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李翔 这几天，保罗·克鲁格曼紧凑的中国行程引人注目。尽管他已经数次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并无深入研究，“对我来说理解中国经济异常困难”，但是他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某些分析，仍然成为他与中国经济学者之间争论的焦点。

其中最明显的争论在于两个问题上：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张维迎的观点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来源于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美国政府的对华贸易限制政策。克鲁格曼则认为，正是中国人把自己通过贸易不平衡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借给美国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平衡；而导致中国不断借钱给美国的原因也在于中国——中国政府以往采取的让人民币紧盯美元的货币政策。

接下来，克鲁格曼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民币被固定的汇率是造成中国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龙永图则认为，中美的贸易顺差是市场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的产物。争论于是又回到了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和中国是否应该实行浮动汇率的老生常谈上。克鲁格曼讥讽说，如果认为那些贸易盈余是市场化的结果，“就太有想象力了”，人民币不能被自由兑换和币值被低估才是原因；龙永图则反驳道，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原因正在于美国对金融秩序的掌控，而不能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在世界上尚有很多。

克鲁格曼与这两位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辩，只能是一场没有结论的争论。即使他自己也不会否认，美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靠它们支撑的经济和消费模式是个大问题；同样地，张维迎亦不会拒绝承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是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而汇率、外汇储备等政策也亟需调整。克鲁格曼指出的某些必然发生的改变，比如美国人将热衷储蓄而不是借贷，而他们旺盛消费能力的下降，将使中国不再能指望像从前那样把商品源源不断卖给美国人等等，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承认的事实；甚至克鲁格曼所提到的，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既往货币政策，继续扩大贸易顺差，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也是国内人士一直担心的问题，龙永图先生对此应该也不会有异议。于是，在这些公认的事实基础上的分歧——世界搞成如今这样子，是美国错还是中国错——更像是用蓝色眼睛和黑色眼睛看问题的差别。

克鲁格曼一直以美国国内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著称，他曾经将小布什当政的年代称为 “消沉的年代”，“整个国家笼罩在焦虑的气氛中”，“我看到的是混乱、无效和不诚实”。但是当他面对中国听众时，他仍然会着重指出那些“中国的错误”。而张维迎和龙永图一直是自由经济学和全球化在中国最主要的支持者，他们并非不知道人民币在中美贸易失衡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果不做出相应的变革，或者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将会持续不断地面临来自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压力，而且他们也更了解中国自身政策调整的余地所在，但是，他们显然也不会轻易放过“美国的问题”。

因此，试图为这场争辩找出一个合理的、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答案并不现实。知名人物之间的争吵可能是好的报纸新闻，但并不能构成我们更加理性和建设性地理解世界的全部基础。那就好像是一定要争论出凯恩斯和哈耶克谁更接近真理，因而更能够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样的不切实际。

更加理性和现实的做法是明智地看待克鲁格曼的建议，当他阐释美国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不必急切地想要证明美国人错在哪里。毕竟，巨大的贸易失衡究竟是中国的错误还是美国的错误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而现实是我们已经面临着出口萎缩的压力。同时，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的争论，已经成为财经报纸的常见新闻。因此，放弃没有结论的争辩，回到公认的现实，才是更加理性的做法。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我们早晚要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且我们现在就得想办法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