不到金融和投资者，喜欢的人介入。包括传统手工业，传统的食品业，农村很多食品在日本和欧洲都是高价格的，手工的东西的确比现代化的农业，或者机械化的农业搞出来的味道好得多。我吃过原生态的牛，比普通卖的牛肉不知道好吃多少倍，价格差不多贵一倍，我认为贵五倍都不止，包括手工豆腐，米酒等等很多手工的产品。城市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经过快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的土地资源基本上消耗完了，北京再盖房子已经很困难，地已经没有了，发展是低质量、粗放型的发展。我们的城市过十年楼就得拆，路就得重新改造，本来没有多少钱，我们快速发展，低质量的发展结果是更多的浪费，一辈子都在买房子，买套房子换套房子，一直在买房子没干别的。城市越大越自由，没有发展机会，也导致了更多的外地人的问题，这些人要融入当地社会非常困难，尤其是第二代子女，生活已经融入了本地，跟老家一点关系没有，你要必须逼着他回老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对公共管理构成了挑战。政府改革同样面临一个问题，举个公共财政的问题，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一支笔”财政，各级政府很多单位都是一支笔，一个人把财权就批了，而且缺乏监督机制，也缺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要没有腐败问题才怪。
在这些问题和挑战面前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当然是宏观的政策清单，不是具体的。针对人的自由政策，给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有选择性的保护一些人，控制一些人，放开一些人，我们说人工不足是因为人不自由，而不是真的人不够，最近看秋风写的有关户籍制度的问题，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政策为本，不是以管理为本，不是以解决问题为本，即使是以解决问题为本，大城市有那么多的人口，这些人的户籍迟早要解决的。国家是统一的，所有人有身份证，户籍上每个人是相当是分裂的，还有签证制度，虽然是落地签证，没有出关签证，落地签证对本身对每个人讲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是比国际移民还难。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政策上给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给特权者以自由，有了博士学位就有自由，有了教授中级职称以上就有自由了。人才不是可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判断的，很多老板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字都不认识，但却是市场里面的人才。很多人即使是没有好好上学，但他通过自学也同样可以是人才，《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纳粹会判断这个人是否是人才，不是人才的枪毙掉，辛德勒说这个人是小孩却是人才；这个人胳膊断掉的，但他是工厂的技师是人才；这个人是音乐家；这个人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方面发挥作用，关键是看是否有需要。所以会看到吸引人才的地方，往往吸引最多的不是有大学文凭的人，而是有自己的资源的人，哪怕是有劳动力的人，经济发达地区想吸引人才没有吸引成，反而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我国出口的人才也不是有高学历的人才，更多的是偷渡的人才，通过偷渡在当地能够顽强的生存下去，也不是外交官，很多外交官到非洲之前，很多温州人已经到那里了。在国内被打击的一个温州人现在是柬埔寨吴哥最大的房地产商，这个人是逃跑过去的。
人的自由的政策、包括资源自由的政策、资本自由的政策、农村和城市应该是相互之间在人和资源和资本方面相互开放，相互的自治合作，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组的清单。第二组清单是相关的政府改革方面的政策，比如说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服务的政府，服务政府不是说全面管制而是提供司法服务，提供法律服务，也不是把法治定位在依法治人，依法治人是通过法律惩罚人，而不是服务人。
冯兴元：把人治写到法律里面去然后治人。
毛寿龙：第三，政府信息要公开，通过制度反腐败，关键是要细节的完善责任标准和程序。我们山西人很厉害，他们用外地人挖煤，再找外地人当官，外地人当官最后回来了，民工挖煤掉到井里了，所以外地人承担了负担本地人赚了钱，当然这是“阴谋理论”了，开玩笑，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是通过开放。如果没有开放的话，山西的煤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挖出来的，阎锡山时期封闭挖煤的速度就慢，日本人必须通过武力进攻才能挖煤。如果没有完善责任标准和程序官员就很麻烦，包括前任省长，这任省长王军已经哭了，“哽咽了两分钟”，说明没有标准。发展的基本道路，微观来讲看义乌就知道了，也可以看其他的地方，全国有很多发展得很好的地方，他们有很好的习性，而且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而且也绝对不会说把义乌人局限在本地，把人才留下，把坏人赶走，发展的道路要立足于人的发展，立足于人的自由，立足于城乡自由，立足于每个地方的自主治理，立足于政府的变革，政治与社会发展。这是宏观的清单，给冯兴元提供一点补充。谢谢大家。
秋风：谢谢毛教授讲得很精彩，以自由为中心提供了发展的政策清单，非常的有意义。下面请两位评议人评议。
郭玉闪：谢谢秋风给我的这点时间。这个报告我自己读的是比较有启发性的，我虽然拿到的时间比较晚，我后来跑到网上把列昂·洛夫的英文报告对照看了一下，我先提点意见。我自己读了报告之后有很多的启发，我读了中文报告之后第一个感受是，风格太外国了一点，语言不够中国化，这对可读性会有一些影响。我理解这个报告主要的重点谈的，重点是围绕经济增长讲的，像报个里面讲增长的好处是一切都得更好，大家都好，围绕增长来讲。我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尤其是目前中国背景下，经济有萧条的迹象，大家都很害怕。这个时候我们谈经济增长，这个报告是很应时的，列昂·洛夫在报告里面讲的标准，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国别讲的，实际上是讲具有一般性的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报告是否可以写一个中国版本，叫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围绕这样的主题先讲中国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不靠什么，这里面都列举了，不靠援助，自然资源，人口福利，历史情况，教育投入，基础设施，领导等等因素。它里面列了很多。这方面在中国是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的，比如现在经济不行了政府开始拼命的花钱，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个报告里面有很详尽的论证，不是理论论证，是经验数据做出统计分析来谈相关性，有数据支持的。