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代改革经济学家有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受过所谓旧中国的初等和部分高等教育，有过旧中国的童年和青年经历；是新中国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大学生。一开始改革开放，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认真学习现代经济学，成为掌握两种语言、用两种思想和学术资源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如今，他们大多已是年近80的耄耋老人。在这一生的多次转折中，19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负笈英美的经历，无疑是重大的。他们承载着转折的重任，十分珍惜，竭尽全力。本系列将记述四位社科院经济所的访问学者：黄范章、乌加培、赵人伟、吴敬琏。
1982年3月30日，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举行学术报告，刚从美国归来的黄范章报告美国经济学研究动态。
如期回国，首航顺利。两年前，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曾向社科院五位第一批赴美的经济学家访问学者张磐、乌加培、黄范章、刘景彤、周天豹交待：必须回国，不许带爱人，不许拿学位。以至于他们后来到了美国被人问道：你们都是离了婚来美国找对象的吧？“他们不能想像，两年不回家”，黄范章讲起来是笑呵呵地，却带着无奈。行前去向北大恩师陈岱孙（1900－1997）辞行时，得知他将去哈佛，陈岱孙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哈佛是学术殿堂，什么学派理论都有，要多学多吸收，回国后再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要按时回国，首航顺利，以后便成为通途。
回国，成了一项任务。其实，这样的担心对于黄范章们有些多余。他们憋了几十年的劲儿，终于迎来改革开放，一心一意要学有所成服务国家。
虽说黄范章幸运，也49岁了，不过这个机会好像就该是他的。英语和现代经济学始终是黄范章的爱好。1949年，他先考入江西南昌大学外文系，又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他就提出来想做世界经济研究。而当时的所长狄超白认为年轻人必须听从党安排，把他派去搞手工业改造。孙冶方调来任所长后说，没人懂西方经济学不行，他考虑黄范章的志愿，从1960年代初，让他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
经济学界乘着改革开放快步走。1978年，在陈岱孙领导下，黄范章参与发起和建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他写的第一篇探讨改革的文章是《消费者权力初议》，讲的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 “消费者主权”——竞争机制。自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正统，计划经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问题后，有识之士一直在试图寻求更为丰富的思想和学术资源。此时，中国大地上能够接上现代经济学主流的人还在，陈岱孙便是一位，而他从哈佛学成归来，却是半个世纪前的1927年。哈佛，对于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中国人是遥远而陌生的。连黄范章对于老师陈岱孙的哈佛经历都知之甚少，在中国极“左”年代，那成了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现在，终于重新开启通往哈佛的求学之路了。黄范章问陈岱老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办，80岁的陈岱孙迟疑了一阵，说自己年纪很大了，不能再去哈佛了，当年他住在“PerkinsHall”18号房间，如果方便的话到那里看看，拍个照片带回来。两年之后，陈岱孙高兴地看着黄范章拍的照片，“外观没变”，他说得平静。然而，有谁能体味其中物是人非的沧桑。无巧不成书，后来黄范章介绍曾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主席的鲍尔·麦克拉肯到北京见陈岱孙，俩人惊喜地发现，他们在哈佛前后相隔20年，竟同住“PerkinsHall”18号房，各自描述的家具摆设，竟丝毫未变。
黄范章进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学习，着重研究战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此时，“供给学派”在美国兴起，黄范章及时向国内作了介绍。他写了《美国经济学与美国政党》（1981）、《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政策》（1982）、《美国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的一些发展》（1982）。他说：“我在这里所学的，一辈子受用，日后关于改革的整个理论都与此相关。”而在观念上受到的冲击和震撼，则随时随地在发生着。
房东杰奎琳是位单身母亲，与前夫保持着友好往来。她大学毕业，却做超市售货员。当知道黄范章打算参观博物馆时，她建议他去国会看看，而且最好是在举行听证会时。“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黄范章脑海中闪现着人民大会堂前戒备森严的景象。“whynot?Iamtaxpayer.”（“为什么不让？我是纳税人。”）
这是黄范章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自称“纳税人”。“她讲这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二十多年后，黄范章体会到，豪迈地称自己为“纳税人”，就是国内几十年讲的“当家作主”的意思。而我们靠宣传灌输，杰奎琳却是 “自我意识”。
而另一次去监狱听课的经历，给了黄范章更大的震撼。一天，他跟着朋友托马斯及其学生走进了一家监狱。这是一间明亮的教室，陆陆续续地有年轻人进来，互打招呼，相邻而坐。未见囚犯，托马斯却已开课。随后的课堂讨论很热烈，比如，在世界各国对于犯罪有没有共同界定？有人说有，杀人、抢劫、偷盗、强奸，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定为犯罪；有人说，有的国家有“重婚罪”，有的国家一夫多妻合法……发言者都慷慨陈词。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发言引起黄的注意：“现在的法律是有钱人订的，所以我们容易触犯法律；一旦我们能进国会，制定法律，他们就会容易犯法。”原来，这就是一位囚犯。可是，他的神态语气，跟想像中的完全不同。黄在国内看到过的，不要说“罪犯”，就是“文革”中的批斗对象也是低头认罪，畏畏缩缩，见人不敢平视。为什么？黄范章禁不住要探究。
“作为罪犯，他们被剥夺行动自由和政治权利，如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不应该剥夺受教育权，受教育权属于天赋人权”，托马斯解释说。“那为什么你要带自己的学生入狱一同听你的课呢？”他问。托马斯答：“消除犯人心理障碍，让他们感到这是在课堂上课而不是在监狱里。上课时可以不穿囚衣，不列队走，自由进入，和外来学生随意交谈，享有正常人的权利和尊重。”
弥足珍贵的一课。虽然当时的中国尚没有步入现代社会轨道，然而，这些观念好似一颗颗种子，随着黄范章们漂洋过海而来。
1982年初，归国的黄范章被委任经济所副所长，分管对外学术交流。这时的所长是刘国光，副所长还有董辅秖。黄范章的研究在三个领域展开：现代经济理论和政策、西方国家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同年，他又应邀去瑞典做了三个月学术考察。他把瑞典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形态来考察，写了一本《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于1987年出版。
1985年冬，黄范章接到了新调令，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中国执行董事。初来乍到，他体会了来自一个刚刚走出封闭的国家的尴尬。IMF需要各国报统计资料，比如财政预算、赤字、货币发行量、国际储备等等。显然，有些资料属于绝密，在国内的人都看不到，怎么可能告诉外国人。有人把这种要求看成是干预本国内政。“在制度的国际接轨之前，首先是观念的接轨”，黄范章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必须理解为什么IMF需要这个资料，因为钱款来自纳税人，所以对于借款要有监控。后来，他从IMF又去了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此时的黄范章越来越成熟，融会贯通，他萌生了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思想，并进一步主张用基金所有制取代国有制。这一观点在1989年发表后，被海外学者称之为“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Socialism)或“基金社会主义”(FundSocialism)。
从1980年的首航，一而再、再而三的航行，直到1988年落定，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后来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副主任，黄范章已是今非昔比了。1998年，他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风险”、“危机”也全球化了，一个国家单靠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 “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化。这样的远见，是基于他的国际视野。在此次金融危机之时，得以证明。
黄范章是接了“地气”的人。他念念不忘中国老一辈为探索改革历经的磨难。他说：“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一脉相承的是家国情怀。
在改革三十年之际，他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再过30年，中国将以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给世界经济学文库增添瑰丽的新篇章。”而他自己，则是这条路上一个辛勤的耕耘者。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