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这本书讲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资本主义有四种形式：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第二，“好的”资本主义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的某种混合。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并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泛指以私人产权为体制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作者所谓“好的”“坏的”，也仅仅是其学术观点的一种通俗表述，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来说，作者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因而也最值得推广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型与大企业型体制的某种混合体，而不是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的体制。

所谓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其核心内涵是创新型的企业家们开办的小型企业，在经济中起主要作用。与此相对应，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主体是，在经济中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巨型企业。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引导市场，“选择赢家”（pick the winner）；寡头型资本主义中政府也干预经济，但目的是促进那些掌握着财富和权利的少数人和家族的利益。

为什么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某种结合，就是“好的”资本主义呢？作者认为，这样的体制最有利于创新，从而也最有利于经济增长。作者这里所谓的企业家，是指开办创新型企业的人。之所以需要企业家型与大企业型的某种混合，而不是单纯的企业型体制，原因在于创新型企业家推出的新的产品、服务或生产方式，如不能“被加工到可以在市场上以大部分人或企业能够付得起的价格出售的地步，它们将极少能够成为市场的现实”。所以，概括而言，作者所谓“好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市场经济体制。

“对号入座”，中国目前的体制自然属于作者所说的“国家导向型”。书中也确实是这样归类的。我们现在的体制，不仅具有东亚式国家导向型体制的特点，还叠加了苏联式计划体制的遗产。政府的作用远不只是“指挥交通”“选择赢家”。通过各个职能部门、大型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政府事实上掌握着整个经济中诸如土地、能源、自然资源、信贷等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到市甚至到区县乡镇，无一例外地致力于规划本地经济的结构，并拥有实现其意图所必需的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中国的地方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经济”。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的一大价值，就是帮助思考这种国家导向型体制的未来。

刚刚过去的2008年，使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这一年，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出色表现，还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政府的重要。有不少人甚至断言，这次危机颠覆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终结。而且，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沿着选定的方向，加强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弱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明确了。

然而，本书有助于我们看得更远。按照作者的分析，国家导向型体制确实具有某些优势，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距离国际技术前沿还比较远时，更是如此。但当其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再那么清楚明白时，“低处的果实”就摘完了。这时，政府要继续正确地“选择赢家”就更加困难。此外，国家导向型体制更容易为腐败所困。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要想“拔掉插头”，停止向这些利益集团输送公共资源，会非常困难。因此，这样的体制也更容易滑入寡头型资本主义的陷阱。

更重要的是，国家导向型体制较之于鲍莫尔等推荐的体制，创新性更弱。创新当然需要政府的参与。在很多方面，政府职能的到位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甚至非常关键，例如教育。但是，创新的本源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新知识或新“主意”（idea），因而本质上必然是一种民间活动。一个国家只有赋予其公民以足够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自由，才能营造出千军万马谋创新的局面，才有可能在众多的失败之后，迎来难得的成功。强大的公共权力深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势必诱导民众和企业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更多地投入到非生产性的用途，例如，直接掌握和运用公共权力，寻求公共权力的庇护以谋求私利。

因此，我们的前途在于逐步放弃国家导向型的体制，转换到一种更有利于创新的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相结合的体制。这样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弱化公共权力。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而谦卑的公共权力——在“搭台”方面很强大，在“唱戏”方面很谦卑。只有这样，民间的创新活力才能形成喷涌而出的源头活水，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江河奔流不息。

（张春霖 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部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