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一
2009年4月16日晚，面色凝重的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告诫全国公众，一种神秘的流感正在这个仙人掌之国蔓延，为了遏制其扩散之势，所有的公立与私立学校都将暂时停课。这个历来盛产革命、暴乱、诗人与金融危机的国家，这一次向全球鸣响了一场卫生危机的警报。
虽然墨西哥人多日以来的疑虑终于得到了确证，但像在许多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一样，民众仍对于政府持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政府的宣告越是郑重其事，就越容易得到一种犬儒主义的解读。卡尔德龙所属的国家行动党曾在2000年大选中得到选民的青睐，一举结束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对政坛的主宰，但该党所许诺的变革却一直如同镜花水月，于是民众的失望也愈渐加深。Pandemic（瘟疫）一词的前三个字母恰好是国家行动党的缩写，此事成为黑色笑话的素材。一种阴谋论在坊间流传：卡尔德龙让大家闭门不出，是为了防备在五一劳动节期间爆发游行。
而当死亡的消息不断传来，恐慌的气息在空中飘散，一向人口攒动的足球赛观众席上也空空荡荡时，墨西哥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那种疑神疑鬼的阴谋论也烟消云散。在本来就污染严重的墨西哥城，空气似乎具有了更强的毒性，人们开始迫不及待地戴上口罩，学生不再上课，信众不愿再前往教堂做弥撒，而且大家遵照政府的嘱咐，放弃了见面握手或吻颊的礼节。当这种高传染性的猪流感在全国扩散之时，墨西哥人的心情也变得愈益低落。
紧接着，刚刚从墨西哥访问归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少人仍然没有忘记1976年在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爆发的疫情，那时福特总统果断地下令向几百万可能受感染的国民注射疫苗，但本次病毒的蔓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鉴于前任的布什总统在卡特里娜飓风等公共灾难事件之中的颟顸表现，奥巴马不敢重蹈覆辙，下令对这场疫情严厉防治。但借助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疾病仍然从北美一路扩散到了大洋洲和欧洲，令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医疗部门防不胜防。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美国金融机构的连环倒闭比喻为四处传播的瘟疫，而当瘟疫真正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又热衷于用最近的银行挤兑潮来比拟猪流感的扩散。无论如何，在这个萧条气息渐渐沉重的年代，这是两场同时悄然袭来、又相互强化的危机，它们同时给这个人心低迷的世界增添了阴郁的气氛。
随着流感的四处蔓延，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发布针对北美国家的旅行禁令，而东亚国家则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机场检疫程序，这种人心惶惶的画面让人联想起“9·11”事件之后人们对恐怖袭击的谈虎色变。世界卫生组织则提升了卫生警戒的级别，指令全球的医疗研究机构紧锣密鼓地研发疫苗，这场匆忙的工作又令人联想到了不久之前全球协力共抗SARS病毒的场面。
同时，像所有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生事件一样，遍布全球的媒体网络也带给公众深深的困扰，真相在媒体的过滤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不知道是要指责媒体过度渲染，夸大了事态的严重性，还是要指责媒体预警不力，方才造成了如今风声鹤唳、医疗机构又没有现成的防治药品可用的结局。
似乎是为了增添公众的迷惑，媒体也忙不迭地创造出许多新奇的短语，来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赋予时代意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使用的标题是 《全球化染毒》。他认为，与恐怖主义、核扩散等现象一样，本次的疫情也是全球面临的一种分散化的威胁。
二
但全球性的疾病流行并不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才有的现象。正如布鲁克斯所说的，今天全球的亿万人可以在瞬时知晓墨西哥的危机，看到墨西哥城市民纷纷戴上口罩、大街之上人流稀少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在这些新科技出现之前，疾病的散布早已具有了全球的性质，比如说，将近500年前在墨西哥城就爆发过的一场极其骇人的瘟疫，它同样是由人类的全球联系带来的，但早已寂静地躺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当时的墨西哥城名为特诺奇蒂特兰，是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的都城，该城的数十万土著居民在此种植玉米与烟草，修建美洲式的金字塔，用战俘的鲜血向太阳神献祭，在印第安人的哲学里，这是保持宇宙光明的方式。而当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率领的数百名士兵出现在墨西哥的西部海面时，这种安宁却又野蛮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苏马将驾船乘马的西班牙人视为羽蛇神的化身，对之敬若上宾，但他很快遭到这些入侵者的囚禁，帝国也在欧洲火器的打击下迅速覆灭。
