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有90年历史的南开大学，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和平安保险能够请我来到南开和同学分享我成长的一些经验和故事。
实际上天津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的老家在山西汾阳，1949年之前有一个传统就是汾阳的很多人要来天津当学徒，就是所谓的晋商，所以在老辈口里天津这个港口风云际会，有很多历史的人物、历史的故事，包括南开大学也是我们汾阳人向往的一所大学。我记得一到暑假的时候就经常有住在天津的汾阳孩子回来过暑假，就会用天津话、汾阳话两种语言来交流，当时也是特别羡慕。
汾阳我的老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呢？实际上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学也有很多来自偏远的地方、来自山区或者来自小的县城，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县城，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县城如果骑自行车从东到西或者从南到北用不了10分钟就可以穿越，穿过了县城之后可以看到农村一望无际的田野。对我来说，自己出生的地方带给我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既可以通过县城获得来自城市的信息，比如说小说、音乐，80年代时候的文化资讯都可以获得，同时又离中国最基层的现实、最基层的社会那么的近。
我是1970年出生，在我懂事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从小学到高中，在县城里面最珍贵的时间，正好和国家的改革开放重叠，在我最小的时候还会对刚刚结束的文革有一些记忆，比如说记忆里面还会有“万人大会”以及很大群众的“集会”，爸爸妈妈每天晚上要开很晚的会，我和姐姐两个人非常害怕。当时最强烈的记忆是饥饿，我想今天很多同学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的确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因为刚刚国家经历过那样大的浩劫，经济已经滑落到最危险的边缘，对每个孩子来说我们记忆里面饥饿是一个逃不过去的感受，每天早上8点钟上学之后到中午10点左右做完课间操，往教室里一坐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了，那时候一到冬天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白菜、土豆、红薯，每天几乎我们家的晚餐都是红薯，小孩子吃多了就会觉得很不爽，会跟爸爸妈妈说能不能换个东西吃，那个时候我个子也不高，我妈妈开玩笑的和我说，这个必须吃，红薯吃多了会长个，结果我也没有长高（笑）。
我想这种饥饿的记忆还有，但是一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可能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农村真正一改变之后，很快的记忆就变成一种回忆，基本上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有特别多的新鲜事物出现了，在我的生活里面开始有了电视机，家庭里开始有了7寸的黑白电视，我们可以通过电视看电影和新闻，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慢慢的有了洗衣机，街上开始有了轻骑摩托车，整个社会因为这样经济的变革变得活跃起来。我记得在刚上小学的时候，经济的封闭还很厉害，有一天我很难忘，我父亲有一个司机的朋友，他开车去河南出差，那个时候河南的物品是不能够自由流通到山西，他去了之后买了很多花生，之后就把花生就藏在轮胎里面，以“走私”的方法带回到汾阳，分给我们家一小部分，我父亲把花生做好之后放在餐桌上，我们放学之后父亲和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课文叫落花生？今天桌子上这个就叫花生”，我是在7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吃到花生。
这就是我的成长起点，一方面还有过去体制的烙印、饥饿的烙印和封闭的烙印，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除了这些物质逐渐的进步之外，我觉得在文化、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文学的热潮，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可以阅读到很多当时重要的小说。在我早期的成长记忆里，虽然自己是一个孩子，但是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看到我们国家和这个社会在缓慢的进步，在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好多东西出现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比如说过去我们没有娱乐，可以看到的电影都是革命的、文艺的，比如电视里看到的是《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电影院也是一样。但是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开始有了春节晚会、流行音乐，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唱到的音乐都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有了流行音乐之后街上就会用录音机放港台邓丽君的歌曲，开始有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从我们到我也是一个进步。