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经济还是“形势一片大好”，但贫富阶层差别明显扩大。针对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的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应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

回头看这些争论，相信更多人会理解茅于轼的感言和敢言。穷人需要解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紧迫，不是说几句漂亮话就能救人于水火，而必须多给他们办实事、好事，给他们以实惠。

反过来，在有着较深仇富心态的社会里，富人更需要理解，需要有所辩护，才不至于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他们已是既得利益者，各方面都不必上赶着多替他们办事，否则只会加大贫富分化，让穷人更加仇富，让富人更难心安。

贫富差距的问题，存在于中国，更横行于世界，不仅分裂各阶层人群，也让富国穷国冰火两重天。从更高的视野看，中国的难题，也就是世界的难题；同样，那些能够缩小全球贫富差距、推动富国和穷国共发展的策略，也会对中国求解贫富差距拉大的难题提供启示。

今天的全球经济，仍然是春色不足，中国增长也变得艰难，如何尽快走出衰退困境？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首脑都经历了一次智慧考验。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差异明显，各自提出的渡过难关路径很不相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作为今年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替谁说话，为谁办事，更是引人注目。

中国显然不愿主动替发达国家说话，所以周小川不支持欧盟倒美元，我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明确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这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策略，似乎无可厚非。就像在国内政策指向上，政府也总是要多为穷人说话，推动社会和谐，似乎同样无可厚非。

但正如我们已经论述的，对于穷人和穷国，与其多说，不如多做；反过来，如果能多为富人和富国说点话，让他们更有理由和动力多做些事，对各方面都将更有利。

比如当前中国面临的保增长挑战，在我们看来，不能只靠“家电下乡”来刺激相对贫困者的消费潜力，而必须鼓励相对富裕阶层敢于多消费，愿意高消费，让他们为经济复苏多做贡献。

同样，面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只盯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潜力，也是靠不住的。今年中国有可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60%以上，但中国毕竟只占全球GDP总量的7%，要想靠如此单薄之力救世界于水火，显然很不现实，对此我们要清醒，不能高估中国的价值。

今日世界，仍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世界。G20作为一个整体，占全球GDP的85%、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其中占比最大的，仍然还是那几个发达国家。如果没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真实复苏，不靠这些有充足消费能力的富裕者重新活跃起来，全球经济的未来，必将更加险象环生，中国经济最终也会深受其害，不可能长期独善其身。

借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道理，在应对当前全球经济挑战时，我们自己，以及IMF、WTO等国际经济组织，是否也应当多替发达国家说话，多为新兴国家办事？特别是要推动富国承担应有的责任，避免保护主义从贸易向金融方向蔓延，想方设法扩大富国的对外投资与消费需求，让穷国分享经济增长，这样才能推动全球经济尽快走出衰退。

我们的主张，是基于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的必然性，以及为解决两极分化而必须选择的恰当路径。从常理上说，在鼓励效率与竞争的市场环境里，贫富差距的出现是必然的，在一定时期里，贫富差距拉大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也就是邓小平所总结的，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产生示范作用，从而鼓励、带动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

在国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道理。因为历史原因和资源禀赋不同，各国在发展阶段上一定会有差别。在全球协调机制不合理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也会不断拉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穷国会永远贫困下去，中国在最近30年的崛起就是最好证明。

但我们要强调，不同阶层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失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这一必然性，与其感到愤怒，不如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历史还表明，失衡并不是最终结果，在恰当机制的推动下，失衡会逐步走向均衡，并再度失衡，再趋均衡，这是一种循环。

当然，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国家也各有利益诉求，因此在从失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指望富人良心发现，富国自觉行动。但用某种机制强迫富人行善，富国施救，也很难行得通。可能的解决之道，恐怕是让富人和富国逐步认识到，不解决失衡过度的问题，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富人和富国就会有所作为，避免贫富差距过度拉大。

从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上看，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帮助，的确已成为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任由穷国更穷，国与国仇视对立加剧，战乱与动荡四起，富国也很难更富。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很多，但从G20峰会期间各方面的沟通与博弈来看，政治家们的任务还很重，需要超越的约束还很多，需要展现的智慧与远见还不够。

为富人和富国多说点话，让大家多为穷人和富国多办点事，这是世界的难题，也是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