如果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来谈，两大点，一个是不靠什么，同时可以带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靠什么包括冯兴元老师总结了，毛老师都说了。我自己看报告得到的体会一个是法治，包括产权的保护，尊重契约，还有比如说不能通过暴力掠夺，把农民的土地抢了做生意，成本很低，但是长期来讲不能促进中国经济稳定的增长。靠法治是第一点的，第二要靠更少的管制，不能到处设租，每个部门想个办法让自己的部门得到寻租，得到经济利益。比如海淀区的企业都要到海淀区税务局指定的一家公司买税控机，这种管制是很可怕的，长期以来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书里面也很切实的讲了更少的管制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还有贸易开放。
自由度变化的加速效应，这个报告做了国别研究，这个国家不管是在什么起点上，在漏斗里面哪个位置，经济放松了，把经济体变得自由的幅度更大，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就越显著，反之如果绑得越紧对经济减速的效应越显著，这是文章里面特别有说服力的闪光点。如果我理解的话，可以写一个版本，把这些点都拎出来进行说明，可能会显得更清晰。我自己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我特别想提林毅夫的观点，冯兴元刚才讲得比较隐晦，中国经济如果说现在的问题，已经遇到的问题和未来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跟林毅夫有直接关联的，并不是我冤枉他，他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自己讲的，他的观点变成了国家政策。他的最著名的观点我们知道，即“比较优势定理”把中国经济变成外向型经济，因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我们拼命的卖劳动力。林毅夫是这样看待中国人的，劳动力便宜之外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拼命发展劳动力。我们讲的经济增长靠什么，靠资源，靠某一两项的资源条件，在这个报告里面已经非常完整的驳斥了。林毅夫这个观点要反驳起来是需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探讨，第一个方面的探讨还是要看比较优势定理是什么东西，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写过一个文章，我自己个人感觉，比较优势定理是经济学家的神话，是事后总结的道理，但经济学家往往喜欢拿这个东西做事前指导。全世界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成功的个人拎出来，问当初选择人生道路，成功是事先预料到的吗？是你事先发现你的比较优势的吗？问一百个人我觉得至少有九十九个人，或者是一百个人都不敢回答，一开始我选定这条路就是后来正确的路，它都是回顾的。因为市场的风险，市场经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事先并不知道最后究竟哪一点是会让你成功的，你说柳传志成功，多年回顾的话，肯定会觉得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不能说每一步都是依靠英明的决策，最后得出必然的结果。中国还有一句古语，该棺论定，论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不到某一个阶段，不到事情经历一段时间是得不出结论的。比较优势定理肯定是有道理的，但用来做事情指导的话是废话，因为每个人做事情都是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某一个阶段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过了十年再回顾处境，因为信息掌握得不一样，情况肯定不一样。十年前肯定与所有的经济学家，事后知道的比较优势定理是有关系。我最核心的观点，比较优势定理如果只是事后总结的定理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市场就是讲人在选择趋利避害，人在判断什么地方得利最高的，如果是事前指导的话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这个人会成功的，经济学家拿这个东西做指导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或者是很大的偏差。林毅夫的对于资源禀赋，或者是对中国禀赋的判断，以及根据这个判断推导出来的政策走向，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比较优势定理，这个定理是不可靠的，不能拿来指导的。对中国的资源禀赋判断也是错的，中国有什么优势吗，中国人不能办企业吗？清代的时候中国人很早就把银行，很多产业开到全世界了，已经有这个跨国公司了，怎么到了现在反而更差了呢？我们知道晋商徽商当年都是很辉煌的，讲中国人没有企业家精神，肯定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中国人不聪明吗，只能卖劳动力吗，也是对中国人的侮辱。80年代以后都是这样的局面，中国是播种机，美国是收割机，把最好的人吸收到美国，到美国基础科学的研究里面。中国人在这些领域都是很活跃的，中国人在演化能力方面不是缺乏的，不是说中国人只有卖劳动力，只能卖劳动力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可以说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定理，推导出外向型经济，中国人只能卖劳动力，显然是侮辱了中国人的智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企业家的成长，几乎都是一群，比如像温州一群有冒险精神的人，提着脑袋干出来的，或者是有吃苦精神的人，在制度的夹缝当中拼命去顶，去冲刺一些空间。这也使得他们带上了原罪的判断，实际上这些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温州人从80年代初在中国走街串巷，他们肯定不会只满足林毅夫的判断。
