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言咏 78岁的严岭在十堰生活四十多年了。1968年冬天她从长春调来支援即将开工的二汽，之前她是一汽的一名技术人员。那一年，跌宕起伏的二汽建设拉开序幕，一汽大约三分之一的职工南下支援。

1968年的十堰是鄂西北一个贫瘠的山沟，当地人形容这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严令山现在居住的张湾片区当年只有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其余都是泥地、水塘，零星散落着一些老乡的房屋。

那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与“苏修”“美帝”必有一场恶仗要打的紧张气氛之中，“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特殊的政治气候赋予十堰意外的发展机遇，浩荡的建设大军涌向这里，沉寂的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

四十年光阴荏苒。

当年的二汽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东风集团。严岭家的窗外楼宇林立，青山环抱，曾经的荒野丘陵蜕变成一座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

“在全国三线大型企业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两家。”原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如此评价说。

一

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发萌于1952年年底。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从筹划建厂到定址十堰，二汽早期建设者们在中国南方绕了半个圈。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汽车这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短缺。1953年一汽正式开工前向毛泽东汇报方案时，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考虑到一汽在北方，中央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地区。

二汽早期筹备处设在武汉，是在租来的一家名叫“尚洁池”的澡堂里，群众给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起了一个别名，叫“三馆干部”，即吃饭下餐馆，住宿到旅馆，喝水进茶馆。

1953年那一次选址，筹备处看中了武汉青山区。无独有偶，华中钢铁公司（今天的武钢）也选中这里。李先念当时是中南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发话说：“汽车厂在哪个地方不能放，非要和人家钢铁公司争？钢铁公司需要大量的水运交通，光吃矿石就不得了，他们选厂址很难，你们不要争了，让给他们吧。”

二汽筹建者们放弃了青山区，又选择了武汉东湖和沙湖之间的地带。这时苏联援建专家又提出问题：“这么多新建的工厂都集中在武汉，将来万一发生战争，一颗炸弹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根据这一意见，筹备处将重心转移到四川，察看了12个市县后，定址成都东郊。

不久便赶上了1956年的 “反冒进”，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很多下马，其中包括二汽。

1958年中央再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二汽重建工作一年之后，又遭逢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再次无疾而终。

第三次上马是7年之后。二汽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参与了筹备选址的全过程。当时“三线”建设在中国已轰轰烈烈铺开，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陈祖涛和同事踏遍了湘西武陵山区。此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得知中央决定将经湖南的川汉铁路线改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建襄渝线，建议二汽选址配合这条铁路大动脉改到大巴山和秦岭交会的鄂西北地区。

经过反复比较勘探，厂址最终选在十堰一带。在负责技术的陈祖涛看来，这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科学生产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十堰是一个有近百户居民的小镇，因历史上建有十个蓄水的堰塘而得名，群山环抱，呈放射状分布着众多宽阔的山沟，每条山沟都向心地汇聚到小镇上。

它处于“三线”边缘，山不是很高，背靠襄樊大平原，铁路即将通过，公路现成有一条李宗仁修建的从湖北老河口到陕西白河县的 “老白公路”，只要拓宽就可以了，水运则可以通过汉江到达。

选址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1966年，“小计委”领导林乎加来此考察，站在丹江口水库上他把陪同的陈祖涛狠狠批了一通：“你们怎么选的地方，这叫什么山啊，小馒头，我们的原则是要进大山，你们要再往里走，到秦岭去。”

一席话听得陈祖涛压力很大，赶紧给在北京的领导饶斌打电话。饶斌很快赶到十堰，他们根据“小计委”的意见往秦岭走，翻了两座大山，沿着秦岭走到汉中，越看越泄气。这么陡的山铁路怎么进来？没有铁路，每年几百万吨物资进出怎么解决？这种地形生产车间怎么布局？生活设施怎么配套？就是劈山也办不到。

他们决定顶住压力回到十堰。40多年后对本报回忆这段历史时，陈祖涛把这次“抵制”视为二汽迈过的第一道坎。

在十堰的山沟建大型汽车厂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20多个专业厂分建在20多条沟叉里，东西直线距离22.5公里，南北宽3.5公里。由于工厂分散，交通不便，职工从位于最两端的分厂赶到中心区张湾的总部汇报工作，一个往返要花上一天的功夫。