一方面是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是自由精神，一种自我意识萌发的时代。到初中的时候，我记忆犹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小说，叫做《人生》，我建议在座的同学有机会去图书馆借这本小说读一下，这是陕西作家路遥的作品，在讲一个农村的青年，叫高家林，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存在着很严密的户籍制度，户口的问题即使今天就业找工作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篇小说讲的是农村青年高家林，因他非常有才华，也非常想来城市发展，后来他去了县城，结果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了他原来生活的农村，中间就是有他爱情的悲剧。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心里开始非常的不平静，因为我一下子发现了周围班上学的同学为什么会那样学习，因为在那个时候初中一个班注册的学生是45人，但是我们班差不多有80个同学，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农村、山区来借读的，那些孩子都是一样的有待成长的少年，我自己每天跟一帮同学踢足球、玩，但是那些同学每天都点蜡烛在教室里学习到深夜，我觉得外面那么好的世界，踢足球多快乐，为什么非要那样去“卧薪尝胆”“头悬梁、锥刺骨”呢？我当时非常不理解，看了这篇小说之后我突然觉得原来他们要解决户口的问题，因为如果初中毕业的时候，特别是可以考到师范学校，这就意味着你可以转成城市的户口，也意味着两年或者三年的学习期间国家会给你一定的资助，同时也意味着你将来会有一个学校教师的工作。
看了这个小说，通过阅读我一下子对原来那样深信不疑的社会开始有一点点的思考和反省精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相同的人，为什么通过户籍把大家固定在农村生活或者城市生活呢？我觉得在我成长的经验里面，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生活里都有广泛的阅读和写作，为什么阅读这么重要呢？因为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阅读和写作是减少的，80年代的时候哪怕初中、高中或者乡镇的图书馆都会有阅览室，都会看到很多严肃的文学，比如说可以看到《十月》、《当代》、《收获》、《新华文摘》，我们可以分享作家对社会和对人的思考，这样一种阅读的生活一直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我们的生活、接近我们的现实。但是到今天，我觉得虽然也存在着写作和阅读，比如说我们有网络、有大量的信息，可以获得成千上万的资讯，但是代替不了对严肃文学阅读所获得的经验。我觉得阅读生活、阅读经验的丧失是目前文化里所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
往往有人就会觉得，今天可能大家都沉浸在经济生活里面，所有人的重心、思考的焦点都在于经济生活的层面，但是社会的层面、个人的层面，这样文化的生活也是照样需要我们投入其中，来获得一种完整的自我。
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除了阅读还有写作，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表达方法，一开始80年代诗歌是非常重要的、最贴近年轻人的表达方法，所以我到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大量诗歌的阅读。我记得有一次很戏剧，我们几个很淘气的男孩子爬到一个楼顶上，发现了一本风吹日晒不知道多少天的书，拿起来一看是一本《朦胧诗选》，拿回教室里把尘土单调之后确实让我兴奋，比如上面会写“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既是我们的心事没人知晓”等等这样的诗句，虽然你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但是突然通过这样的诗歌、诗句，好像找到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突然觉得生活里有很多诗意的时刻可以和这些诗句相对应。所以到高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帮孩子狂热的喜欢上了诗歌，那时候北方正好刮沙尘暴，整个县城里遮天蔽日，白天都要打日光灯，沙尘暴到来的时候，同学们根本没有心学习，就围在一起聊天、畅想未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同学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诗社，正好那天刮风，就把这个诗社的名字定为“沙派”，就是刮风的意思，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但是也代表那个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力量感。
说起来有一点搞笑，我那天一个人写了20多首诗，全班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在诗社里，大家疯狂的写诗，然后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诗印出来给同学看？那个时候想印诗集，高中生没有什么钱也根本不可能找印刷厂、杂志社印出来，后来我们就想用自己的资源做这个事，有一个同学可以借到一个油印机，我们买来蜡纸，可能现在同学都不知道，就是用铁笔在蜡纸上把我们的诗刻下来，然后用油墨印出来，然后装订，书法好的同学负责写字，画画好的同学负责画插页，我自己是负责统筹，一个人坐在那儿目睹诗集的产生，最后装订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装订的不整齐，有的纸张大、有的纸张小，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可不可以去照相馆借裁纸刀，结果我们一起去了“北大照相馆”，可能大家要向往大学，借了裁纸刀之后把这些书裁好，第二天一本一本的传给同学。这本诗集其实很幼稚，我还保留了两本那个时代的诗集，我个人写的80%的诗都是爱情诗，都是想像爱情，那个时候也没有爱情，就开始写很多爱情诗，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精致的心灵的活动。