林毅夫的判断如果是对的话，他从台湾游过来就应该到烟台，到经济特区卖劳动力，而不是进大学学习，因为不知道比较优势在哪里。张维迎也不应该到国外拿经济学家，拿博士学位。如果检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是影响很大的，我们毕竟是从完全控制的经济，转到松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指向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林毅夫应该是要负一些责任的。现在中国按原来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中国的增长到底有哪些劣势？这也可以分析的，一直以来大家都这样理解中国的市场，几块力量角逐，国有企业，民营资本，跨国公司。一直到90年代末，在竞争性市场民营资本才开始站稳脚跟，一个是国家的政策给了空间，第二是通过非常残酷的价格战把跨国资本从市场里面感出去获得空间。总的来讲中国的民营资本表现，虽然空间上有很大的成长，表现还是非常差强人意的，比如家电市场，所谓的民族产业，民营资本能够依靠的手段就是低价，核心的技术都很少掌握到的。电视产业中国企业拼死拼活，长虹使劲的杀价，也就是20%左右的浮动，这个行业80%的成本，核心技术从韩国，其他国家进口的核心配件形成的成本，那个钱是人家赚的。所以手段非常有限，制度引发的能力非常弱的，我们民族企业都是搞快餐的，搞贴牌，各种产业都是玩贴牌的。这个恶果讲起来跟前面从80年代开始，国家政策不注重基础产业，或者是知识产权的投入，这肯定是长期讲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二，国有企业的垄断是非常致命的，98年******搞国企改革，确实把国企盘活了。但是带来了很大的弊端这些国企有可能变成寡头垄断，甚至是影响到中国的政局，国企垄断不是有真正的通过生产力带来的结果，比如石油行业04、05年有很多的纠纷，无论是新疆的油气开发，还是陕北的油气开发，很多民间资本进入中石油废弃的油井种打出了很多油，中石油又回头来抢。废弃的油井说明按你们的生产率是捞不到什么钱的，民营资本进去还可以得到回报率，只能说国有企业财大气粗非常的浪费，生产力不是很足的。第二会坏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NBO全国人都在骂，都说国有资产流失，管理人偷资产。但是很多国有企业是能做得好的，跟优秀的企业家运作有关的，这些人的报酬呢，一个饼做大了十倍你说不让人家分，逼着人家做铤而走险的事情，这样会害了很多的优秀的企业家。如果产权转制做不好不但把企业家害了，把企业害了，健力宝和科龙都是典型的例子。还有金融市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全中国只有两个股市，这么大一个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往前走，没有多层次的，各种各样的融资市场来满足，怎么可以发展起来？美国有多少股市啊，中国才有两个，90年代的时候在各地都自发的形成了很多的交易市场，后来都被中央政府打击了，只允许成立两个，现在已经成为赌场，寻租的地方。长久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相当有害的。
在外向型经济，卖劳动力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有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未来长期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前景堪忧的。
最后讲一讲，目前中国已经陷入到经济增长速度反缓的处境。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应对方法是陈志武讲的方法，张维迎又把这个话说了一遍，把国有企业分掉，这就是东欧改革的经验，有几个好处，一个是解决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第二，可以同时带动证券市场的发育，按照陈志武的观点应该由各地省的国资委成为地方的证券市场，证券化。有全国的证券市场，同时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培育。我觉得目前是最好的时机，释放出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让国有企业全民证券化分掉之后，废除掉相应的市场准入的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目前被国有企业牢牢抓在手中的上游产业，如果错失这样的机会，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是很难的。拿这个报告来看几乎没有前景可言了，这边讲经济增长不靠这些因素，我们几乎都是靠这些因素获得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长期的经济增长靠的因素我们几乎没有真正的依靠。无论是法治，还是减少管制，还是开放，开放稍微好一点，还是资本自由度变化的标杆，都还没有成为中国掌握政策，或者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和观念，我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的，澄清观点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个报告应该很有贡献的，但确实应该改变得中国化一点。
郑旭光：我2000年的时候见一个老同学，他说你知道中国人现在想的是什么？是买什么房买什么车的问题！我说那是北京的一部分中国人这样想法吧？我们经常需要自省立场偏见的问题，以判断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自身状态代替置换为全部的或者大部分人的判断。
冯兴元和毛寿龙分别做了发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就是发展、财富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应当无置疑了是好事，尤其是对穷国来讲；对富国来讲，可能经济发展在其国民主观需求里面的相对比重会小一些，不是那么特别好。关于好坏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手里有一百亿的家产，我可能认为中国已经很富裕了，这当然是错的，中国是穷国要增长，主要是财富要增长。
增长好坏的问题已经不用置疑，关键是关于增长的真假问题，这个报告着重在讲真假问题，即增长的真正原因何在？如何才能增长？我对于发展的问题认为报告最精彩的一点是关于考察财富增长观点，即应该考察增长过程本身而不是考察已经增长的结果，从历史和现实中中考察那些增长中国家而不是那些增长过的停滞国家，你要学别人的致富经验，应该问创业的父亲，而不能问富家子，那些继承财产的人，去富国应该问经济史学家问他们国家富裕的历史，而不能问现在的执政者怎么管理一个已经富过的国家。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国家，已经富裕的国家和正在成功正在富裕的国家是两个概念？已经成功的国家不排除是个正失败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美国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是一个正失败的国家的状况，从增长的角度来讲。
曾经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郭玉闪提到比较优势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有过争论，提出生产力的理论李斯特——德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和当时主流的自由经济学家一个不同的看法，他对那些基于现有经济格局来分析比较优势的机械经济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个置疑，可以比方来讲，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的比较优势应该是种地呀，和欧洲国家比起来没有工业优势但为什么还要发展起工业来？美国工业如何崛起呢？不可能象李斯特说的是靠关税保护发育起来的生产力，而应当是美国人顺应自身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