正如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 《哥伦布的交换：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一书中所述的，“当新大陆不再处于隔绝状态，当哥伦布使地球的两半归于一统时，美洲印第安人首次遭遇了最可怕的敌人：不是白人及其黑奴，而是这些人在血液和呼吸里携带的无形杀手。”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则评论道：“白人就像中世纪‘黑死病’期间的老鼠一般带来了毁灭性的病菌。”在哥伦布发现加勒比海上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后，一半的岛民死于天花，在科尔特斯攻灭阿兹特克帝国之后，仅特诺奇蒂特兰一城便有15万人死于欧洲传来的疾病。
这是一幕悲剧。在从1492年开始的大发现时代，全球性的联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美洲土著种植的辣椒传到了亚洲，为中国的川菜与韩国的辣泡菜提供了佐料，马铃薯让爱尔兰农民不再遭受饥荒之苦，烟草让欧亚人快乐地吞云吐雾。但印第安人对于来自旧大陆的疾病毫无抵抗能力。据历史学家估算，95％的美洲土著不是死于欧洲人的枪炮之下，而是死于病原体这种魅影杀手，但拥有免疫能力的欧洲人却安然无恙。
但印第安人并不明白他们得病的原因，征服他们的欧洲人也不明白，于是前者因为感觉为神所弃而万分沮丧，后者则感谢“神的大能”。1621年，当英国的清教徒来到美洲的普利茅斯时，他们看到当地的易洛魁人已经大量死亡，而他们收获的粮食却安稳地存在粮仓里，于是便视此为神迹，为神的恩赐而欢呼。直到19世纪的细菌学家揭示了病原体的奥秘，人们才明白当年那些土著死于非命的原因。
三
旧大陆居民所拥有的免疫力，乃是从数千年来无数次几尽灭绝的灾难中得来的抗体，随附着巨大的生命代价。大规模的疫病是中国古籍中经常记述的事件，而在西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雅典遭逢的大瘟疫。2世纪时，帕提亚战争后归国的罗马军人，将来自两河流域的天花带回罗马，当时正值《沉思录》的作者马克·奥勒留皇帝为君，瘟疫为他死后帝国的没落奏响先声。军人传播病毒的例子不止于此。据说，梅毒也是由哥伦布手下的船员从美洲带回欧洲的，在哥伦布航行三年之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围攻那不勒斯，他率领的军人及营妓来自欧洲各地，城破之后，这些人四散返乡，梅毒遂开始在全欧扩散。
欧洲史上最可怕的灾难爆发于1347年10月。当时中国适值元末大乱，烽烟四起，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则爆发惨烈的瘟疫。一支热那亚的贸易船队仓惶离开卡法，回航意大利，等到达西西里岛的莫西拿时，绝大多数船员已然丧命。而船上的老鼠则悄悄上岸，顿使欧洲的港口与商路变作死亡之途，许多城市的尸体堆积如山，绝望的欧洲人则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当作替罪羔羊，强加迫害。
1665年，一艘来自荷兰的航船则在英国伦敦引发一场类似的瘟疫，伦敦城46万居民有四分之一死亡。几十年后，《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写成《大疫年纪事》一书，该书被公认远比当年亲历者的记录系统翔实。而接下来的1666年则被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称为《奇迹之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保罗大教堂和无数的贫民窟，但似乎也烧死了其中寄居的鼠类和跳蚤。为了避乱，人们纷纷迁居郊外，其中就有24岁的剑桥大学学生艾萨克·牛顿。他因这场灾难而可以在乡间沉思，遇上那枚著名的苹果，并以万有引力定律为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奠定基调。一百多年之后，另一位思想史上的巨人黑格尔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位60多岁的老人误以为柏林的霍乱已经平息，便回到都城，竟而染病身亡。
虽然欧洲人最终在19世纪晚期普及了牛痘的接种，从而使天花基本不再为害，但科学的进步没有阻止大瘟疫的另一次爆发，全球化的影响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惨烈。1918年3月，在一战的炮火即将沉寂之时，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军营的一名厨师感染流感，携带病毒的军人随即开往欧洲前线，将其扩散到天涯海角。西班牙流感是第一场全球化的大瘟疫，死亡人数估计为2000万－4000万，超过了一战的死亡人数。而它得名的由来更具讽刺意义：由于西班牙在一战中是中立国，没有实行新闻检查，故而疫情得到广泛报道，得到“西班牙流感”之名。
在这些创巨痛深的悲剧及其中间夹杂的喜剧之后，各种流行性的疾病依然与医疗进步与全球化的扩张如影随形。20世纪的数次大流感再也不像过去那么惨烈，人类也战胜了天花、麻疹等病毒，但是新的挑战又在不断涌现，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成为新的梦魇，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蚊虫乘坐洲际航班旅行，将可怕的传染病从贫瘠的非洲带到繁华的纽约城。
2003年的SARS病毒被称为 “后威斯特伐里亚时代的第一病毒”，这个短语的意思是说，在确立国家主权的威斯特伐里亚时代之后，各国需要为防控国际性的传染病让渡一定的主权。我们已经拥有了全球性的检疫与预防措施，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勤勉的医学专家，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肮脏的居住环境，发达国家则有拥挤的养殖场，为病毒的繁育创造了最好的温床，而正如此次的疫情所示的，新病毒的扩散速度之快足以令人猝不及防。新灾难的气息使我们不能志得意满，而是要重新检视我们与病毒交往的千年历史，并思考如何与它们继续共生共死于这个星球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