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地标之一:“钢铁长子”的光荣与梦想
导语:1958年,9月13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建设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钢铁长子”的武汉钢铁厂顺利出炉投产。那一年,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拉开了全面“大跃进”的序幕。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这一年的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全民大炼钢铁”,成为当时“工业大跃进”的核心。

那一年的9月13日,27岁的技师苏恒秀一大早便从宿舍赶到了武汉钢铁厂一号高炉前检查和调试。他们接到了一个伟大的任务:要保证这一天顺利出铁,迎接中央领导的检查。那时,工友们并不知道这位中央领导会是谁。

下午14时59分,苏恒秀在指挥吊车吊装炮泥时,一个在画册和书籍上出现过无数遍的熟悉身影出现在炉台,“毛主席,那是毛主席!”他距离苏恒秀仅十几米远,那一刻,苏恒秀的心跳快了许多。

作为武汉钢铁厂开炉出铁的见证人之一,苏恒秀还清晰地记得当初的一些细节。他回忆说,毛泽东当时站在出铁台前,给炉台工地主任韩喜递了一根中华烟,自己也点了一根,听着身旁苏联专家的介绍,眼睛不时地盯着出铁口。

现场气氛是凝重而紧张的。“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毛泽东试图缓解在场专家和工人们的紧张情绪。15时25分,火红的铁水终于从炉内冲了出来,瞬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建设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钢铁长子”的武汉钢铁厂顺利出炉投产。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曾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于是,1958年,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拉开了全面“大跃进”的序幕。

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的通过,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迅速燃遍全国。农村、城市甚至中南海,到处都是土高炉;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处处都是炼钢热潮。

武汉钢铁厂的筹建要早于 “大跃进”,它更早地承载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强国梦想。在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19个,年产钢仅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这让这个新生政权的领袖们感到了忧患。

当时的重工业集中于东北一隅。为了改变当时“北重南轻”的钢铁工业布局,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工业要出关,钢铁要过江”。1949年12月底规划的苏联帮助中国兴建与改造的50个企业中,就有在南部新建钢铁基地。

尽管三千年前的盘龙城冶炼遗址,19世纪末被誉为“东亚雄厂”的汉阳铁厂,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家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都地处武汉。但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发祥地的武汉,当时并非建设钢铁基地的首选之地。

1950年10月,当时的重工业部邀请苏联专家考察,得出结论,在武汉附近的湖北大冶建钢厂最适当。上述建议呈报毛泽东,得到同意。但两年之后,苏联专家再度考察后提出,大冶土质不好,厂区太小,无法满足年产250万吨钢铁的需要。

重新选址又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武钢志》首任副主编、今年75岁的许青海回忆说,当时人们走遍湖北省内长江两岸,还跑到湖南的长沙、岳阳,光资料就汇集700多本,重达1吨。

那个年代,苏联老大哥是共和国的一个风向标。1954年2月,苏联黑色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院长别良其可夫,率总工程师一行来到武汉。他们不满意中国人提交的徐家棚、贺胜桥、汀泗桥等6个候选厂址。

3月的一天,别良其可夫亲自带领选址组,爬上现在武钢集团办公楼后的石山顶上,展望青山荒野,认定此处为建厂最佳之地。而当时的青山区,原本是要留给第一机械工业部,用于兴建二汽、锅炉厂和重型机床厂。

经多方筹措协调,二汽最终让出了厂址。1954年5月12日,国家确定南方钢铁基地厂址选定武汉青山区,根据苏联专家建议,新厂正式命名为武汉钢铁公司。随后的五十多年里,这里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钢都。

今年68岁的李洪兴是地道的青山人,他所住的红钢城原本叫蒋家墩,1966年“文革”时,蒋家墩改名红钢城,据说这名字来源于武汉红极一时的革命口号,当然,也因为最初那些红墙红瓦的房子。

1954年底,李洪兴目睹了建设者们从全国的四面八方赶来,一条条大马路、一排排新厂房开始建好,红色的三层砖房也盖起来了,接着出现了商店、菜场,还有码头、公交车和电影院。

那时全区人口集中在青山镇,不足万人。这里还是当地人口中的“荒五里”,一片横直约5里的洼地,常年积水,杂草丛生,现在,从武昌到青山有条路叫和平大道,但当时这条路沿线到处是沼泽,有的地方挖了6米深的泥巴还见不到底。

许青海回忆说,解放军公路二师整体转业,五团的上千人是从海南赶到青山的,那时正值冬天,天气很冷,士兵身上长袖套短袖,连长跑到汉口唐家墩割稻草,给战士铺床。1955年11月,和平大道通车,成为当时运送物资和材料的主干道。

根据史料记载,武钢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1957年前,10多个省的干部、工人被调到这里,几乎囊括东北三省炼钢炼铁的能手,仅鞍钢便有2900人调入;建筑工程部所属的中南二公司人员装备划拨武钢,哈尔滨一公司全部迁往武汉。

据统计,全国有18个省、45个城市、1000多个厂矿企业,为武钢制造各种机器设备。各部门为武钢建设提供方便。比如交通部曾指示,任何情况下,武钢运煤车辆随到随开;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下令,派遣13架军机空运建设物资。

1955年,苏联送来92卷的设计方案,一期工程规模年产钢120万-150万吨,预留300万吨规模可能性。这个设计方案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同意,周恩来写下“特急批发!”

