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伊伟/文 读书买书，一上手先接触到的就是“开本”。一本书的大小、厚薄，和封面、版式、纸张一样，构成了我们对这本书的“第一眼判断”。买不买，读不读，一半就在这一眼上。

好开本首先是不和你打架——不和手打架，也不和眼睛打架，所谓手头儿舒服，看着顺眼。宋版书被传得神乎其神，除古董价值之外，但就物理条件看，无非这两条而已。

1949年之前的书，也就在七八年前，还不是什么宝贝，中国书店里有不少，随便转转，会发现书可以出得很讲究。比如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比成年人手掌大一圈，比我们现在的“小32开”再小一点，而且书稍微厚一点儿的，还会分册，这样任何一本拿起来，都轻巧，好带好读，封面素净而且耐磨，内文的纸张过去六七十年仍然挺括而有弹性。

比“万有文库”更小巧的，是一本老舍的初版《蛤藻集》，封面只有素净的三个字的书名，其实开本比万有文库还要宽一点，但因为封面的朴素，和更舒服的长宽比例（相比之下，“万有文库”显得过于瘦长了一点），一点不觉得笨拙。

我稍微琢磨了一下那时的出版物开本，可能因为各处印刷机器不同，而且纸张也各异——毕竟当年的印刷出版领域还不是现在这样，从机械设备到纸张采购，都越来越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那几家企业手里——所以大家有机会因材制宜 （书的题材和出版材质），把开本做得千姿百态。

旧书里在开本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本邵飘萍编选出版的《唐宋名家词》，邵飘萍是当年名动京师的大才子，也是著名报人，和《京报》的勇猛精进比起来，这本小书出得楚楚动人：接近我们今天的64开，基本是一部黑莓手机的大小，而厚度差不多是黑莓手机的一半，可惜这只是一本下册，那本上册我差不多找了十年，也没找到。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一套唐宋词小册子，标准64开，按作者，每个作者一本，开本和邵飘萍的《唐宋名家词》类似，但装订和纸张都皱皱巴巴，好像被抽了筋，单看还好，和那本“下册”放在一起，立刻就让你没了读下去的兴致。

新书里也有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比如199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书林俱乐部”的第一本，米兰·昆德拉的 《被背叛的遗嘱》，开本是850×1092的32开，这个开本和沉稳而颇带异国情调的封面设计一起，在很长时间里还让人觉得清新爽利。

有时候再普通不过的开本，也可以让你很舒服，毕竟，今天的开本规格，早就是工业生产的成本标准和工业设计的艺术标准结合后的性价比计算结果。还是32开，1992年7月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套“名家小品自选系列”，入选的有金克木、季羡林、汪曾祺，每人单独成册，开本规格选了787×960，每本20万字以内，在小品门类里，书绝对算厚实的了，但普通规格的小巧开本方式，还是让书显得轻巧了不少。关键是，和“小品文”的定位异常合拍。那时候还不大做插图和使用特种纸张，开本几乎成了封面之外最重要的设计因素。

小开本同样可以承担重大题材。还是小32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 《德意志的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这本探讨纳粹举手礼的著作采用了787×1092的规格，比前面提到的 “小品文”只是稍微宽出了半公分，配合封面的红黄黑三色，就显得厚重沉穆了许多。相比之下，另一本话题沉重的小册子，华夏出版社的《奥斯维辛之后的上帝观念》，简单地采取了标准32开，总让人觉得动脑子不够，或许，将这本很薄但是话题无比沉重的小册子，印成国外教堂里最常见的64开甚至是128开《旧约》形式的小书，更能引起我们阅读时的敬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