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沈威风/文 1948年，曾经在抗战时期主持美国国务院北京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出版了他的成名作 《美国与中国》。在该书开篇第一段，他这样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这位后来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学者，在描述他眼中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时，可能也不会想到，中国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内战，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结束了。在《美国与中国》出版的第二年——1949年的秋天——一个新的强大的政权确立了它在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然而，就在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新政权所接管的这片土地，并未摆脱费正清笔下所描绘的贫穷和饥饿。当时这个国家已经千疮百孔，经济濒临崩溃。

1949年，中国的农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全国平均亩产粮食为63.5公斤，棉花亩产只有11公斤。而此时中国的工业，则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落后100余年。到1949年，中国的钢铁工业只剩下7座平炉，22座小电炉，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农村根本就没有电；全国原油产量不过12万吨；机械工业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和飞机，大多数的机械厂只能从事修理和装配业务；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公路严重受损，铁路无一能够全线通车，沿海航线大部分被封锁。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已经难以控制。前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金融货币体系完全失控。而战后恢复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被大量转移。上海解放后，原中央银行被接管时，只剩下黄金6180两，银元1546643枚以及少量的外币。从西柏坡走进中南海的新生政权，除了要面对西南尚未解放的部分国土之外，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摊子。

这是比政治和军事更加严峻的考验，不论是败往台湾的国民党，还是美国人，都不相信共产党能够管好经济，上海的一些资本家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他们认为，共产党能从马上得天下，却不能从马上治天下，因为共产党没有管理经济的人才和经验。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周恩来以新政府总理的身份，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陈云出生在江苏青浦县，儿时常常帮舅舅料理小饭铺的生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期间，学到了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开办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所表现出来的经营头脑，使他在经济上的才能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请陈云来中央一叙。从此，陈云走进了北京东城的九爷府，组建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新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财政和扩大征税基础的措施，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在这个基础上，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战争，使得延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投机者遭受重创，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国外经济学界对此役评价极高，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遏制住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是经济上的一个奇迹，而毛泽东更是用一个“能”字，来评价陈云所指挥的这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从此，新中国的经济进入三年恢复时期。

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便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陈云此时也对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致轮廓，有了一些设想。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财政经济工作被迫采取了新的方针，一切服从战争，首先要以财力和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其次是国内市场的稳定；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就是所谓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军费急剧增加的前提下，政府仍然拿出66.72亿元进行建设，平均水平超过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

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145.1%；土改基本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大体结束，抗美援朝胜利在望，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时候，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事实上，在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就明确写道，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其中对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作出了规定。1952年，这个在19世纪中叶被军舰和大炮打开了国门的国度，从洋务运动开始几代人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的梦想在几经失败和挫折之后，终于再度启航。

从李鸿章、张之洞开始，中国人就意识到中国“求强求富”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机船矿路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上。可是半个世纪之后，陈云所面对的机船矿路，仍然还在蹒跚地追赶时代，而它和这个时代的距离，甚至比李鸿章那个年代更加遥远。

所以，“一五”计划出炉的时候，国外的评价是，中国政府是“伸手想抓月亮”。的确，“一五”计划是在经济建设任务艰巨，又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编制的，如何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背景下实现它，如何把如汪洋大海的个体经济纳入国家整体计划的轨道，这些难题，摆在没有编制计划的经验，也没有精确统计资料的陈云面前。

尽管被毛泽东评价为“能”，在制定如此重要计划的时候，陈云也不能不十分谨慎。“一五”计划从1951年2月开始第一次试编，到1955年3月通过，历时4年，反复摸索，大修了6次，并且在执行了2年半之后才最终定案，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政府缺乏主持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编制的经验，另一方面却也说明，当时的领导人能够采取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而不是轻率粗暴的工作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步基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资源和经验，能够维持始于恢复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完成在1949年到1952年底期间谨慎开始的制度改革。这样，中国这几年的经验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形成了对比，后者的农业制度改革证明是一个灾难”。

在“一五”计划确定生产资料的工业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后，中国的投资率从战前的5%猛增到20%以上，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被投入了工业，其中几乎90%又拨给了诸如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煤、石油和化工等部门，优先发展规模大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

不可避免的是，“一五”计划从制定开始，就带有苏联的烙印。从1952年开始，“一五”计划的制定小组就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援助。1952年以周恩来任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中国提出了141个项目，要求苏联帮助设计、供应设备和提供贷款、派遣专家，加上后来补充的一共有156个项目，它们成为“一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虽然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者看来，“一五”计划这种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与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战略相似，而这种资源筹措和分配类型以及对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工厂的优先照顾，几乎必然会催生出一种和苏联相似的集中的计划体制，但是人们应该看到的是，来自苏联的经验、资金和技术支持，对于“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仍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万名来自苏联的专家在中国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训练中国技术人员，2.8万名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前往苏联受训。从1950年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折合人民币总计73亿元。十年中，苏联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仅在1953年就达到23吨，在1954年更达到55吨。可以说，这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它使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从落后于发达国家一百年，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此后，中苏间龃龉日甚，苏方撤走援助专家以及后来中国国内不正常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使得这156个项目中的最后一个，一直到1969年才得以竣工投产。这是一段成绩伟大的历史。也是代价巨大的历史，以这156项为核心的近千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相对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156个项目中所建成的工厂，在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声名显赫，承担着中国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的作用。例如三门峡水利枢纽、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兰州炼油厂、沈阳飞机工业制造公司、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北京兆维电子集团和首都航天机械公司等等，新中国的工业的结构和基础，就此打下。

可以说，在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前，“一五”时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最令人神往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和商品的经济规律还没有被完全排斥；在这个时期，缺乏经验的领导者们以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不断调整经济计划，注意从国情、国力出发，在发展速度上，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时期，艰苦创业的精神被发扬光大，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在财力物力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建设者们用“勤俭建国”的原则，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把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写下了许多感人的篇章。

然而，这一场在火热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被激发出来的热情，逐渐演变出一种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情绪。冒进与反冒进的政策摇摆，几乎贯穿上世纪整个50年代。到了1958年，这一切终于有了定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之前的反冒进工作进行了批判，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建设，要求在1958年掀起经济建设的大高潮。于是，在1958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开始了。

国门外的十年

1949年

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

D.M.霍奇金(英)第一次成功测定了青霉素的结构,后来又测定了维生素B12的结构,获得诺贝尔奖。

1950年

美国施乐公司生产了第一台静电复印机，使静电技术得到应用。

1951年

美国热功率为1400千瓦的增殖堆一号带动了发电机发电，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核能发电。

美国雷明顿－兰德公司使用了第一台商用电子计算机

1952年

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

1953年

英美科学家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1954年

通用电子计算机(UNIVAC)问世，标志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正式诞生。

1955年

苏联建成世界第一座核电站。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本迪将石墨转化成人造金刚石，这是人类材料合成史上的里程碑。

1956年

日本的江琦玲於奈发明了双二极管、江琦二极管，给研制固态半导体开创了各种新的可靠性，他与I·加埃沃、B·约瑟夫森共同获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在苏联拜克尔发射场由火箭送入地球轨道。

1958年

美国出现了民用晶体管计算机，成为计算机第二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