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罗健/文 赵铁林的名片上，名字上有一个黑框，那时他认为，他已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从五楼上掉下来没摔死，掉到海里没淹死，被人家打没打死……几乎遇到了一个人一生所能遇到的所有危险。因此，他从不畏惧死亡。
而这次，这个黑框真的降临到他的身上，这个与死亡交手过多次的汉子，最终败在了病魔手里。2009年5月16日凌晨三点，在北京东直门中医院，赵铁林因肺癌病情恶化停止了呼吸，他曾经出版过的《聚焦生存》、《另类人生》、《黑白宋庄》和未出版的《老北京话城南》等作品，整齐地填满了他在世上六十一个年头里的最后十年。
记者赵铁林
1998年3月，十六岁的贵州姑娘阿V和男友来到海南。在坐台小姐云集的十庙村，他遇到了一个拿着相机的中年男人。
这就是赵铁林。1994年，他在海南海口和河南郑州开设的两家公司相继倒闭，转眼间，那个由客户、银行、合伙人构成的生活空间土崩瓦解，他从一个商人沦为一个彻底的穷人。
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经历了迅速的暴起暴落，许多人的海南梦像泡沫一样破碎，这同样殃及到一大批沦落“风尘”的女子——本指望着趁着年轻来海南捞一票的姑娘们。
赵铁林以8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这是八间相连出租房中的一间。十六七个邻居中，大半是坐台小姐。
赵铁林拿起相机，开始了拍摄生涯，最初的方式就是走街串巷地给人拍照，10元一张。而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里，这个消费群体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居住在周围的坐台小姐们。有时，她们还会花费心思地化好妆，让赵铁林到海边去为她们拍“艺术照”。
长期生活在其中，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为了更深入接触拍摄对象，赵铁林从最初的收费拍照变成了 “付费拍照”——他经常掏钱请这些姑娘们吃饭，帮她们解决各种问题。他从不忌讳摆拍，只要姑娘们愿意，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入他的镜头。每次拍摄，他总要详细讲清楚自己的目的，如果拍系列照片，他还要让对方在拍摄书上签字。
在姑娘们的眼里，赵铁林这样的落魄记者不过是个体面点的乞食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她们更弱势，与她们用青春换饭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这样，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赵铁林知道，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而阿V的想法是，通过发表照片很快出名，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自己变成女主角……
除了阿V，前后四年间，共有100多个人进入赵铁林的镜头，除了坐台小姐，还有城市边缘的渔民、农夫、失学儿童、流浪汉、外来拾荒者、驼背摆渡人……他们都和赵铁林一样，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被压在最底层。在城市里，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从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将视角伸入他们的生活中，并且持续多年。
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专拍小姐的摄影师”的帽子。
“阿V的故事”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
照片里，阿V的眼神没有丝毫弱势群体面对镜头的恐惧，有的是与全书基调一起弥漫开来的迷茫而无助。
但阿V没有就此成名，没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或者搬上银幕。
从工程师到摄影师
《聚焦生存》出版之后，赵铁林的照片开始在国内媒体上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还有他的文字。他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和文字统称为图文纪实作品。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记者+学者”。他坦诚地对媒体宣称，他的照片只是为了真实的文献性记录，他希望若干年后，有人从这里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他所记录的边缘群体的真实场景。而自己所关注的和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照片背后的故事。
《聚焦生存》之后的《另类人生》，和经过重新编辑而成的 《看不见的城市》、《看不见的人》、《她们》等等，延续了一脉相承的视线，并且展现了更多的照片，以完善那些照片以外的故事。
2003年，记录北京郊区艺术家部落生活的《黑白宋庄》出版。赵铁林把视角拉回北京。褪去艺术的光环后，赵铁林以一贯的平行视角和叙述手段，呈现了体制之外的年轻艺术家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挣扎状态。
同年，一部自传式小说《即将逝去的记忆》问世。这圆了赵铁林从十几岁时就想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做传的梦想。
现在，出版人桑海的手里仍有一份未出版的书稿，这是赵铁林尚未完成的一个纪实作品集，书名为《老北京话城南》。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的生命有一大半是在南城度过的，每天早上都会像上班一样，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大栅栏或者八大胡同。他不停地拍照片，寻找新的可以进入故事的人物和题材。“如果不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将来可能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很快，推土机会无情地碾过。
