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言咏/文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攀枝花市是“三线”地区崛起的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之一。

“三线”的概念出自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都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四面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涵盖了13个省和自治区。川、滇、黔和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对与“苏修”“美帝”必然有一场恶仗要打的某种战略设想，给军工产业的发展赋予了迫切性。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广袤的中西部地区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据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中央为之投资了2052亿元，最高潮时，400多万人来到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建设了1100个项目。“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决策于“文革”之前，进行于“文革”之中，是“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如果算上后来的调整改造，可以说是延续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比。

三线建设已经走入历史，后人对它的评价褒贬各半。一方面，项目过于偏僻和分散，为企业后来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不便和浪费，投入之巨与收获之限不成比例，因此被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另一种看法则是，它在客观上缩小了东西差距，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其积累的物资也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基础。

三线，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一个特殊的标本。

二

经历了三年大跃进，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中国的经济面临严重困局。1962年当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最早提出 “先抓吃穿用”思路时，在一旁听会的秘书等工作人员，反常例地鼓起掌来。

1963年设想“三五”计划时，中央领导人的初步共识是，扭转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工业的思维定势，把农业发展放在第一位，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然而，大跃进的激情与伤痛抚平未久，人们大干快上的热情很快就复燃了。

在1964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不满，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这一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借大陆经济困顿之机仍试图反击，南面越战逐步升级，西面中印边界军事对峙，北面中苏边境也事端不断。同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燃烧至中国南部边界。

这一事件让毛泽东更坚定自己的判断。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这标志着三线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三五”计划指导思想从 “解决吃穿用”彻底转变为“以战备为中心”。

三

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曾说，“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不放心。没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

要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攀枝花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最后，技术人员在金沙江边上一个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设计出攀钢的蓝图。

随后，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云集金沙江畔安营扎寨，不分昼夜地开工建设。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大，路程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这一艰巨的任务得到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个省市共1500辆卡车的支援。由鞍钢、武钢、重钢等地调来参加攀钢建设的职工，到1965年达到8万人。

攀钢基地只是“三线”建设期间1100个大中型项目中的一个缩影。

由于地理的原因，“三线”建设重点在西南，兼顾西北。另外两个重点项目，一个是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个是连接四川和昆明的成昆铁路。

成昆铁路经过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沿途地势险恶，约有1/3的车站没有适合的安身之地，只能建立在桥梁和隧道里。全线修建桥梁991座，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长度。

承建这条铁路的铁道兵部队，付出巨大的牺牲。今日乘坐火车经过成昆线，车窗外还能看到耸立着的烈士纪念碑，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共有1000多座烈士坟茔。

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的开建，带起了“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原来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到1970年三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将接近当时东北的水平，煤、电、有色金属超过当时东北的水平。

但不久，火热的建设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69年中苏在边境珍宝岛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再次掀起了大规模战备高潮，因“文革”而停顿的三线建设项目复工。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尽快扭转“文革”造成的倒退趋势，从年初起经济建设掀起了一场跃进。当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的基建投资额比前一年增长了46%。大部分“三线”项目在这一时期开工或建成。

在制定“四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依然基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判断，要求“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坚决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以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1970年计划用于大三线的建设投资和大中型建设项目均占全国计划内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的一半以上，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比“三五”计划期间的年均投资增加了48%。

这导致了国民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支出、粮食销量 “三个突破”的失控局面。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四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投资意味着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在西部地区初步建成了一大批军事工业基地。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得到缩小，在交通运输方面，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十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

在基础工业上，三线地区建立的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到1975年，三线地区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获得投资最多的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而随着这些工业基地的开发，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西昌这些过去的山沟野岭也变成了今日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航天城。

但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也严重挤压了民用工业。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也给这些项目的建设带来了不便和浪费。曾参与二汽筹建工作的陈祖涛经历过选址的困惑，当时选址小组在鄂西北和陕西南两地踏勘了10多个县，将厂址初步定在周围环山的十堰。但“小计委”一位领导前来视察后很不高兴，对他们说：“你们怎么选的地方，我们的原则是要进大山，你这是大山吗？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精神你根本不了解，你们要再往大山里走，到秦岭那里去选厂。”

二汽的选址小组只好再向西，进入一望无际的秦岭山系。考察了一大圈，觉得这样的地形实在不适合建大型汽车工业基地。几经争辩之后，二汽的厂址最终还是定在了十堰。但陈祖涛始终觉得十堰只是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相对合适的地址，他对把几万人的大厂建在山沟里的顾虑是：建设成本的账谁来算？当时相当一批人对二汽厂址选择大山沟里不满意，要求到武汉，最次也要到襄樊。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设，分散在两个地区四个县，绵延120公里，仅铁路专用线就要建设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江西一个炮弹弹体厂与弹壳厂本应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相距150公里的两处，建设了4年多，投资超过原计划730万元，职工人数超过原计划1/3，1972年生产只达到设计能力的25%。难怪有人说，这不是打人民战争，是打人民币战争。

当战备形势缓和之后，一些三线企事业单位深深陷入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自身难以为继。从八十年代起，国家开始规划项目调整和搬迁，一些对原料依赖性强的加工企业搬到产粮、产棉区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附近；一些生产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电子产品的企业，搬到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地方加工协作工业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汉电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频繁的省会大城市附近。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五

不过，在那十来年里，在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引进工作也并没有止步。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美、中日间的坚冰被打破，国际环境出现好转。中国政府决定抓住西方国家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商品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求，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解决老百姓穿衣吃饭的迫切问题。

1972年初，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提出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建成后可生产纤维24万吨，约合500万担棉花，可织布40亿尺；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项目，建在四川和大庆。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表示同意的批示和圈阅。随后冶金、机械、电讯、民航、铁道等部门都提出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包括进口1.7米连续式轧板机和成套化工设备。

在这些项目引进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设备和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确定引进26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3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项目，用汇约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陈云当时感慨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做“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这批引进项目也非常关心。1975年他请谷牧在上海金山主持召开一个现场会，国务院各部委、“四三方案”所有引进项目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对引进项目的实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通过这些引进工作，中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穿衣吃饭的迫切问题，也取得了对外部世界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为建立较先进的工业和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发挥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