原材料的运输也颇为周折。襄渝铁路通车前，原材料经汉丹铁路运到丹江中转站仓库，然后从丹江经汉水用船运至郧县邓湾码头，再用汽车运到厂内，或从丹江直接用汽车运进厂。

“文革”结束之后，陈祖涛有机会访问美国，偶然看到一本杂志上有卫星拍摄的二汽的照片，哪个厂在哪里一清二楚。他不由得感叹当时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在深山里建厂只是徒然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犹如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毫无意义。

“如果国家还要我建一个汽车厂，我一定不选在山区，一定要靠近大城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二汽前往中国汽车公司之前，陈祖涛不无感慨地总结说。

二

曲折的选址之后，二汽开工典礼于1967年在十堰一个叫炉子沟的地方正式举行。二汽此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甫一出生就赶上了“文革”的浩劫年代。

最早的冲击是“厂址造反”。造反派上书中央，认为十堰的厂址不符合战备要求，是“小隐蔽大暴露”，要求西移至深山。之后又有人批评二汽布局太分散，提出将厂址移到襄樊或谷城，有的干脆建议取消二汽，撤回长春。在这种争论之下，二汽建设被迫停工，直到1969年实行军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再次开工。

1970年，在根本不具备出车条件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命令二汽当年出车500辆，称之为“政治车”。一机部部长段君毅为此专门到武汉与军区主要领导交涉，经过商讨最后降为100辆。那年国庆，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在武汉参加庆祝游行，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带上修理工具，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直到这批“政治车”通过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

从1970年到1972年，这种质量不过关的车生产了近200辆。人们调侃这批车是“看上去呲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干打垒”是当地农村为了节约砖石，把泥土、石灰、水泥、石子混在一起砌墙的建房方法。军管时代“造反派”要求二汽全厂的墙体也采用“干打垒”方式，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的口号。十堰有条河，大约20多米宽，修桥也要求“干打垒”，结果屡修屡垮，屡垮屡修，老百姓后来称之为“金桥”，因为它花的钱比水泥桥要多得多。

1973年，在东北被关押下放了5年的陈祖涛回到二汽。其时整个厂子千疮百孔：政治车灰尘满面、一动不动地趴在路边；“干打垒”的厂房净是裂纹，吊车一经过，墙就被震得落灰，很多精密仪器都覆满灰尘；陈祖涛他们原先设计每个车间都要用围墙围起来，“造反派”说“贫下中农就是最好的围墙”，把围墙砍了，结果很多车间被盗，有的车间变成了猪圈、牛圈。

收拾残局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陈祖涛看来，二汽真正建成是在1975年到1978年间。1975年，二汽第一个车型2.5吨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建设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并以每年1万辆的速度递增。

1978年李先念亲临二汽视察，他问陈祖涛需要什么帮助。陈祖涛说，二汽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很多精加工设备国内解决不了，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国外买，需要外汇。李先念问需要多少外汇，陈祖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要5000万美元。这个数额把李先念吓了一跳，但听完陈祖涛的详细汇报后他一锤定音：批。

用这5000万美元，二汽买回了生产急需的设备，如德国的自动锻压机生产线，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日本有。这批设备对二汽的产品质量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汽当时生产的汽车始终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发动机过热。事情反映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那里，他发话说：“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可以向国外有经验的公司咨询，请他们帮忙解决嘛”。有了邓小平的指示，二汽技术人员马上带着发动机到英国，找了国际上著名的里卡多公司，对方经过检测之后提出了改进意见，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二汽曾面临过国家无力拨款的“断炊”困境。1980年初国家正式通知二汽列入缓建项目。在当时党委书记黄正夏的带领下，二汽通过自筹资金续建走出了这个困局。

当年的二汽今天已经更名为东风集团，总部迁至武汉。除十堰之外，在武汉、襄樊、广州设立了三个新基地，分支企业覆盖上海、广西、四川、河南等地。

三

与二汽一起成长的，是一座城市。1975年十堰成立地级市，与二汽实行政企合一。陈祖涛说，他既是二汽的总工程师，又是十堰市的设计师。

“我们在山区建设二汽是为了避开城市，但几十万人生活的现实又逼着我们重新建设了一座城市。”陈祖涛感叹说。

严岭清楚地记得初到十堰的光景。这里荒芜一片，除了十几户老乡的房子，没有别的住处。女职工不多，借住在老乡家，睡大通铺，其余大部分人都住“芦席棚”。即便是双职工过来，也无法同住一起。新婚夫妇没有宿舍，打报告希望批准给一个大设备箱（2米高3米长2米多宽），把设备箱糊上报纸，装个门，贴个“喜”字，里面放张床，放张桌子，放把椅子，就是新房了。