可以说，在《聚焦生存》出版之前，赵铁林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身份可以支撑他的拍摄。他于1948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的一个干部家庭，高中毕业正逢 “文革”，母亲自杀，父亲被关。1968年，他在河南新乡“插队”，1970年在新乡市前进机械厂做工人，1977年调入北京首钢继续工人的职业。197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离开大学进入研究所工作。1990年下海经商，如前所述，先后在郑州及海口设立两家公司，直到1994年公司倒闭。
艺术家赵铁林
经常有人质疑赵铁林照片中的艺术性，“毫无美感可言”，“和一般的留影照片无异”……
的确，刚看到赵铁林的照片会惊异于他的赤裸直白，不经任何修饰的影像语言，如何登得大雅之堂？
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正是惟形式感独尊的年代。当时中国的主流作品是谢海龙表现失学儿童的《我要上学》、侯登科表现农业社会的《麦客》、姜健表现中国农村生存空间的《场景》、陆元敏以后现代主义视角表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等，他们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有着严谨的构图、用光。而且，在将作品集结前，这些摄影者都是拥有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专业摄影师。
1996年，山东的李楠获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PP)举办的第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艺术类桂冠；1996-1998年，云南的吴家林、北京的韩磊和四川的黎朗分别获得美国“母亲琼斯纪实摄影奖”(MotherJonesDocumentaryAward)。随着中国摄影师走向世界，也把纪实摄影的国际标准带回中国，刚刚明白纪实摄影是怎么回事的国内摄影师纷纷调转镜头，从构图、用光、组照的搭配等各个方面向国际标准看齐。
而面对着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更多端着相机觉得该拍点什么的人却因为找不到好的题材而无从下手，只能在有限的影像空间里探讨技术能达到的各种可能性。此时，美国的女摄影师南·戈尔丁（NanGoldin）早已行动起来，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影像标准，她把摄影视角延伸到自己私生活的各个细节，成为“私人纪实摄影”的开山鼻祖。更早的是玛丽·艾伦·马克 （MaryEllenMark）的作品《福克兰路》，后来被赵铁林推崇备至。福克兰路正是一条位于印度孟买的妓女站街之路。
赵铁林的出现无疑给这个原本规范的格局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从事摄影三四年的资历，大部分照片使用相同的焦距段，全部使用黑白胶片，自己冲洗的工作方式。一部入门级单反相机——尼康F801加一个35毫米镜头就是他的全部器材。
而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方式，悄悄伸入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却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从未有过的新体验，被社会学家称为“参与性观察”。它超越了同类作品的窥私情节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进入到一种单纯而真诚的叙述层面。他不断地叩问摄影作为媒介可以观看的底线，也不断地纠正拍摄者对于拍摄对象的判断尺度。这些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形式感摄影的框架。
时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的黄平在为《即将逝去的记忆》一书所作序言中这样评述赵铁林的照片——“这些照片，从艺术摄影的角度说，也属于江湖上的野路子。后来，他们都结集出版了。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一个会用镜头讲述故事的人”。
2000年，中国权威的摄影杂志《摄影之友》评选2000年中国最重要摄影人物，赵铁林名列其中。2002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任影像室主任。200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赵铁林“建国以来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
逝者赵铁林
2009年5月20日，赵铁林的遗体告别仪式。东直门中医院狭小的告别厅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大多随身携带着相机。
这一天，向来惜版如金的《中国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赵铁林的经典作品。其中那幅最为知名的阿V从后面环抱男友的照片足足占了版面的三分之二。这组照片的标题是 《一个摄影师的路到底有多长》，导语写道——中国当代“新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赵铁林因病在京去世。
赵铁林病危的消息传出后，摄影圈的朋友们帮助他拍卖作品，赵铁林拍摄的少量经典照片被重新加工后，以每张2000元的价格出售，收入所得全部用来为赵铁林治病。
对于欧美动辄标价数万美元的纪实摄影作品，这样的价格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对于家徒四壁的赵铁林来说，每张售出的作品都在维持着他的生命。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纪实摄影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东四十条老筒子楼里的两居室，几千卷底片，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国纪实摄影师的全部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