写作是跟自我交谈的过程，我觉得无论未来的职业是做什么，可能跟我一样从事艺术工作，可能做画家、诗人、记者、编辑，也有可能做了经济工作，有的人学了理工、有人学医，不管做什么，写作和阅读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里非常重要的两个朋友，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局限的，每个人的出生、成长以及周围的朋友都是一个比较狭小的自我和个体，但是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大千的，我们通过阅读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上以往的经验、它的历史，人们在生存之中各种各样的处境和困境。当我们通过阅读分享别人经验的时候，同时也是打破我们个人局限的过程，我觉得只有我们了解自我是狭小的、个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才会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才能够有一个谦和的心态，才能有一种爱意出现，我觉得它是打破个人局限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写作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是让心灵越来越粗糙的人，我们要学会跟自我交谈，哪怕是每天的三行日记或者是闲暇的一首小诗或者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我觉得这些活动都帮助我们思考自己是谁，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方向以及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在中学的时候，我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样的艺术生活里，所以我个人的爱好也就逐渐的偏到文学艺术方面，我觉得那个时候上中学完全是“饥不择食”的时代，当然还没有一个人生目标，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孩子，还不懂这些，只是很天性的接近和靠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个时候突然又有一个新生的事物出现了，就是开始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在各个电影院演，我看了之后一下子被“霹雳舞”吸引了，可能在座有些同学也跳街舞，我自己看了7遍《霹雳舞》愣是把那个舞蹈学会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就像一个海绵，只要自己觉得新鲜、激动自我的东西就像海绵一样吸它，像“霹雳舞”看着学会之后，我们在学校里面组织了一个团体，就叫做“害虫队”，因为当时有一个农药的广告，广告歌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组成这个队之后一起来训练、练习，还跟其他学校同样的舞蹈队飙舞、比赛。
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早期的所谓社团生活，因为刚才跟杨部长聊天的时候，知道南开有好多的社团，也有合唱团什么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种群体活动、群体生活让我们学会团队工作、团队合作，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怎么样用一个团队的力量完成一件事情。上中学的时候用团队的力量写出一本书，编好一本诗集，成立一个诗社，用团队的力量学会一种舞蹈，学会做交流的工作，我觉得这真的是给了自己一种和别人合作的经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家寡人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事业、很多事情是需要团队来配合的，所以自觉的培养一种团队的精神或者参与团队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今天回忆起我的成长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学会了“霹雳舞”，有一年我记得是高二升高三那一年的暑假，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歌舞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改制了，原来舞蹈团都是国家给钱，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不给了，你得去巡回演出才能够挣到钱来维持舞蹈团的经费，那个舞蹈团从我们老家出发，一直要过黄河到陕北演出，那个团里面没有人会跳“霹雳舞”，但是我会跳，结果他们就找我去跟他们演出十来天跳“霹雳舞”，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黄河跑到一个陌生地方出远门。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卡车，拉着道具、乐器向西开，像我们这些演员有的就坐长途汽车来到下一个演出的地点，这是我最难忘的行走。
