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刘波 预言历史是人类永不厌倦的游戏，没有什么能比探索大国的起落沉浮更能让人心醉神迷。一个国家遽然的兴起或突兀的衰落，常常像是一出未按预定剧本演出的戏剧，让人惊叹于历史的诡谲无常。七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何以从东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的夹缝中勃兴？十六世纪鼎盛的哈布斯堡王朝何以陡然衰落？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何以在生死存亡之际战胜西班牙，崛起为横跨四海的大国，又何以在二是世纪一系列急风暴雨般骤然而来的悲惨事件中沦为世界版图中的二流角色？

诸如此类曲折难测的变故，常被古人归咎于难以逆睹的神意，而在崇尚能动主义与分析理性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则假定国运的移转有如生命体的兴衰一般，可以由我们以手术刀或显微镜探寻其内部的机理，于是便有了爱德华·吉本考察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阿诺德·汤因比探究文明的生长与没落，保罗·肯尼迪反思近代以来世界诸大国的兴衰，而一部12集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也在中国激起了种种热烈的期望与遐想。

今天，在种种棘手的地缘政治困境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之下，美国的衰落再次成为评论家和公众热衷于探讨的话题。不久之前的美国，似乎仍有能力单枪匹马地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的面目。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 “冷战”的终结带来的延迟的副产品，它反映了一种以惟我独尊的实力改造世界的趾高气扬的心态。但这种自满的心理最终迷惑了美国，这场冒险很快带来了凄惨的结局，美国在两河流域的土地上至少陷入了困境，另一些全球性或地区性大国正在跃跃欲试地挑战它的权威，晴空霹雳一般的金融危机更使美国人怅然迷失，他们仍然自认为是天命所归的国家，但这种自信却在一点点地走向枯竭。

这样的形势永远不缺乏预言者的分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2008年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美国的实力正在出现相对衰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的 《一个后美国时代》一书也风行一时，但他更多地是想提供一种安慰，而不是耸人听闻：美国已经没有了“冷战”结束之初那种独断专行的奢侈，但只要它效法十九世纪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以纵横捭阖的外交力来实现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它就能在一个日益多极的世界上保持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扎卡里亚展示的是一种光明的前景，那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总是在展示一种暗淡的可能：如果大国的雄心与安全需求超出了它掌握的基础资源所能提供的水平，那么它将过度扩张，进而出现相对衰落，这是大国面临的一种持久性的威胁。这本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著作，本是向美国人发出的盛世危言，但苏联却似乎成了这一理论的第一个牺牲品，不过二十多年之后，报应似乎也降临到了美国的头上。

但是，那些关于美国即将迅速衰落的传言，始终显得过于夸张。美国军力的触角遍及全球，它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拥有巨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而本次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说法，似乎也不过是长久以来一种夸张传闻的翻版，亿万美元的损失和金融豪门的破产不会损及一个庞大且根深蒂固的全球性体系，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动摇，而它更有可能沿袭一百多年以来的经历，在危机的磨砺之下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从美国在二战之后冲上全球力量顶峰的时候起，人们就在不停地谈论美国的衰落。甚至在“冷战”之后空前乐观的年代，美国专栏作家克劳塞默还写道：“毫无疑问，多极化不久将到来。也许大约一代人时间后，就会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而世界在结构上将类似于一战前的时代。”这一幕至今还没有出现。我们看到了美国衰落的种种征象，但它们并没有为我们勾勒一幕明白无误的现实。

历史的曲线总是充满了迷惑性，正如我们永远无法预见高山另一侧的景物，我们也永远无法判断眼前的低谷到底是崩溃的前兆，还是进一步高歌猛进的蓄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仍始终听命于“无常”，也许别人的遭遇能带给我们短暂的安慰，但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沉醉于这种短视的欢娱。美国或许不可能摆脱大国兴衰交替的铁律，但另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似乎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自身兴起的期望，完全寄托于别国的衰落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