这里牵涉到对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误解，比较优势这个词字面上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比较优势就是比较谁在哪方面比别人强，就是有比较优势，这不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概念，比较优势不是比谁有优势谁无优势，而是说我有很多种能力，我是从我这些能力中间选取一个我可能收益最大的能力，这是比较优势，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优势比，不是和别人比。比较优势不是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比较而是主体内部自身能力之间的比较。处处不如人的人也有比较优势处处比人强的人也有比较劣势。人人都有比较优势，而且这个优势会随时而变。
人自己的优势在何处需要在自己的预期和命运中发现，而不是简单的地依据现状来做未来预期指导未来行动。
发展与自由的问题：冯兴元讲到杨小凯的看法和林毅夫争论，我认为杨的看法稍有偏颇，单纯的技术或者是技术引进不会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伴随着发展和财富增长，应该有一个增进了自由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中国经济自由化30年的进程是一个很确凿的现象可以分析的，这个现象一定是跟制度的变迁有关系的。杨小凯讲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单纯的技术引进，后进国家不仅是因为对外开放所以外部的信息、技术、资本能够引进进来，让经济可以发展。实际上还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让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利用资源的能力能够被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任何增长。你这个能力如果还是捆得死死的，那不会有什么变化。
法治与自然法方面，应当以自然正义作为对法律条文正义与否的约束，这方面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能是违法之法。过去是不自由的，现在是自由不足，比起不自由，自由不足使多数人的福利感受增加了，但是在自由不足中有一些人是绝对地受到损害的净受损者，他们感觉到世界的不公平加重了，这些人可能成为颠覆现有秩序和革命的动力，这是功利主义伦理解释不过去的。北方的革命倾向和南方的保守倾向，经济自由最充裕的东南沿海可能是保守主义，北方和中西部的自由不足是革命的源泉。
有一个湖南朋友发现他们村子里很多人迁去广州住，感觉广州是生活比较自由的地方，跟北方的乡村比，在一个原住民都得不到保护的地方，外地人生存更不安全，反过来讲，外地人都愿意舍弃原地的地方去就住的地区对原住民的保护相对好得多。
秋风：现在休息两三分钟。
冯兴元：下面请军宁来讲讲，他从宪政的角度写了很多内容。大家欢迎。
刘军宁：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对高效国家的看法，对这本书的看法，我想谈的角度是从经济自由与高效国家的关系，以及通过读这个报告我对这个高效国家的理解。什么是高效国家？我想把这本书的观点再往前面推进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从指标还是从结果上看，富裕的国家就是高效国家，贫穷的国家就是低效的国家，为什么贫穷，说明资源配置的效率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能配合并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是衡量一个社会唯一的指标，可以用经济发展作为比较方便的指标看看高效国家与财富的关系。如果说富裕的国家就是高效的国家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排除委内瑞拉和沙特这样纯粹卖石油的国家，有商业周期波动的时候他们的财富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今天借钱给俄国换取石油，理论上说俄国的钱是很多的。从经济发展的指标看，通向富裕国家之路就是通向高效国家之路，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如何通向富裕国家？
高效国家习性这个报告给的答案是，作者发现自由是经济增长，或者是经济成长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自由不论怎么定义，哪方面的自由，只要自由就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益，经济自由是通向富裕和高效最重要的道路。好几个机构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都显示经济自由指数更高的国家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也是更高效的国家。从某种程度来说，经济增长国家的高效是经济自由的结果。我要把这个看法再往前面推，我个人认为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正是通过经济自由的运用人们可以获得其他自由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举个例子，这次央视大火，很多观火者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为什么这样一个事情老百姓得到了很多的快乐？在中国这个通过经济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的道路被堵死了，中国只有看到央视一家电视台，一方面获取超额利润，一方面垄断言论，既垄断了财富又垄断的言论，引起了老百姓极端的不满。如何打破这一点？如果在中国办电视台赚钱，这样的经济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每个人只要有钱都可以通过办电视台来赚钱的话，央视大火，一个电视台失火除了让竞争对手高兴其他人都不会太高兴，央视大火恰恰反映了中国表面上看是言论自由的缺乏，根本上看是特定领域经济自由的缺乏，央视凭借垄断的政治权利来剥夺了别人的经济自由，别人的言论自由自己又获得了超额利润。