刚才我谈到了阅读和写作，还有一个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就是行走，用你的身体、呼吸和眼睛去到不同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了解这个社会、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很难忘，那一趟通往陕北的长途汽车，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那个车开得非常慢，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停下来，不停的有人上、有人下，一路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看到有妇女上来怀孕快临产了急着往县城赶，也会看到一个家庭参加婚礼，拿着礼物、十几口人挤到公共汽车上，你会看到一个最普通家庭的快乐，他们去参加婚礼时候那种愉悦感，也会看到突然上来一个人游手好闲，之后开始摸别人的兜。所以通过观察整个世界一下子给你打开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也养成了我一直以来的一种习惯，只要有时间就去到陌生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因为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的行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阅读里了解了世界，如果可以亲自去接触、体会，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一直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要去一个城市，比如我要来到天津，我们用不同行走的方法看天津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天津，比如我们坐飞机，落在天津机场，然后有人来接你，开到天津最豪华的地方，你看到的可能是非常亮丽的天津；你可能坐从大连或者上海开过来的船，跟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比如做买卖和农民工坐在一起，船停靠在码头，找公共汽车或者讨价还价坐三轮车进到市里，看到的又是一个天津；可能你是坐长途大巴，山西发天津有很多这样的长途汽车，你在卧铺汽车可以睡觉，汽车里面的密度很高，人和人之间距离很近，闷热的开到天津某一个巷子里面，车门一开说天津到了，你走吧，你看到的又是一个天津。我觉得交通工具已经把现实区分开来，我们每个人可能恰恰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一种现实里，通过行走去了解这个国家，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那一次演出的行走，我还记得一个至今难忘的发生在我身上的笑话，有一站叫陕西的吴谷（音），黄河这边就是山西，黄河那边就是陕西，那个地方经过了县城边上的一片枣园，那个枣还没有红，还是青色的，可是我就特别想吃那个枣，旁边有一个老大爷看着，我灵机一动的问大爷，这个上面长的是什么，大爷说你不知道么？我说我不认识，大爷说这个叫枣啊！我就问这个枣能吃吗？那个大爷说难道你没吃过？我说没吃过，结果大爷拿了一个竹竿打了一地，往我兜里一塞，我觉得当时我是孩子的淘气行为，但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他的朴素，他真的相信这么一个外来的孩子没有吃过枣。如果我们不去行走，根本体会不到所谓一直谈到的纯朴，还有人的诚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第一次去街头吃饭的时候要吃面条，做饭的就问我吃多少，份量是多少，我说约莫着就三两吧！结果给我这么大好几碗，我说我只要三两啊，他说是啊，我们这儿是指三两干的面，不是指煮出来的面团，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这样的民风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碰到，但是通过行走还是可以接触到，可以了解和欣赏到别人的教养，了解到不同文化里的尊严，了解不同人生里所具有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行走回来之后，你还得上课、迎接高考，刚才给大家讲了一堆，又是阅读又是写作又是行走，结果我最后变得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非常的偏科，语文、英语还可以，历史还可以，从地理开始就很差了，特别是数学，最悲惨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们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看我还在书桌底下读小说，那个老师非常生气，说贾樟柯你站起来做这道题，我说我不会做，那个老师很有观察力，说贾樟柯你知不知道这个题是属于立体几何还是平面几何？我真的很惭愧，我分不清，那个时候马上就临近高考了，真的面临你未来往哪里去、你要怎么生活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男孩子性格都差不多，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走向社会，就不想读书，觉得赶紧参加工作，当然那个时候也还有很多单位在招人，那时候建设银行刚刚恢复或者是刚刚成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它那儿招工我就想上班，我父亲和我谈，说你最好可以上大学，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是这种说法），因为当时所有的东西不像今天那么丰富，资源的确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大学里。