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程明霞 发自夏威夷 土生土长的美国人Christopher说他早年间初次游历香港时，先是爱上中国食物，然后爱上中国语言，然后爱上中国姑娘，然后娶了位中国姑娘。他的中文是在遇到妻子前在台北和香港学的，遇到妻子后，他的口语和听力开始突飞猛进。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让他操一口浓重的港台普通话，常陪妻子回成都娘家，让他完全听得懂四川话。
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交流中心演讲时，Christopher用的是自己的母语，英语。他语速飞快、手舞足蹈，时不时地冲着我蹦出几个中文词，诸如封建社会、关系、人大代表什么的，然后他会转过头重新用英语对其他听众说：“明霞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是中国迷，他是中国通，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麦智滔。在我们项目开始的第一天上午，他被邀请来给我们做首场演讲，题目是《中式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Sino-Capitalism: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
演讲的开头，他先费了些口舌解释他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这不是个热门领域，而是个交叉领域。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大概都没听过这个学科，不了解它是干嘛的。简单说来，亚当·斯密算是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但是，直到卡尔·马克思开始，这个领域才被发扬光大。”说到这里，他看看我，“明霞应该熟悉这个的，对吗？关于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
麦智滔的听众原本应该是8名亚洲记者与4名美国记者。不幸的是，孟加拉国的记者没拿到美国签证，因此只能直接到东京与我们碰头；而新加坡记者因为临行前突然高烧不退，本着于人负责、于己责的态度，她取消了这趟行程。于是，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夏威夷集合的只有10人，除了我来自中国，以及4名美国记者之外，还有日本、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各一名记者。
从整个团队碰头的第一天，我就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常常被打趣。
在超市里，其他同伴都买了很多东西，我只买了水、一只青柠檬和一小罐蜂蜜。于是领队说：“哦，中国人在美国总是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国制造，中国人一点都不觉得新鲜。”
同行的印度记者是素食主义者，领队问我是否也有忌口，我说没有。于是有同伴说，“当然没有，我听说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敢吃。”
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会议室里除了我，其他同伴都还没影。于是项目秘书喃喃自语，“人们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他们是对的。”
在这个团队里，我的名字是明霞，姓是中国。同伴们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兴趣，远超过对其他亚洲记者的兴趣，也远超过对“中国通”麦智滔的兴趣。麦本该是我们项目第一天的主角。但从他开始演讲，同伴们的问题都纷纷抛向我。
麦智滔提到他在中国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同伴们会齐刷刷地转向我：真的是这样吗？麦智滔谈到他对中国的许多观察和观点，立刻有同伴们插话问我：明霞，你怎么看呢？
同伴们的问题无所不包、千奇百怪。
《商业周刊》的资深编辑瑞娜最为活跃，问题多多。一早初见跟她换名片时，她就大叫起来：“哦！我知道你们报纸！我去年采访过Andy Xie，他当时跟我提起Economic Observer是大陆很不错的财经报纸。那么，明霞，对Andy Xie的观点，你怎么看？”我很意外谢国忠竟然跟外媒表扬本报，诧异！料想也许当时刚好我们报纸哪篇报道让他印象深刻吧。
“还有，中国政府新颁布的医改方案，是否将医疗保障覆盖到了每个中国人了呢？”瑞娜不断打断主讲嘉宾的演讲，隔着好远的桌子问我。
CBS电视台《新闻60分》的詹妮弗问我：中国人是不是都不用信用卡，是不是只有每月领到薪水之后才买东西，还只买一点必需品，把剩下钱都存起来？年轻的单身女孩，能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买房子？
日本共同通信社的朝子问我：明霞，中国什么时候复苏，恢复高增长呢？日本很盼望中国快点复苏，好拉动日本。
泰国国家新闻集团的吉娃莫问我：《中国不高兴》那本书，你喜不喜欢？听说中国有个富人有5个情人，但是金融危机让他决定裁掉4个情人，是不是真的？
……我要晕菜了。
这些问题还好应付。而一些涉及新闻管制、政治方面的敏感话题，我只能把问题转给被晾在一旁的主讲嘉宾了，“这个问题嘛，是麦教授的领域，政治经济学。”
“你真是个外交家，把难题都甩给我。”麦教授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不是啊，我觉得你比我这个中国人更懂中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而你旅行过大半个中国。”
在一整天的讨论到最后时，《商业周刊》的瑞娜说，明霞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一天美好的讨论结束了，“我想知道，从你今早坐在这个屋子里，就被我们围攻问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你是什么感觉？”
“Ok啦，我很习惯这样了。”我笑答。我说的是实话。即便在去年我参加全球23个国家的记者团去美国报道总统大选时，任何跟中国有关或无关的问题，我总是被同伴们问：“嘿，明霞，中国怎么看？”
晚上晚餐时，加州电台的资深制作人朱迪端着餐盘在我身边坐下，对我耳语说，“明霞，我觉得还是你更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