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言咏/文

一

1978年是一个火热的年头，其热力在开春伊始就被人们感受到。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要建设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化厂等，结合原有的工业基础，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这种雄心壮志很快又因为在和外部世界时隔多年以后的大范围接触中所感受到的冲击，而更显迫切。

1978年10月26日，乘坐新干线由东京前往京都访问的邓小平被日本记者问及乘车感受。一向快人快语的邓小平脱口而出：“就是一个字，快！感觉推着我们向前跑。”

在大体上摆脱了备战思维，并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之后，中共中央高层在检视昔日资本主义对手的建设成就时，多有这种被“推着跑”的紧迫之感。

此前的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他出访考察时广泛接触，详细调查，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这次访问考察，让代表团切实体验到了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有成员回来后用“震惊”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邓小平对他日本之行的简要总结被视为吹响了启动改革开放，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的号角。

与中国奋起赶超的急迫感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为自己过剩的资金和技术寻找出路的迫切意愿。在谷牧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他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而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

值此内外情势俱为高涨之际，新一轮大规模引进国外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的高潮便有了水到渠成之感。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被写进了会议公报：“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宝钢举行了开工典礼。

二

钢铁，一直被国人视为工业化的核心。当年洋务运动时期斥巨资引进兴建的汉阳铁厂起初无论规模、设备先进程度和产出都超过日本同期的八幡制铁所。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次大规模引进建设的高潮中，钢铁都居于显要的位置。在引进156个大项目基础上顺利完成的“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恢复和建设了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1970年代初期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中，武钢的1.7米连续式轧板机被当作重点项目报送。该项目从联邦德国引进，由武钢与日本新日铁合作建成。

在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中横空出世的宝钢，更是对中国钢铁工业乃至整个现代化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外引进的最大的工业项目，宝钢在引进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和波折也最大，其间的义利之辩，夷夏之防，调控保压之争，央地关系协调等命题将贯穿其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岁月。

同新日铁合作建钢厂的拍板人是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他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当时争取这个项目的有好几个省市，后来上海凭借各方面的综合优势，以及此前已着先鞭的“三委一部一市报告”（由冶金部牵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的建设上海钢铁厂的报告）胜出。

很快，宝钢建设的热情便因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失衡而遭逢打击。由于摊子一下子铺得太大，项目引进过于集中，导致国家外汇和基本建设投资出现较大缺口，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针对经济工作做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决定。宝钢首当其冲，其与新日铁签订的引进合同推迟生效，全国上下也出现了各种议论。一度热情争抢这个项目的上海此时也出现了抱怨之声，说“老百姓的房子欠账已经够多了，还花大钱搞这么大工程”，认为“两座大山（金山石化、宝山钢铁）压得上海人喘不过气来”。此时，宝钢项目何去何从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该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召开了关于宝钢建设的专题讨论会。会上陈云表示：宝钢是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都关系重大，事关全局，投资很大，在200亿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广泛征求更多人的意见。但现在工程正在进行，进度是好的，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应列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买设备的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等等。

同年7月4日，王震在视察宝钢时说：“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宝钢就是现代化的象征。不要对宝钢泼冷水。搞现代化就要有气魄。”邓小平在7月21日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也指出：“宝钢市委还要管，第一要干，第二要干好。宝钢国内外议论纷纷，我们不后悔。”

但社会上对宝钢的质疑并没有平息。1980年9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主要集中在建设宝钢项目的决策问题，选址问题 （工厂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环保问题，进口矿石问题（外国人会不会卡我们），投资问题（会不会变成无底洞），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等等。对这些质询，《人民日报》给予了公开报道。

当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决定宝钢采取下马办法停建，“一期缓建，二期不谈，两板（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但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人们仍对宝钢问题看法不一，提出再论证一下。

后来几经周折，在相关部门折冲樽俎之下，宝钢一期工程于次年8月作为续建项目得到认可，并于1985年9月15日如期建成投产。

在当年宝钢的主事者之一陈锦华看来，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推动了中国对外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与外国大公司的合作，中国的公司治理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做法。

三

除了大规模的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壮大国有骨干企业外，另外一些“请进来”的方式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以及进行“三来一补”合作等也次第出现并推广开来。北汽吉普和上海大众的合资案以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俱为传诵一时的重大新闻。而“三来一补”在南方的高歌猛进更让人们亲密接触了当年如蛇蝎般可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如果说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得益于1973年“四三”方案先行先试的话，那么后者的遍地开花也同样萌芽于那段岁月。

1973年6月，广交会春季交易会结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时，其间谈到加工出口问题。周说，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要便宜……”

在周恩来时代只是耳闻之事，到了1978年则为邓小平所亲历。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崛起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令邓小平感慨系之。11月13日，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园区，当时他就表示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来。后来邓在有关讲话中又专门谈到要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除了美日欧的外资，那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口袋里涨得快要溢出来的“外资”早已迫不及待了。实际上早在1960年代，那些因为某些东南亚国家排华事件而避走香港的东南亚华侨就曾表达过投资华南的期待，然而由于其时形格势禁而不了了之。

当时光行进到1980年代，周恩来当年“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的遗憾，在南方被人们以热火朝天建设“特区”的方式加倍弥补了。

在这段国门初开的激情岁月里，因引进先进技术而壮大的国企，怀着对全球最大市场憧憬而到来的三资企业，以及由它们“带动”的民营企业 （加上土生土长的社队企业），都迎来了自己的花样年华。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三分天下的格局就此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