经济自由不仅是个人获得财富的一个手段，经济自由的扩展，同时也能够很好的限制国家的权力，及权力作用的范围。经济自由的普遍存在对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是很好的限制，这个意义讲，虽然经济自由不等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本身对国家有很好的政治后果，这点是谈论经济自由的人经常忽略的。经济自由我认为也是一个高效社会的基石，我的理解是经济自由的好处并不仅仅表现能够给社会带来财富。而且，一个在经济上充分自由的社会，在道德来说也是优越于其他社会的，换句话说，一个经济上充分自由的社会具有某种道德优越性，这也是能够成为高效国家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说经济自由的社会跟一个社会的道德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他首先通过带来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裕，连孟子都知道这一点，生活改善可以使人的行为更加体面，生活不改善会使人的行为更加不道德，铤而走险的情况会多见。第一种意义说，只要经济自由能够带来富裕，就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建设，经济自由的一切活动基于自由，自由本身比不自由更道德，尊重一个人的自由，跟你去抢或者干预另外一个人相比，肯定是普遍尊重自由的社会是更道德的社会。经济社会不仅有利于道德的社会，有利于文明的社会，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有效的防治专制的出现，有经济自由就会有竞争，就会有无数由小到大以小为主的经济权力的中心，这些中心阻止了经济权力向中央集权集中，通过每个人每个机构，通过运用自由分散了决策的风险，只有分散了决策的风险，才可能使一个国家成为高效国家，计划经济的最大风险是把一切决策集中到中央，集中了决策的权力就集中了风险，中央搞大跃进的时候，全民要付出代价。在经济自由的社会如果一个公司决定把锅砸了炼铁，即使是这个做法对公司来说是荒唐的，对社会波及面是小的，如果一个国家决定把锅砸了炼铁以赶上英国超过美国的时候，这个风险就是全社会的风险，这个代价也是全社会的代价。
通过经济自由我们看到得出了刚才的结论，经济自由的社会才是文明的一个道德的社会，而且经济自由是通向其他一切自由的路径。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很容易被从人们身边夺走，我没有看到一个社会没有经济自由居然有政治自由，不知道谁能举出这样的例子：一个社会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有很大，有50%到100%，我想甚至连20%都没有，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举例说这个时候政治自由很多，经济自由没有。我个人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也许我知道的有限。你可能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政治自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80年代中国有一个争论，中国的变革只要启动了言论自由这个杠杆，一切就会如愿以偿的实现。言论自由很显然是政治自由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要想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自由，会有言论自由吗？比如我们谈到言论自由，首先想到的是办报，如果你连办报赚钱的自由都没有，这个社会会有言论自由吗？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来看，大部分办报的人首先是为了赚钱，其次才是为了表达某种立场，只有在极少数很有钱的人身上，才会宁愿烧钱办一份没有人读的报纸，表达自己的立场，可是大多数人无论表达的什么观点，首先这个报纸必须卖出去才能够生存。既使是言论自由看起来是很政治的一种自由，但其实还是经济自由。不允许办报，不允许办出版社，办电视台赚钱的社会不可能有言论自由的，没有通过销售舆论产品，或者是新闻产品来赚取利润的国家是不可能有言论自由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很多政治自由的背后，首先要看到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个人理解办公司和组织政党都是结社自由（Freedom Association）的表现，只是一个是成立赚钱的机构的自由，组建政党是成立不赚钱的机构的自由，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地球上找不到一个国家允许人们自由结党，却不允许人们办公司，我们看到是很多国家先允许人们办公司，慢慢的允许人们成立政党，我们找不到一个倒着的国家，允许自由成立政党却不让人家办公司。
当我们讨论经济自由与高效国家的时候，并不仅把眼光局限在钱的问题上，局限在GDP的指标问题上，我们看一下讨论经济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必然要关注政治后果，一旦经济自由多起来，其他方面的自由会慢慢的展开，加强产权保护，扩大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经济自由的产物，厉行法治是保障了财产权，这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增长通向发达国家必须走的道路。
通过经济自由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今天成为当今最为普遍的，唯一可行的经济形式。这是两个方面的产物，一方面是人类漫长探索，以及向中国这样走过很长弯路的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像亚当斯密说的，经济自由最合乎人的本性，只要让人创造，探索，就会运用自己的自由，在文革结束以前中国有一个口号：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要割？因为资本主义尾巴不割总是要长出来，因为根在人性里面；可从没有人说要割社会主义尾巴，因为割了就不长了。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割都要长的，社会主义尾巴只要割掉就不长了，除非人工移植一个尾巴。
这种经济自由是充分的适应了人的特性，人的特性之一是每个人都不是全知全善的，大家要自己探索创造自己的自由。如果存在全知全能的计划者，经济自由是多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机构，全知全能的机构不存在，建立这样的假设基础上构建经济制度，这样的制度一定要破产，中国和苏东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自由对于中国成为富裕、高效的国家如此重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现实中，却常常受到文化与制度的轻视乃至蔑视，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文化常常把经济自由当成一种与庸俗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低级的，可有可无的自由。中国的自由如果说有奇迹的话，只能归为经济自由和经济财产权的功劳，而不能归功于其他人的头上。这本书中提出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看到计划经济，全知全能全善的假设又开始回归，今天上午有人说最后一条行业振兴规划，十大行业振兴规划。这个行业振兴规划是基于什么样的假设呢？就是世界上有某一个机构，中国有某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知道如何振兴行业，知道通过什么样的资源配置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达到最优。我们前后稍微一比较，发现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在数个月之前还告诉我们，中国人应该住多大的房子，房地产商应该建多大的房子，今天就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来买我的房子，我就送你一个户口，你买的房子越大我送你的户口越多，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行为证明它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指挥者，有大量的鼓励大型国企兼并联合，这就意味这什么呢，进一步地挤压千千万万个民间的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一步的回归。高效国家的习性在现阶段中国出现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中国开始忘掉过去30年受益的东西，开始回顾过去60年当中受害的东西。谢谢大家。