有的人住在老乡家的阁楼。当地那时还不时兴火葬，很多人家把提前预备的棺材搁阁楼上，遇到阁楼漏雨，借住的职工干脆躲到棺材里。

六十年代末的十堰，没有像样的商店，理发店只有一家，全镇也没有一个澡堂。男职工夏天在河沟里洗澡，女职工在当地唯一一个有锅炉的楼房里围个芦苇席打水洗。一切吃穿等生活用品，包括酱油、咸菜这样的基础物资都从外地运来。到十堰后，由于多雨道路泥泞，严岭特意托人从上海买来高帮雨靴。

为了解决理发的难题，负责后勤的工作人员购买了一批理发工具分发给连队和班组，能者为师，各自为战，自行解决。

饮水也是问题。陈祖涛记得他们当时从汉江铺管子引水进来，从汉江到十堰有20多公里，山区路途崎岖，一米多粗的水泥管铺到十堰后，水引进来了，却是浑浊的，把它净化成可饮用的水又颇费了番周折。

娱乐生活更是匮乏。严岭指着如今她家阳台外的一片台阶说，那是以前看露天电影的地方。当年看露天电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放映队下到这里，沿着山沟一个分厂挨一个分厂地放映，等放到严岭住的地方时都凌晨四五点了。而他们宁愿睡一会儿等一会儿，也不愿意落掉一次看电影的机会。

由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设施缺乏，很多人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外地亲戚家寄养，一家三四口分居三四地的现象十分普遍。

为了安定人心，城市建设作为保障二汽建设的大事被提上日程。1972年底正式成立了城市规划领导小组。十堰市建委主任张万祥带队到一机部、国家计委汇报，为城市建设争取到了特殊政策和1000多万的建设资金。

1973年，严岭一家搬进了楼房，属于最早一批“升迁”的。没有热水，卫生间几家共用，但已经觉得像进了天堂。当时基地已经4万职工，一些暂时没分到住房的家庭就住在没有启动的厂房里，每家每户用芦席隔出相对独立的空间。到1975年，二汽职工家属才基本结束住芦席棚和活动房的历史。

如今的十堰再也看不到当初荒野山沟的痕迹。严岭站在自己家的窗前，对着窗外林立的楼房尽力描述这片土地当初的模样：“这一片只有那一栋房子，其余都是水塘、泥地，我们开会就在水塘边上，‘杂技皇后’夏菊花当年来慰问二汽职工，也是在这片荒地上演出的。”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严岭对十堰已经有了感情，她说很多老同事都一样。“好多老人的子女在外地定居，他们跟着孩子住，但不卖十堰的房子，时不时要回来住一段，这里气候好，邻居街坊彼此都认识，”严岭说，“那确实是一个充满干劲的年代，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在南方，十堰可以算是普通话最普及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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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支柱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简称中国一汽或一汽，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前身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题写厂名。一汽1953年奠基兴建，1956年建成并投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1992年，更名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一汽的建成，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一汽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

旗下4个上市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600104，公司简称“上海汽车”。2006年经过重组，上海汽车成为目前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整车上市公司。合并总资产达1078.6亿元。2008年度整车销量达182.6万辆，居全国汽车大集团之首。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8日，在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五羊集团有限公司基础上组建而成，是广州市政府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企业集团，是广东省、广州市重点扶持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1125亿元，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第4家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双超千亿的大型汽车集团。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先后与10多家外商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了38家合资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集团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工业企业。长安汽车集团的前身是于1862年由清朝大臣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兵工厂。

1957年，中国第一辆吉普车在长安诞生，如今，长安已经建设成为中国产销量最大的的汽车及发动机一体化制造企业。199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已建成重庆、河北、江苏、江西4大产业基地，年产汽车130万辆、发动机100万。2008年，长安汽车销售整车86万辆台，实现销售收入523亿元，品牌价值达212亿元，位居中国汽车行业前四强，微车行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