我父亲说一个人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非常了解我父亲说这个话背后的潜台词。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们汾阳人有很多人在1949年之前都来天津学徒，我爷爷就在天津药厂里面学徒，我们整个家庭在天津生活了很长时间，解放前才迁回到汾阳。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父亲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特别想考回来，后来因为我爷爷学徒回去赚了一些钱买了地，所以他那年成份是地主，正好那年对家庭成份有审查，我父亲没有念大学，家里面也比较困难，他就考了小学老师教语文了，所以到我面临高考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希望我可以上大学，而且特别希望考到天津、考到南开，是他的一个情结。
当然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不在意，但是我父亲讲了这些之后，他的确说服了我，他让我有一个憧憬，就是什么是所谓的高等教育，那些大学生在想什么、学什么，那时候真的打动了我，第一年高考结束的时候，我果然什么都没考上，那时候我就很灰心，跟我父亲说大学我考过了，我觉得如果再补两年也上不了大学，我父亲说你不是喜欢艺术吗？你去学美术吧！因为学美术不用考数学。他说完之后我觉得我父亲真高明，实在是高明，我说爸你太聪明了，真的不考数学吗？他说真的不考，我当时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如果学画，我们县城里没有学画的地方，肯定得把我送到太原去，这样的话我可以离家去太原就自由了，同时也真的靠近我喜欢的东西，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我究竟最喜欢什么，但是毕竟是靠近我喜欢的东西、靠近艺术了，这样的话第二年我就去了山西大学，那时候正好有一个美术的学前培训班，我就去那儿学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住在山西大学旁边的村子里面，全省大概有40、50个孩子一起来学，白天学美术，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晚上开始写小说，我觉得有人这么讲过，说“一个人只有离开家乡，才能获得故乡”，的确是这样，当我离开汾阳，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到了省会，虽然相隔只有250公里，但是一下子好像自己长大了，一下子好像汾阳的生活给了我很多表达的愿望，懵懵懂懂就开始写很多小说，白天学画画，晚上写小说，又让我觉得总是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到专注、专心，其实我挺内疚的，因为那个时候读书是要爸爸妈妈给钱才能读，要交学费、要吃、要住。
这个时候有一天很偶然，也是我讲了很多次的故事，我约了一个朋友在山西大学外面有一条街见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联络、通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等了两三个小时还没有来，知道他来不了或者忘了，我自己开始在马路上逛，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俱乐部，叫做“公路局俱乐部”正在放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黄土地》，我也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电影，反正下午有消遣了，票也很便宜，我买一张票就进去看了。我可以说看这部电影是从开头流眼泪到结束，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找来这部电影来看，是1984年陈凯歌拍的电影叫《黄土地》，90年代初我才看到，我看到一望无际的黄土，也就是我看到了我的老家，因为我自己的老家就在黄土地上，我们的县城就在吕梁山的山脚下，骑自行车往西走20分钟，越爬越高就是黄土高原。
第一次在银幕的世界里一下子看到的一望无际的黄土，看到了自己家乡的面貌，看到了电影里那些人物、那些农民、那些脸，因为我有很多亲戚都是农民，都在村里头，我每年都要去跟那些表弟、表哥玩，我亲戚的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我最熟悉的世界、最熟悉的环境、最熟悉的人竟然可以出现在电影里，那种感情、那种感动完全把我击溃了，电影在演什么都断断续续的跟不上，但是那种感动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从电影院出来我就跟自己说，小贾，你就当导演，拍电影吧！我就特别激动，一路走回合租的房子，我有几个同学考了好几年艺术，之后我就问考试经验比较多的，我说哥们，我想当导演怎么当？那个同学说如果考电影学院，北京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你可以去考。我说可以考吗？然后开始了解可以通过考电影学院当导演，但是我的志向变了，电影学院要考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自己很兴奋，有了一个清晰的理想就是当导演。那时候我给我爸打电话，家里面没有电话，打到我爸的单位，我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当导演了。然后我爸说，是吗？挺好。之后就把电话挂了，我就回到画室开始画画，我记得上午给我爸打了电话，下午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我爸突然出现在我们画室里，把我都惊呆了，我爸觉得我疯了，这个孩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突然打个电话说他要当导演、要考电影学院，然后就坐到我旁边，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想考电影学院，我爸当时还有点糊涂，可能被“电影学院”这几个字搞晕了，他说你是不是想当周里京，可能同学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当时最红的电视剧演员，他演的电视剧叫《新星》，这是家喻户晓的。我说我要当导演，我爸说怎么才能当导演想过吗？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爸讲，我说实际上爱过很多东西，爱写诗、爱写小说、爱跳“霹雳舞”，但是现在我真的有一个理想，我想去试一下。