冯兴元：军宁做了精彩扼要的讲话，总结了经济自由对实现高效国家的重要意义，十大行业振兴，“振兴”两个字本身就有问题的，十大行业是已经败了，需要重整旗鼓的，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能不能谈上振兴都有问题，十大行业都是政府推出减少管制，建立私人财产权的事情，振兴两字就是要打叉的，不存在已经败了，重整旗鼓的事情。房地产行业国家作为买房垄断者，买进土地，在二级土地作为卖方垄断者卖出土地，政府要对自己改革，而不是给这些企业提供补贴之类的。下面请秋风——著名的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研究员讲司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秋风：我首先也是对这个报告有一点点意见，如果要再版的话，应该考虑修改一下，内容当然是很精彩的，每一章的内容都很好看，讲出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真理。但是作者确实头脑有点混乱，章节之间看不出有什么逻辑关系，一会儿讲这个，后面一章又回去了，不知道在讲些什么，结构上确实有一些不合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郭玉闪讲得很正确，如果以后再做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调整或者是修改。
再补充一点。刚才郭玉闪的发言提到比较优势的理论，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注意的一点，我们要注意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是在讨论打破贸易的重商主义政策，提倡自由贸易的语境提出的，李嘉图论证只要放开了，打破了国家的管制，企业逐渐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好处。实际上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给每个企业以经济自由，他们自然的就会选择出最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商业的模式，比较优势背后的原则就是自由，主要是侧重于自由贸易。我们今天的会议室叫“逸夫”，我觉得林毅夫比邵逸夫要差远了，邵逸夫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个人在香港创造了电影业，靠的是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和香港自由的法律环境。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除了表明他是弱智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下面讲我自己的看法，关于这本书确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虽然人们可能提到，不一定以细致的方式突出出来，这就是22页所讲的法律体制的完整性对增长至关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第十章75页讲到南非之所以能够在非洲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它的政策清单，前两项都是指向了法治，一个法院一个司法独立，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所谓高效的经济增长政策清单是非常有启发意义。我们现在也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政策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还是专家，所谓的幕僚们，经常会忽略法治和司法，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们同学理解经济增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非常重要。
我从三个方面把这个问题阐述一下，第一，作者提出了这么一个命题：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法律体制的完整性，不过作者也没有进行论述，我就试图有一个补充，为什么法律、法治，或者说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对于经济增长最重要？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有效的规则体系，以及有效的规则体系的执行体系，那么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没有办法进行，简单地说像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到一个微观的层面考虑的话，含义就是人们的经济活动跟人们遵循规则的活动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就不可能有高效率的经济活动。从宏观的层面来说，经济增长需要依赖法律体系，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不是靠国家，像现在一样制定产业振兴政策，我们讨论的经济增长，设定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每个人自己的创造性，自己自发的合作。而且我们可以设想，假定某种程度上没有一个政府，人们仍然会进行合作，经济增长从根本来说是靠企业家，人身上的创造性和亚当斯密说的“人们交换的本性”，这种自然倾向，人们进行交易合作的自然倾向。有两个因素使司法成为必要，第一个因素，世界上总是有坏人，有一些人良心不好，他们可能和你交易，交换合作的时候总想骗你，这个时候需要有第三者来对他执行规则，这个是一种，也是我们通常讨论的，一般人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二点，可能经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还有一部分人，表面上看起来也是违反了规则，但是实际上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规则，比如温州的企业家，当时是他们是违法的，但他们实际上创造了私人经营的规则，他们推进了私人产权。比如在英国同样会这样，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会有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次贷危机，这种金融产品是由金融企业家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产品，现在把这个产品创造出来了，这也可能引起纠纷，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纠纷，这个时候都需要有第三者，要么执行原来的规则，要么确认对新的规则进行审查，这个时候需要司法机构，由这一点我会延伸到第二点，我们如何理解法治，法治究竟是什么？作者没有把问题完全想清楚。
