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晶                         一

第一阵清朗的羊皮鼓声在山谷间回荡，释比们将各种法器操持在手，口中诵唱着坛经。紧接着女子们围成一圈，锅庄跳了起来。

居中的年迈老者是祭祀仪式的主释比，传统的羌族服装外，套着一件光亮的羊皮袄。衣服看似陈旧，却泛着奇异的光彩。头上戴着一顶象征至高荣耀的金丝猴皮帽。

鼓声愈来愈密，白色丝穗在细碎的阳光下跳跃翻飞，一时风声呼啸，似乎能读懂天意的，只有这位释比。

这是一场特殊的欢庆，为了庆祝几日前祭祀塔刚刚落成。地震中，即使是维系千年的祭祀塔，也难逃一劫。通常情况下，祭祀大礼只有在转山会、羌历年、婚嫁等时才会上演。人们正是靠这些传统维持着大山里的秩序。

所有的拍摄者中，不仅有好奇的游客，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由佳能公司、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PIOOOO公司三方合作的“羌族文化影像保护”项目组（下称“项目组”）的工作人员。“我们希望通过影像纪录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羌文化。”佳能公司项目工作人员鲁杰说。

政府和村民都很支持他们的举动，为了配合尽早完成拍摄，村民们用平日打猪草的竹篓，背石砌塔，一周内就完成了这项拖延已久的工程。

祭祀结束后，外来的客人争先恐后地和余正国合影。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是这个村庄内可数的古羌释比文化传承人之一。

“正国笑笑，别那么严肃。”摄影师喊了一声。“这种事（祭祀）当然得严肃。”他应道，嘴角掩不住笑容。

二

阿尔村位于岷江上游，距离汶川县城30公里。震后满目疮痍，时见飞沙走石。但对于大山里的人们，即便没有地震，也早已习惯了与泥石流、塌方等灾难共生。

阿尔村的朴素和本色像极了大多数的村庄，充满着宁静与怀旧的气氛。如今，这里已是汶、理、茂等羌族聚集区中为数不多的全村人都会讲羌语的地方。项目组的思稢说，在茂县的松坪沟，50年前几乎没人会说汉语，50年后会说羌语的人很少。

对很多年迈的人来说，这种封闭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山外的世界就像遥远的传说。多年来一直研究羌族文化的焦虎三在《云端的阿尔村》一书中写道，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也几乎与世隔绝。

阿尔村有四个自然村寨，其中余正国所在的巴夺寨海拔2200米。天气好的时候，从山底仰望，依山而建的寨子的确像是夹在云层之中，也正因此，人们习惯将羌族称为“云端上的民族”。

阿尔村被五座山包围。俗称的转山会，也就是“祭山”。祭山是羌民的大典，羌谚称之为 “皇帝祭社，百姓祭山”。除去祭祀信仰的神山之外，其余几座也功用非凡——预告天气、指示时间、祈求降雨。

羌族人认为，白石是圣洁、神圣的象征，也是村中代表诸神的图腾。于是家家户户都会在屋顶供奉白石。上山后遇到的第一块白石，会被村民请入家中，做日常拜祭之用。

除了祭祀塔外，在地震中同样损毁的，还有古代作为御敌之用的碉楼。

历史上，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到达这座寨子的时候，一度还有了个应景的名字，“胜利村”。再后来，文革来了，“破四旧”让老释比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尊贵的身份一时成了招致祸端的角色。

余正国的爷爷余明海在几年前去世，在世时威望极高，是当时年纪最大的释比。作为公众人物的释比，被认为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与威信。在宗教文化中，他们被称作“萨满”，汉语中又称“端公”，而西方学者统称为巫师。释比则是羌语中对他们的称呼。

在汶、理、茂三地享有名望的余明海老先生，临逝前已有征兆。当时同样作为释比的女婿朱金龙本来计划去外地演出。那一天，余明海极力劝说他留下，说自己可能活不过这周。

朱金龙看老人气色很好，还是决定出行，只是再三嘱咐家人悉心照料。不过一日，老人平日用来吸兰花烟的一长一短两只烟枪先后莫名断裂，几日后，余明海离开人世。

三

因为家境困难，余正国很早就退了学，他也曾数次走出大山，但终究走了回来，固守一方水土。他发现，在阿尔以外，他很难赢得民族和家族所赋予释比的光耀。

释比仪式划分为上坛、中坛、下坛，分别用于祭祀、喜事、驱邪。作为释比文化传承人的余正国，还有很多的功课要修，“有了这些技能，才能真正成为受人尊敬的释比”。

余正国的姑父朱金龙同样是释比。朱金龙说，不懂上坛不能叫释比，只能称巫师。由于释比“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根本不存在女释比，“不久前汶川县城的羌族文化节，说是有位女释比，我去看了，只是懂一点下坛，至多称为巫师。”

对很多外来者而言，余正国的家像是绕不过去的驿站。一家人热情好客，二楼的储藏间内，至今堆放着几十床被褥，记录着南来北往的记忆。近一月以来，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也成为这里的寄居者。