那个时候电影离普通人特别远，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小学教师的孩子，在县城里面突然通知他爸说要考电影学院当导演，的确有点天方夜谭，好像那个艺术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承受的，当时只有几个大的制片厂都在大的城市，什么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离我们普通人特别远。我父亲觉得，一方面你已经不能够正常的高考，要考艺术类的学校，我爸想了我去考个山西大学美术系，当个美术老师或者美术编辑已经是很好了，突然还想当导演，这个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的确是觉得孩子有点发疯了，我跟我爸说就要考，没理由，就是爱上。我一直很难忘那天和父亲面对的感觉，因为你可以感觉到阳光逐渐的落下去，从屋里面阳光普照，到阳光收起来、天色渐暗，最后我爸没说服我，他第一次给我递了一根烟，我们两父子对着抽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我父亲比我们孩子想得清楚，他说你考可以，究竟考几年？考到二十几岁？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学没有年龄规定了，24岁还是22岁就不能考大学了，就超龄了。他说你一直要考所谓北京电影学院，考不上怎么办？我跟我爸说，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我就赌一把，就一直考到我没条件考了，该干嘛干嘛，回去该开商店卖小吃就开商店卖小吃，该进工厂当工人就当工人，该干嘛干嘛，但是你给我这几年去试一下、拼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成。
我父亲拿烟的手都在颤抖，因为就在我学画的时候，在县城里面一到23岁、24岁，有的都有小孩了，你还在这儿毫无着落，还要做一个梦，我也非常感谢我父亲，他说你就去试吧！那是1991年，结果一直到1993年，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考到北京电影学院，越考越心慌，就是越考年龄越大，真的到了23岁、24岁还考不上怎么办？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1992年冬天的时候，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山西新华书店，当时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他们有很多国外进口的画册，有印象派梵高、毕加索等等，谁都可以看，只要按照规定戴着白手套别把书弄脏就可以，那是我准备考学的阶段最能排解郁闷的地方，就是翻那个画册。翻完之后，我从书店出来，去之前还没有下雪，从书店一出来一看漫天大雪在飘舞，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走，一边走一边流眼泪，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当你真的突然幻想未来要拍电影，现在心里面的一个故事，幻想可以呈现在银幕上，那个时候写过一个小故事，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奇怪的，那么小写个剧本叫《最边缘》，好像已经有对社会的观察。我想如果这个短短的剧本变成银幕上活生生的人该是多好啊！那个时候我第一年考的时候，为了迎接这个考试要收集很多资料，电影要考专业，像画画考色彩和素描一样，电影要考专业，我骑着自行车跑遍太原，只找到两本和电影有关系的书，一本外国的书，有上集没下集，一本是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大学美学课程》，里面大概有20几页是讲电影的，就拿着这两本书考电影学院。
第一年的时候，老师坐了一排，说你看过戈达尔的电影吗？我哪看过，我说没看过，你知道什么是蒙太奇吗？我说知道，就讲书上的那套理论，然后说你知道爱生斯坦吗？看过他的电影吗？真的一问三不知，就回家了，没有考上，回去之后又要准备，的确会有很多灰心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还是学画画，考一个吕梁师专什么的就算了。
又是一个让我很难忘的场景，很奇怪，我知道现在有两个东西我是绝对不吃，一个是烤红薯，因为从小吃红薯真的吃怕了，而且真的是一种生理反应，一看就拒绝。还有一个就是白菜挂面夹荷包蛋，特别是煤油炉煮的，那个味道很淡，完全像是喝煤油一样。到冬天的时候租的房子要买煤、生火，我去煤厂一个人拉了一板车的煤，很吃力的往住的地方拉，青春年少免不了有一点伤怀，有一点哀伤，突然身后马达的声音很低，我完全被惊到了，我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我就停下来回头一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直升飞机飞得很低，穿过两边灰色的工人宿舍的楼房，擦着楼房消失在远处的天际线，我突然心情特别开阔，我看到了一个“人造飞翔”，我觉得生命有特别多的奇迹，我们没有领略过的奇迹，我们自己可以开创的奇迹，我觉得心情特别开朗，可能一切都在时间的尽头，我们要对我们青春的结果、对我们追求的结果、对我们的未来要有耐心。也就是说你不要经过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因为这是你的成长，命运的确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只要你坚持的跨越了那个时间，时间会呈现给你一个结果和奇迹。
