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家”朱大可
导语:童年的朱大可是个孤独的乖孩子,最大的消遣是趴在窗口看窗外的风景。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采访的当天,朱大可在同济大学旁边的饭店做东,宴请学者艾晓明,同席者还有文化批评家张闳、王晓渔以及张念等人。众人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而朱大可话语不多,关键时插上一两句。

联想到他对卫慧“文学叫春”和对余秋雨“文化口红”的辛辣批判,以及他华丽诡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风,面前的朱大可有些出乎意料的平实,这位所谓 “文化恐龙”、“酷评家”的眼神,也并不像传说中那般犀利。

聊到青年时期的阅读成瘾,以及为音乐而痴狂,他才激动起来,上身离开椅背向前倾,双手在膝盖上比划着,那是一双爱弹钢琴的手。有朋友曾在某个会议上见到朱大可,会场一侧正好有架钢琴,朱大可便走过去旁若无人地弹了起来。

童年的朱大可是个孤独的乖孩子,最大的消遣是趴在窗口看窗外的风景。“那个时候孩子没有家长管,都是到处乱跑,跑到乡下去,扒着火车就到乡下去了,我不去。”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看书上,他把父母所在两所中学的图书馆的书都看遍了,连图书馆里用麻袋装着锁在房间里的书,他也想办法偷出来。

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革”后期,上海民间有一些抄家没有抄掉、藏起来的书开始浮出水面,流传开来。他当时有了一个读书的圈子,各种各样的书在他们之间传看着——《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聊斋》、《红楼梦》、《三言二拍》等等。还有官方出版的一批内部参考读物,人称白皮书和灰皮书,其中有 《古拉格群岛》。“在中学里,完成了整个的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启蒙,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我们就看完了,还记笔记,还开研讨会,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除了文学书外,他还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资本论》看不懂,没有办法,但是马克思其他的书我非常喜欢,《共产主义宣言》对我当时文体的形成有很大作用”。他的书目中,还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科学著作。

“我们恰恰是在‘文革’后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人文教育,而且是如饥似渴和高度自觉的,这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包括建立现代思想的架构,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黑暗时代的古怪产物,换作任何一个年代,你都不可能这样如饥似渴地看书。现在的年轻人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玩上,打游戏机,我很奇怪,我从来不玩游戏,因为没有时间。”他说。

他不仅不玩游戏、不玩扑克、不打麻将,也从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他全情投入精神活动,“要么就弹钢琴,我酷爱音乐,要么就是看书,实在不行就站在窗口看窗外的风景,我没有其他的爱好”。

他那时候酷爱音乐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跟我的好朋友,两个人天天晚上夜游,不是去干别的,是去听哪家有钢琴声,我们站在那儿听,看月亮在树丛上方升起,西班牙式的房顶烟囱构成十字架的形状,寻找那种朦胧的诗意。整个中学时代,几乎天天晚上都在都市里梦游,两个男生推着自行车,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觉。”

虽未受过正规音乐教育,钢琴弹得也不好,但朱大可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感受力无比自信,“任何一个陌生的东西,听了第一遍我就能知道它想说什么,我就有这个本事,许多搞音乐专业的人都做不到这点”。

中学毕业后,朱大可上了一所技校,毕业后当了三年钳工。一心想上音乐学院,1979年考上的却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逃课和公共图书馆中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那些年他写了不少小说,但从未发表,“当时要是有一个机会让我发表的话,我可能就不是走学者的路,而是走小说家的路了。”他感慨道,“人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偶然性。”

1986年,在上海师大当助教的朱大可卷入了一场电影论争。他写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发表在《文汇报》上,文中指出,谢晋电影恪守着从 “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模式,“无论是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还是《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朱大可认为,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文章发表后,各种围剿文章便在全国媒体上涌现,势单力薄的朱大可发现电影界一点都不好玩,从此不再搞电影研究,重返文学园地。

1991年,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一书出版,评点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他的一篇《洗脚之歌》被胡河清看到,后者惊呼朱大可为“文化恐龙”。

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做过电台音乐节目,编排西洋流行音乐,也办过画展,搞过行为艺术。他还以个人名义做过上海新锐电影回顾展,“现在根本做不了,那个时候我的学生在一家南京路上的电影院里搞宣传,我就通过他策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当时的机制很活,电影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片子,所以就把第五代导演的那些先锋电影拷贝都调过来放了,还顺便在电影院走廊上搞了一个小型的先锋美术展”。

1994年,朱大可远走澳大利亚,一去就是八年,由于“心如槁木”,有五年时间他几乎完全停止了写作。在澳洲期间,他创办了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造为“文化先锋”网站。

2002年,朱大可刚回到国内,便宣称 “与文学离婚”,“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他转而做起了文化学者。这只“文化恐龙”从休蛰中醒来,以犀利的笔锋介入文化批评,从批评余秋雨的 《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原题《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到批评卫慧的《上海:情欲在尖叫》,再到《流氓的盛宴》,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文化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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