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和贡献，以及在IMF的框架之下，中国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影响力？

波图加尔：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IMF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获得和其影响力相匹配的投票权。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调整投票权的问题，中国的投票权也有了一些提高，但是还不足以体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调整工作还将继续进行。

芮成钢：人们认为20国集团会议可以取得的一个成果是使IMF在援助经济危急的国家时取得更显著的效果。IMF将如何援助这些困难国家？你们手中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你们是否需要成员国立即增加注资？

波图加尔：IMF在本次危机中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我们为受冲击较严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自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为这些国家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第二，我们针对此次危机公布了一系列报告，其内容涉及危机起因的分析以及可从本次危机吸取的教训。第三，我们为所有成员国提供了可行的决策建议，不限于向我们申请资金援助的国家。

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了，东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大量外来资本与经常项目的高额赤字之上的。由于这些资金流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枯竭，所以这些新兴国家就遇到了麻烦。IMF和很多新兴国家都有合作项目，如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匈牙利等，帮助它们应对危机。目前，我们已有足够的资金，但还需未雨绸缪。日本已承诺向IMF注资1000亿美元，欧盟承诺注资750亿欧元。我认为这次伦敦的峰会将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各国领导已经暗示说，希望IMF能够拥有更多的资金。

芮成钢：我们在危机开始的时候就一直讨论一个问题：这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用旧工具解决新问题。说到旧工具，我们就会想到全球金融管理体系，而IMF是这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基础是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现在已经是2009年了。世界金融体系亟待调整。你认为应当如何调整？

波图加尔：从1945年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一直都在演化。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很多调整。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了。我们目前的状况和那个时候相似，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改革的一个要点是提高管理能力，以及我刚刚提到的，在IMF决策过程中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问题还包括增加IMF的资金规模、放松借贷的条件，以及及时针对各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改善建议。IMF没有预测出此次危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们提出过几次警告，但都很零散，不够详尽，没有引起世界的重视，不足以鼓励各国采取行动。所以强化危机的早期预警也很重要。

芮成钢：一些媒体在报道英国首相布朗提出的建立国际预警机制的计划，这和IMF的计划不谋而合。IMF会积极参与到这个国际预警机制中来吗？

波图加尔：会的。我们会和处理这类问题的其他机构合作，如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等。我们必须集合各机构的现有资源和专家意见，建立可以发布详细的早期预警的系统。同时还应该尽力鼓励各国采取行动，使这个监管过程能够有效地影响成员国国家。

芮成钢：一提到IMF，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IMF的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IMF提出了很多要求，有很多是一些国家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变吗？

波图加尔：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各国经济困难的源头不是IMF，而是目前的这场危机。在国家遭受危机时，有必要痛下决断，采取一些艰难的行动，“良药苦口”就是这个道理。要想病愈就一定要吃药，我们不能因为生病而责怪医生。搞清这一区别，是非常重要的。IMF一直在努力简化贷款的限制条件，以更好地对症下药。但是仅靠贷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IMF提供的资金，只是帮助各国争取更多时间来解决问题。

芮成钢：我们知道IMF的保险箱里没有保存什么可以预测经济未来的珍贵天书。但是IMF一定见到过很多国家的起起落落，经历过衰退和回暖。根据你的经验和手上的数据判断，你认为世界经济将如何恢复？中国会是第一个在今年下半年恢复的国家吗？

波图加尔：中国一定可以持续高水平的增长。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我相信中国在世界经济回暖过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单靠一个国家并不能启动回暖过程，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恢复需要时间。如果所有国家都针对金融领域出台适当的政策，保持积极的宏观调控手段，到了明年，全球经济就有可能开始走向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