经过这样的过程，到1993年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为什么考文学系呢？那年所有的系都招生，报考的人数最少的是文学系，所以我决定就考这个，因为我觉得只要可以坐到课堂上学习电影就有办法，我觉得是一个折中，同时也是一种路径。比如说今天电影资源非常开放，大家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买到DVD、看到书，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不坐到学校里真的学不了电影，电影院放什么你看什么，但是那些电影史上经典的电影，国外的不说，就算国内的《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三十年代的电影，国外的像《出租汽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现代启示录》等等这些今天看起来最常规、最容易看到的电影，在当时都看不到。所以到1993年当我坐到教室里面以后我告诉自己要珍惜这个时间，不夸张的说，我是没有选择性的，所有的知识都全身心的拥抱它，我是学电影理论的，但是电影基础我考了100分，革命史都考了99分，一堂课都不差，这样的话就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实际上拍电影没有那么容易，即使你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学，毕业了也要经过很漫长的等待，有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放弃了理想，因为比如按原来的制度，如果你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可能先要当五年场记，然后再当五年副导演，到第十一年的时候可能当导演，真的是很漫长的，但是这和你内心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完全不合拍，你恨不得马上就可以拿起摄影机面对这个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拍电影的梦想，所以当时我们又组织了一个社团，叫做“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大家都知道拍电影是要花钱，一帮同学怎么拍电影？首先找到了这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每个同学那个时候都有一点赚钱的方法和门路，我自己当时是特别走红的电视剧枪手，什么意思呢？比如人家要拍电视剧我来写剧本，然后不署我的名字，署别人的名字，之后我可以赚到钱，有同学在电视台打工，也有同学给报社写东西，我们大概凑了有两万块钱拍了第一部短片，叫《小山回家》，两万块钱花了大概半年时间，才把这个片子最后后期制作完成，之后便面临放映的问题了，我们就在电影学院宿舍的618号房间举行了一个看片会，那天来了很多同学，那个房间挤满了人，这个电影50分钟，差不多到第15分钟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房间不热了，因为一部分人已经走了，演到25分钟的时候觉得周围很宽松，到了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就剩下我们几个主创了，真的非常的失败。我记得当时的副导演就把录像带从录像机里拿出来，往我抽屉里一放，钥匙往我衣服里一放，说贾樟柯，以后再也不要拿给别人看了。
年轻就是不怕输，我当时也觉得拍的很差，但是睡一觉以后觉得不那么差吧？里面某个场景是不是还拍的不错？我就跟制片说，能否找一个放映的机会？他说你还要放？我说还要放。他说我有个老乡在北大有一个社团，叫“北大影视纵横小组”，然后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去北大，北大放完之后就去人民大学放，人民大学放完去美院放等等，很多同学原谅了拍摄的粗糙和故事的幼稚，因为那个电影讲一个河南来的农民工，那是1995年的作品，到过年的时候想回家过年，不想一个人回去，就想去找一个人、一个老乡和他结伴而回，这里就呈现了外来的人口的生活状况。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这个电影提供的信息除了我们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考虑的镜头、色彩、运动和光线之外，它的内容和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互动和交流。
后来有一个学校的香港留学生问我们是否拍了一个短片，我们说是，他说在香港有一个短片的比赛，你是否愿意去参赛？我就给了他这个录像带，结果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忘了这回事了，突然这个同学找我来说你得奖了，你得去领奖，我说太好了！那个时候就去了香港领这个奖，然后认识了后来一直跟我合作的制片人或者说是很多同行。实际上这个过程今天回忆起来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就是任何一个工作投入到里面，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任何一种经验都应该是完整的经验。