南非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应该是普通法的国家，但是作者显然没有理解普通法是什么，所以他对法治的解释，我愿意对他的论述做一个校正。因为这个论述我认为有一些偏差，他讲的是说权力分立的要求，23页，“法律制定权应该属于立法者，判决权应该归法院”，下面一段又讲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一直受到侵蚀”，“法院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他认为这都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侵蚀。生活再一个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学者，不应该这样简单的理解三权分立。在普通法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在普通法的传统里面，通常情况下，是不承认三权分立原则的，或者是三权分立原则是对现代宪政最肤浅的理解，哈耶克曾经说过，是基于孟德斯鸠对英格兰宪政制度的误解得出的结论。三权分立好像说行政、立法、司法各干各的没有任何关系，那岂不就是三个独裁者了吗？我们只不过是把原来的一个独裁者变成现在三个独裁者，从根本来说是非宪政的设计方案，三权分立总是讲这个，提宪政就讲三权分立。但实际上有很大误解。我们理解英国的宪政，我们如何理解法治，法治是什么？是法律的统治，即在这样的国家政治结构里面法律是最高的，而不是三个并行的权力，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是三个权力在三个领域里面是最高的，那其实这个不是宪政。宪政是完全受到法律的限制和控制，宪政的意义是国家法律要高于一切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这个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由谁来制订的？我们去讨论宪政制度的时候，尤其是讨论英美的宪政制度，我们回到普通法的传统里面讨论，为什么说现代的宪政制度形成于英国？在我看来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普通法的核心是说法律是由法院发展起来的，通过司法的过程发展起来的法律规则，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最起码可以理解为这个法律不是立法机构自己单独地制定出来的。这点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点，可能受三权分立的影响太大了，像作者说的，法律的制订权应该属于立法者，我们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法律的立法权属于国会，谁来约束国会？如果现在制定每个人，家庭里面互相自杀互相对着开枪，要制定这样的法律谁来制止它？单纯的一个三权分立不足以构成一个宪政。只有一个法院所发展起来的这么一套法律规则体系，才有能力限制整个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像作者提到“司法能动主义”，在我看来这才是法治的，真正的精髓所在，法院必须制定这个规则，然后对这个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去执行规则，这样在一个政体的结构里面才会看到真正的有一个机构，在执行这个法律。否则的话这个法律不可能自己执行，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国会制订法律，我们颁布一套规则，法律自己不能执行，法律必须得借助某个机构执行，比如我们对官员，对国会的法案，国会的立法得有一个机构进行执行。执行一个更高的法律，这就必须得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从进行历史的讨论，进行逻辑上的分析，最后会认定这个机构最好的机构，最合适的机构就是法院，这里面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不再深入的讨论了。我的基本观点是理解法治最好从司法过程理解，法治，法律之治很大程度是法院之治，法院之治其实应该是法官之治。
第三点讨论关于中国的案例。这本书一般的结论，说法治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看了结论之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谁都知道中国法治非常糟糕，但是中国仍然实现了很快的经济增长，这可能是需要我们做制度经济学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至关重要，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制度乱七八糟，仍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需要有一个解释的，这个解释可以有一个投机取巧的解释，我们有一个时间段的问题，虽然这几年，十几年增长得很快，也许从今天开始问题很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是由于法治不健全，或者是司法体系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导致的，这个后果很可能会完全摧毁我们以前所积累的财富。从一个常识来说，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也许因为制度不健全，只要几年的时间就完全摧毁了，我们看中国历史治乱循环，两千年，过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特别繁荣的时期，可能一个王朝有五十年的时间比较繁荣，剩下150年都是战乱，社会民不聊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从繁荣期进入一个衰退期，会不会进入一个长期的萧条期，甚至是社会的动荡期？我们原来所创造出来的财富都会被耗散？每个人的地位，财富，还有幸福感都会下跌，我觉得这种倾向趋势还是有的，比较明显，尽管不一定完全变成现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增长的过程中没有伴随着法治的健全，或者说没有有效的司法体系，在增长的过程中维护公正。今天看了新闻赤峰强制拆迁，一个女士剁手指头又自焚，这样的事情可能天天都在发生，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经济的后果是什么？