在阿尔村，到处种的是耐寒耐贫瘠土壤的土豆，外边的人也会请村民出去表演，但当地人并不靠此为主要收入。农闲季节，男的上山打猎，也有人会到几十公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采集贝母、羊肝菌、虫草等珍稀物种，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采几十斤。女人则在家中操持家务，编织羌绣。

余正国家里同时开着一个小卖部，基本可以满足寨子中的日常家用。寨子中的人也很少外出，通常一次采购一年的米，或是几家包车将土豆、花椒送到城外，卖掉或者直接换一点米。有时为了卖个好价钱，还会搭车跑趟成都。

四

下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就如同外来人想了解他们一样。

即便和临近村子相比，巴夺寨外出打工的人并不多，但外来元素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子中，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依旧穿着主要为蓝绿底色的传统羌服；年轻一代，大都一身T恤衫牛仔裤的行头，已经不易辨识出是羌人。

余正国的家中，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最抢眼的是一套新式家庭影院，摆在宽敞客厅的中央。橱柜上面，贴着流行艺人郑元畅的大幅海报。

因为项目组人多电脑少，作为组长的马占宇曾试探着问余正国，家里有没有电脑。不多时，余搬上来一台配置不错的液晶电脑，打开一看，硬盘里存的都是流行歌曲。

在当地，作为祭祀时才会表演的羊皮鼓舞，也无一例外地被商业收编。余正国外出演出的足迹，已经踏遍北京、杭州、深圳等大城市。

余正国的父母和孩子，目前随在北京工作的妹妹居住，已经是一口流利的“京普”（北京普通话）。

因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大的木材已经禁止砍伐。如今的寨子里，村民家门口堆放的，很多都是几年前砍的柴禾。加上上游水电站的陆续完工，为这里带来便利廉价的电源。羌寨中生着“万年火”的火塘，也必然越来越少使用。

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最终也只能由当地人提出并解决。当地村民余永清，虽然不是释比，但十余年间走遍汶、理、茂大部分羌寨，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和大量图片。

佳能计划资助一批影像器材给余永清这样的村民，并邀请专业人士为他们培训。

多年来一直研究羌族文化的焦虎三在《云端的阿尔村》一书中也写道，每次到阿尔村调查，都会食宿此地。“现在这里（余永清家）已成为阿尔最为著名的‘文化沙龙’”。汶川县文体局副局长还赞誉余永清为 “一个民族已经觉醒青年的代表”。

五

夜凉如水。为了欢迎我们，当晚的餐桌上，比平日多了一盘野猪肉。事实上，寨名“巴夺”为羌语，汉语意即“野猪出没的坝子”。

晚餐后，和余正国在屋外聊天。

他同我讲，十个月以前，阿尔村曾经遭遇搬家的命运。地震之后，地质专家认定阿尔村已经不宜居住，政府要求整个村子搬到下游的板桥村。

阿尔村有句老话，穷不离猪。家家户户养的猪，通常留为自用，很少变卖。政府一纸令下，村民只能将猪贱卖到隔壁村寨。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释比朱金龙，在电视上看到同村的村民对着镜头哭，“舍不得离开家乡”。

一个月后，地质勘察队又下了新报告，阿尔村的村民接到回家的通知。

除了政府按人头划分的不等物资之外，作为民间力量的香港红十字会，也同意为每户资助2.5万元，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他们的要求——在5月30日之前，用钢筋水泥打好地基，这笔补助才能拨付。

为了得到这笔善款，一些村民甚至不惜将本能修复的房子推倒重建。余正国打算借这个“机会”，将门前毁坏的猪圈和卫生间推倒，用这片空地盖房。

余正国很能干，每天六七点便起床。两桶200多斤的黄泥，一人担起。整个地基的搭设，再有一周就能完工了。

“我想盖一座300平方米的大房子，贷一点款，借一点。”

“为什么要盖这么大？”

“总要保护羌族文化的嘛。”

“盖房子就能保护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来了，总得有个招待的地方吧。大家都是为了保护文化。”

“那不是要建成旅馆的模样？”

“有点这个意思。”

“盖好的房子还能叫羌寨吗？”

“只要外表搞成羌寨的模样就可以了。”

六

为了筹备6月1日在成都开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老释比朱金龙跟着我们回了成都。

这位60岁的老释比脸上，皱纹纵横密布。走在成都街头，因为身着羌族服装，显然迎来路人注视的目光。

夜晚，我们到成都的宽窄巷子吃晚饭。倒满一杯鲜橙多递给他，他把杯子放下又端了起来，“给我多加点冰”。我一怔，但突然间，又感到如释重负——他早就熟谙城市生活，无需再刻意考虑和维护他的习惯。

在此之前，他去过四次北京，有时是商业演出，有时是录节目，“长城、故宫，该去的都去过了，没新鲜感了”。

朱金龙最近一次到北京，同样是录节目，不过，是以“感恩”的名义。

（感谢佳能公司为此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