比如说拍电影，写剧本是一种经验，写完剧本去找演员是一个经验，然后去看场地是一个经验，挑好拍摄的场地找钱来拍也是一种经验，找好了钱组建摄制组是一个经验，站到现场怎么拍、怎么调度演员、怎么和摄影师合作也是经验，之后怎么指导演员、怎么剪片子这也是一个经验，跟观众交流又是一个经验，没有哪一个经验是不重要的，每一个环节的经验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鼓励更年轻的特别是学电影的同学，如果大家真的去拍了一个短片，如果拍的过程觉得拍的不好，也要坚持把它剪完，觉得剪的不好也要坚持放给观众看，因为这样你才能获得一种完整的经验，才能真正的了解一种工作，它的这个链条上所有实实在在的经验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可以讲电影是做决定的艺术，包括我们性格的培养，我以前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跟熟人的时候特别能说，也特别爱讲笑话，但是和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拘束，比如以前特别不愿意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但是拍片的过程里是改变我们性格、培养我们能力的过程。好像我拿着那盘录像带站在北大的放映场外面，差不多也是满满的阶梯教室、满屋子的人等你放映完和你交流，那时候的胆怯、胆战心惊，如果不去克服的话，怎么今后和更多人交流、阐释我们的观点和思想呢？
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教育里的确有很多约束我们的东西，害羞就是一个，但是拍电影把我害羞的习惯给打掉了。可能前面讲得跨越了一些，当《小山回家》在香港获奖之后，我就找到了第一部片子的投资，就是1997年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拍了我第一个长片《小武》，《小武》拍的时候当时投资非常少，第一笔钱过来的时候，我跟摄影师两个人去北京卖电影胶片的地方，就是柯达公司，然后买了40本胶片，16毫米的，抱出来的时候我兜里头只有差不多10来块钱，那个摄影师就很担心，说小贾，就兜里这点钱咱们能行吗？我说我相信，只要我们让摄影机转起来，一定有办法把这个电影拍完，的确这个电影是很奇特的拍摄方法。比如说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在那样高强度的劳动之下，就是拍电影处女作以及对电影这个媒介的好奇感，终于获得了一个拍摄的机会，可以把日思夜想的故事呈现出来时候的兴奋汇聚成了一种能量，你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投入多少的精力是和投入多少的感情有关系，你的感情越浓烈，它就是浓烈的汽油，让你一直在燃烧，你对电影的爱、兴奋就是一种动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还不想睡觉和同事聊天第二天怎么拍，这21天像梦游一样拍完了。
过了不久就收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通知，他们说你入围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了，但是都是没有想到的，非常的开心，我的摄影师是一个香港人，后来他在比利时学电影摄影，回到香港之后在独立短片的比赛上和我认识，之后就一直做我的摄影，他的英文和法文都特别好，就陪着我去柏林电影节，一去才发现整个柏林电影节期间十一天柏林要放400部电影，你的电影怎么样？贾樟柯是谁？什么是《小武》？没有人知道，你的作品怎么让人关注到？怎么打开你工作的局面？这真的是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摄影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印一些传单，就开始翻电影节发的册子，有一个册子就是讲所有电影的发行商住在哪些酒店，我们就自己又开始去了电影节的办公室用英文打字，说“有一部炙热的中国电影即将播放，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呈现给你一个精彩的中国，几月几号几点请您来观看”，那天柏林在下大雨，我和摄影师两个人打着伞，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在前台发这些传单。其实这不是很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这个摄影师又翻开册子又看，他看到每天中午都会有一个发行人、影评人吃饭的餐厅，所有的制片人、影评人都在那儿吃饭，我们去那儿发最直接了，我们拿了一叠，但是我去的时候腿软了，因为我是北方人，人家在吃饭，人家在高谈阔论，我怎么把宣传单放在人家桌子上？说还是不说？我很脸红，就好像我后来看很多报道，比如说有一段时间香港经济很严重，有一些工人师傅下岗之后转行卖东西什么的，在市场里面叫不出来一样。因为你真的要面对那个人，不像在前台让服务员说几几几房间发一下就好，这个时候真的要面对人家，我的摄影师和我说“小贾，这个电影是你的电影，是你需要你的作品，更需要你的作品被人看到，就为自己的这个需要去工作、去努力”，他从小学三年级就去写字楼推销文具，因为我老骂他南蛮子，他就说我是北方人就是爱面子，他说“小贾，今天我帮你发，今后只有你帮你自己，没有人帮得了你。”我就进去一个桌子一个桌子的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颠复了以前害羞、爱面子，我真的知道争取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争取自己的作品被人分享、我们争取自己的幸福、争取个人的成功或者争取这种权利，这个世界上首先是依靠自己去做，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施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成长。
后来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作为今天的结束语和同学分享，就是“幸福在那儿，不会自己走过来，必须我们自己走过去。”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