是社会里面有相当多数的人不承认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是正当的，这个社会里面相当多数的人，也许有大多数的人希望颠覆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原罪”这个问题因此而来，我不觉得你挣的钱应该装在你的口袋里面。经济学家通常不考虑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会使经济增长最后颠倒过来，经济增长本身会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之前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繁荣导致动荡，里面有一个内在的机制，这个机制在于增长的过程里面，强者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个增长过程中伴随着掠夺，这个掠夺最后必然有被颠覆的过程。再往后看，如果要关注未来的长远的稳定的增长，就是说法治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必须建立一套公正的法律体系，有一套有效的法律执行体系，对于每个人所进行的经济的交换与合作的活动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到了侵害的人，可以及时的找到救济，这样的增长才是有效的增长。我们现在光讲高效的增长，我们首先要考虑增长是否有效，刘海波博士提的看法很有启发意义，就是对过去30年的增长提出疑问，我们有增长吗？如果说每一个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过程里面充满了不公正，这个交易过程本身，比如强制拆迁，或者向农民工这样，交易过程中受到了剥夺，我们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这个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负面的增长。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堆积了很多物质，我们的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从一个还原到微观个体的层面看，这个社会也许没有发展，最后的结论像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要增长，那么先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然后推动所谓的法治建设，如果没有法治的建设，既使是有增长，这个增长基础也是非常脆弱的。
冯兴元：这一段秋风再增加，改一改，法律这块三权分立，区分一下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大家的一些误解，或者是本身的问题。涉及到司法能动主义应该是两种，一种是党政干预，我们是要批判的，如果法官立法我们是要支持的，三权分立里面立法者，包括法官，在普通法体系里面。秋风讲了“有效的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增长本身没有问题，区分了增长和发展，两者是有差别的，增长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冯兴元今天穿了西服，30年以前我中山装还是破的。下面请李文钊博士做评议。
李文钊：有三个问题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基本的本源是什么？报告显示了政策清单，要找出关键的因素，指出四个字，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增长最关键的因素，其他的因素都不是，这可能是数据的说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障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基础和支撑是什么，刚才秋风老师给予了回答，是法治。只有法治的情况下才能使每个人充分的利用经济自由，也会使每个人审慎的利用交易的权利，法治是什么？三权分立只是法治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所有的行为受到约束约束是基于大家共同遵循的规则，法官本身也应该受到约束，受到更高的约束，只有每一个人都受到约束的时候我们才能讨论政府与发展的关系，政府只有受到法治的约束，促进经济自由的情况下，政府才能成为增长的组成部分而不会成为破坏增长的掠夺之首。关键是政府在法治的框架下促进自由的政策，还是破坏法治实现个人基本的利益。
冯兴元：感谢文钊的精彩评论。
郑旭光：我再谈谈比较优势定理，比较优势定理这个字面上很容易误解，以为我比别人强，这不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我有很多优势，很多种能力，我可能处处不如人，我是从我这些能力中间选取一个我可能收益最大的能力，这是比较优势，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优势比，不是和别人比。法治与自然法方面，媒体可能容易误解，一切以自然正义作为法律约束，比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能是违法之法。第三制度与自由，或者说法治与自由，刚才讲到拆迁的问题，过去是不自由的，到自由不足，自由不足中有一些人的自由是绝对受到损害的，被拆迁的人，从功利的角度可能是成立的，受损失的一方感觉到世界不公平，这些人可能成为颠覆现有秩序和革命的动力，净受损者，这是功利主义解释不过去的。北方的革命和南方的保守主义有可能性，经济自由最充裕的东南沿海可能是保守主义，北方的自由不足是革命的源泉。有一个现象，有一个朋友去广州发现很多人迁到村子里住，感觉广州是非常自由的地方，跟北方的乡村比，在一个原住民都得不到保护的地方，外地人生存更不安全，反过来讲，外地人都愿意舍弃原地的地方原住民的保护相对好得多。
冯兴元：比较优势的定义，国际经济学里面有，我们一定要自己查一下，中国要走的路，可能是既要发展竞争优势，也要利用比较优势，是两条路，最重要是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现在到了自由提问阶段，请在座的提问。
毛寿龙：大家讲的优势个体意义更多，实际上是个人选择问题，我什么都没有优势，最后也会有用，这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不要以为农民工什么优势都没有，但是跟大家比可能语言不通，只会说本地话，普通话也不会，可是你不干的事情他干，这就是比较优势。这是市场经济，总是会对所有的人提供展示自己可能优势的机会，既使是你是弱势也同样可以成为优势。
秋风：我补充一下比较优势，从交易双方衡量的，比如大学教授和农民工，大学教授在所有方面都超过农民工，仍然会感觉有一些事情由农民工来做对我最合算，他让出来的就是比较劣势，农民工即使是所有的方面都差，比如打扫卫生是一个可以带来收益的。比较优势要放到双方交易的场景考虑，能够使双方的收益都比原来不交易的时候高，这时候就产生了优势，优势就是收益的意思。
冯兴元：好我们今天的会议结束，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九鼎公共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