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程明霞 发自东京 周末清晨的东京街头，满是晨跑的人，你追我赶的仿佛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下午6点多，当我们结束一天的访问返回酒店时，路边还有许多跑步的人。

“天哪，难不成他们跑了一整天？”我开玩笑说。在纽约、华盛顿，也是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能遇到穿越街道跑步锻炼的人，但是，像东京这么络绎不绝的跑步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突然间我想到——于是，我在本子上写下“村上春树”四个字给日本领队看，我问她：东京是不是一直就有这么多跑步锻炼的人，还是因为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论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让东京突然间多了许多跑步者？

领队小姐看来不是村上春树的粉丝，她看看这个名字，用日语念了一遍说：哦，是的，他是个作家，但我不知道他最近写了什么有关跑步的书，我也很少这么早起，这么早下班，不知道东京是不是一直这么多跑步的人。

不只是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跑步者，东京的很多东西都让我们初来者惊奇，尤其是从夏威夷来到这里。相比夏威夷的宽敞、随意、散漫，日本的狭小、规整、严格，让我们一行诧异到甚至有些不适应。

夏威夷绿树成荫，植物茂盛高大。东京也是个郁郁葱葱的城市，绿化远比北京好，树木、草坪、各种颜色鲜艳的花，遍布在街道边、屋檐下，只是——整个的小了一号。“这里的树，等于1/3夏威夷的树。”泰国的吉娃莫说。

还有汽车。夏威夷满街都是宽敞的越野车，比如我们的项目领队就是一辆三排座的越野车。而在东京，不仅很多私家车是两排两位的很小的车，甚至停在超市门口的货车也都很迷你。

还有房间。看着路边那些挂着一两片布门帘的小吃店，高大的詹妮弗说，天哪，太可爱了！这么小的门我能进去么？我在我房间的浴室里几乎不能转身，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巨大。

最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是垃圾桶。我仍然记得我初到美国时，首先被雷到的是他们的垃圾桶。无论是芝加哥机场卫生间的厕纸笼，还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议室后面的废物桶，都无比硕大，远超国内同等垃圾桶的尺寸。尤其是会议室后面的垃圾桶，几乎跟我在北京家里小区楼下的公共垃圾桶一样大。而且，这么大的垃圾桶，经常在会议中间、午饭过后就塞满了整整一大桶。——这是美国人消费旺盛的最一目了然的证据。

而在东京我们下榻宾馆的卫生间，那个小小的厕纸笼，只比我在北京家里放在写字台上的废纸笼大一点点。——这是日本人节约的体现。而且， 在日本街头无论男女很少有胖人，不像美国随处可见超级大胖子。这也是日本人饮食健康与节制的结果。东京地铁有一些电梯非常狭窄，印尼记者安株开玩笑说，“日本人不让美国人坐电梯，这么窄的电梯美国人的体型根本上不来，只能去爬楼梯。”

除了空间上的节约节制和规整，日本人在时间上，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也都非常严格而规整。在夏威夷习惯了每天穿着拖鞋和松松垮垮的T恤去上课的我们，在日本被要求必须着商业正装去访问，而且绝对不能迟到，也不可能多拖延一分钟。

泰国记者吉娃莫忘了带上印有她名字的胸牌，心想反正大家都熟识，每个访问对象也都有我们每个记者的背景资料，没带胸牌没关系。但是日本领队对着吉娃莫一个90度鞠躬、头很低、但很坚决地用硬邦邦的英语说：Please！（请带上！）

我穿着房间的拖鞋去宾馆餐厅吃早餐，被招待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挡住，用日语叽哩哇啦很激动地说了一通，看我一脸茫然，他飞快地转身然后跑回来，拿给我另外一双拖鞋换上，才让我进去吃饭。我纳闷了，不都是拖鞋么，干嘛非让我穿你的那双。后来听同伴说，很多日本人家里，去卧室、起居室、餐厅都有不同的服饰要求，在卧室穿的，绝对不能在餐厅穿。宾馆餐厅除了严禁吸烟，还严禁打电话，手机跟香烟一样，被划上一个大大的斜杠。

这些我还都愿意入乡随俗，唯一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多一分钟的时间也不给。在美国，我们都习惯每次嘉宾讲的比较简短，然后会留大把时间给听者提问，在时间到了之后如果还有人举手，会说：好，那么我们最后再回答两个问题。但在日本，每个嘉宾说到最后通常只剩5分种提问时间，而且一旦时间到，不管有多少人迫切举手还有问题，他们多一分钟也不会给，立刻撤人。

“因为日本是这么狭窄的一个岛国吧，所以珍惜空间，一切都很小，很规整，很严格。”早饭时，我跟同伴格雷姆，《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说。他说：可是，英国是个比日本还小一些的岛国啊，英国的房子和垃圾桶，可不是这么小的。英国的车也都比较小，那是因为欧洲的汽油消费税非常非常高，鼓励人们都买小排量的车节约能源。

NGO的志愿者在救济处分配米饭

日本确实有很多归于其文化和民族性的独特之处。比如在欧美，被减薪的员工会罢工、被裁员的失业者会游行，向老板和政府施压、表达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且通常经济状况恶化，也会导致犯罪率攀升。在日本却不是这样。

一位失业负担不起房子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救济处领取米饭

泡沫破灭与去年的金融危机，都导致日本失业者激增、无家可归的人在东京各处游荡。但是，这些失业者和流浪汉，并没有增加日本社会的不稳定性，日本很少社会动荡不安。好几位日本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告诉我们，因为日本人在被公司裁员，失业之后，一点都不会埋怨政府，不会埋怨经济形势不好，而只会自责、自卑、深深地羞愧，觉得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才会丢了工作，无法负担房子和生活，这不是任何其他人的错。

正因为这样，日本的失业大军、流浪汉，虽然数目激增，却一直是城市中悄无声息的一群人，四处打零工，在饿得发疯、实在别无选择时，会低着头去救济处领一碗米饭吃。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救济处领取米饭时是多么的秩序井然。——队伍排的非常整齐，没有人拥挤，吵闹，争抢，就是按照队伍一个个走上前，头埋的很低拿过饭碗，匆匆离开。而且他们大都衣着规整，虽然衣服已经脏到看不出颜色，而且有浓重的臭味，但很少人衣服穿的歪七扭八。

“日本人的自尊心非常强，失业的人非常自卑，但又守卫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所以，在帮助他们时，我们不能说，你快去领饭吃吧，或者，我帮你找到一个活儿。”救济处给流浪汉发放米饭的一个NGO组织的领导告诉我，“我们只能跟他们说，嗨，我们这里现在有这些、这些、这些，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来看看哦。”也是为了顾及他们的尊严，我们被允许拍摄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准备饭食的场面，却不允许我们把镜头对准领取救济饭的人。

在这个经济危机和流感爆发“坏运气”叠加的时刻，救济处领取米饭的很多人都带着口罩。自日本泡沫破灭以来，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就是这么默默地、艰辛而规矩的度日。

这样一群隐忍、克制、中规中距的人，会将这个岛国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