为了给建国9年周年献礼,武钢一号高炉原计划于1958年9月20日至国庆期间出铁。但9月10日,毛泽东刚到武汉,就询问哪天能出铁。后来专家们根据周密计算,决定将出铁日提前。当听到有99%把握出铁时,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当铁水从出铁口喷涌而出时,群情沸腾,毛泽东向在场工人高举双臂,高喊“同志们好!”但第一炉铁水并不多,量不足以流进铁水罐,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这次少,以后会多的,会多的!”

当时中国推动“大跃进”的契机有两个:一是苏联老大哥的示范作用,苏联在1957年底提出了15年左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另一个是,1957年底美国政府试图逼迫中方自动中止中美大使级会谈,毛泽东被美国政府的这种轻蔑态度激怒了。

梳理历史可以发现,1955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赶超美国的想法时,他的说法是准备100年,力争50年,计划75年。1956年当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明确提出要力争五六十年赶超美国。但到了1958年,这一赶超计划被再次提前。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个年代人的激情与忠诚,但那样的岁月却很真实地存在过。

75岁的宋盛梅曾是武钢第一代炉前工工长。她说那是一段十分艰辛的日子。但当时工人们就一个心眼,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你听不到一句怨言。”她甚至举例说,为了练习观看炉内温度,工人们时常要举起护目镜看太阳。

当然,在那个年代,成为一名钢铁工人,也是一种荣耀。发行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第三套人民币,“五元券”中炼钢工人戴着护目镜,手持钢钎的形象,代表了钢铁工人最高的荣誉。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开场前的片花都是《钢铁工人在火红炉前》。

1957年,在苏联的援建下,蒋家墩8、9、10的3个街坊矗立起苏联式住宅楼。据说为了让生产工人和家属不再想家,住宅区全部按照鞍山市的办法以某街坊某门某号编排,在武汉,仅有同期建设的武重居民区按此方法编排住址。

武钢职工主要居住于三个片区——八大家、红钢城和工人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在武钢上下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八大家坐火车,红钢城踩小车,工人村走11号(双腿步行)”。

武钢人的“弯管子普通话”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那时武钢人人手发一个铝制饭盒,带饭盒上班,也成了当时青山区的一道风景线。

那是一个重工业化的时代。在中国大地,到处都在新建工厂,一批工业城市在那个时候逐渐形成。在武汉,与武汉钢铁厂同年新建的还有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对于当地而言,这些大型的国企俨然是一个“独立城”。

武钢除了有工厂,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有自己的医院,有自己的公交营运公司,有自己的商场、食堂、电影院,还有自己特有的盐汽水“咸伙计”……这其实是当时所有大型国企的典型形象。

正如武汉当地媒体《大武汉》杂志所说的那样,在工人老大哥最风光的年代,武汉市像武钢这样的工业生活区并不少,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几乎只有武钢保留了下来,并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升级。

这种蜕变和升级就是将原来的包括教育、医疗、商业、住宅等在内的生活服务配套产业与工业生产剥离开来,而剥离出来的服务业因为其区域的不可或缺性又依然能依托武钢而生存。“武钢多少万人不吃钢铁饭”——这是作为国企改革典型样本的“武钢模式”。

如今在青山区,钢花新村、钢洲花园、钢都花园……沿着和平大道、武青三干道一路走去,依然能看到许多与“钢”字有关的住宅区或地名。从一家钢铁企业,发展成一座钢城,背负着共和国“钢铁长子”英名的武钢,一直被寄予厚望。

1978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元年,也就是这一年,武钢在国内大型国企中,率先破冰,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1980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武钢,武钢被列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

武钢曾创造了中国钢铁发展史上的数个第一:冶金系统第一家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的特大型企业;全国大型企业集团第一家实施“精干主体、剥离辅助”的大动作,使7万人脱离母体,不吃钢铁饭;全国冶金系统技术开发能力第一、技术开发贡献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大型企业第一个通过ISO9002质量认证。

到2005年,在完成了与鄂钢、柳钢的联合重组后,武钢已成为年产钢2000万吨规模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排名第三位、世界排名第16位。

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武钢股份董事长邓崎琳看来,武钢经历过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缓解国家钢铁缺口;1974年开始的“第二次创业”,引进了一米七轧机,改变国内无法自产优质板材的历史,实现中国钢铁行业从数量型向品种质量型的演变。而今,武钢正在实施“第三次创业”。

在青山区冶金大道旁,一个由废弃剧院改造成的“中国武钢博物馆”黑色的外立面分外引人注目。在这个国内第一家钢铁博物馆里,讲述了中国钢铁工业生产的历史,也讲述了共和国工业地标之一的武钢五十多年的成长历程。

当你步入武钢博物馆时,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六个大字——“钢铁,国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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