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奔流万里的黄河息息相关。

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会议，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他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更是倾注了毕生心血。

有原国家水电系统的老领导曾这样评价黄万里：“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一

1911年，黄万里出生于上海，父亲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

黄万里本来不是学水利专业的，改变他的是当时的时局——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和1933年黄河水灾。此时正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铁路桥梁工程专业的22岁的黄万里，和其他两位同学决定第二年毕业后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出国学水利。

三年后，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他又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位该学位的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早了10年。

1937年，抗战爆发。黄万里归国，途中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在这艘船上，黄万里和正放春假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相识。两人后来成为夫妻。因为两人之间相差6岁，丁玉隽当时就觉得黄是挺老成的一个人。

丁玉隽回忆说，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丁玉隽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

黄万里是在婉拒了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邀请后，成为四川省水利局一名工程师的，也从此开始了在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的行走。

报到约一个星期，水利局就派他带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对河道水情进行勘察，历时三个月。在四川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他自己说过，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黄万里以后关于水文地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丁玉隽称，在四川的8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他们夫妇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那时黄先生在整治涪江航道。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黄万里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万里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黄万里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在唐山，黄万里就已经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

当时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万里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某工人听到后，将黄万里告发，黄也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因为多次反对“三门峡工程”，1957年，黄万里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是全校最后一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的。那时他已经离休。

黄万里右派摘帽后，即被重新派上讲台，给水利系的青年教师补习课程。此时的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不仅要给教师们讲课，还批改作业。很多当年听过他课的教师，至今仍保留着他讲课的油印底稿。

后来，不怎么上课了，黄万里仍和系里的老师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他对人谦逊，无论谁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

平反后，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补发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资，生活相对优裕。但他几次说，国家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的贡献太少，过意不去。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

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装，打上领带，坚持站着讲课，并亲自写板书。

这是他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堂课。

二

三门峡大坝是共和国建国之初规划的“156工程”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请前苏联拟定一个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原列宁格勒设计院拿出设计方案。他们拿出的方案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要在黄河干流建造46个水坝，三门峡大坝只是其中之一。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研究人员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

三门峡位于河南陕县北面黄河中，河心有两座石岛，把河道自然分隔成“人门”、“鬼门”和“神门”。《陕州志》记载，中神门，南鬼门，北人门，舟筏不走人门者皆危险，走鬼门更少有脱险者。

这里河道狭窄，河底都是坚硬的岩石，水流湍急，行船非常危险。从坝址的牢固性角度看，这里筑坝是潼关以下河道中最好的地址。但是从整条河流形势来说，却是一个最不宜建坝的地段。因为黄河到了河津禹门口至陕县一段，河面比较开阔，汾河和北洛河合流的渭河在此流入黄河，形成黄河中游冲刷段上一个特殊的淤积段。

黄万里的观点是，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这一淤积肯定会增大，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样一来对关中平原必将形成威胁。

他说，黄河“造床质为泥沙”，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他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造成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祸患。

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黄万里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杂志在1957年第7期刊登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黄万里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黄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黄的文章。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三门峡工程最终还是于1957年4月动工了，1960年9月建成。但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大坝建成的第二年，大坝内泥沙多达16亿吨，一下子淤积成灾。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无可避免。有关资料显示，工程从1964年动工改建，直到1973年12月改建才最后完工。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三番五次的改建后，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三

黄万里反对的声音是尖锐的、刺耳的，但他的存在，代表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而这种声音往往才是中国所最需要的。

黄万里当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时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这种性格，在他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董必武上书。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一首是《念黄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黄河》。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但即便是如此，黄万里依然没有放弃他直言敢谏的治学与做人的风骨。

诚然，黄万里晚年在三峡问题上始终所持的反对观点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却一以贯之，从未因受任何客观因素左右而更改。

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这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由于种种原因，黄先生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代后，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赠送亲友。

黄万里对中国水利事业满怀着一腔热血，即便谏言可能难邀青睐，他仍没有放弃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关心。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黄万里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 《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500本（因纸版只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抢光。

自2001年6月起，黄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2001年8月8日，他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夫妇来看他，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了治江之事。沈英夫妇怕他激动，不多时即起身告辞，走后，黄万里觉得话没说完，又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

与癌症抗争17年之后的2001年8月，在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里，黄万里悄然离世。

（本文参考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更多专题内容请关注：
  凤凰网www.ifeng.com经济观察网www.eeo.com.cn 
  征文邮箱：zhengwen@eeo.com.cn
    治水人
    汪胡桢（1897.7-1989.10）
    建国后相继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佛子岭水库大坝、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梅山水库、三门峡水库工程。并主编有《中国工程师手册》，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大型的专业工具书。

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三届全国常委、第六届委员。1960年至1978年，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四届名誉理事。

张光斗：（1912.5-）

促成岷江、黄河上游、资水、翁江、钱塘江、古田、华中等八个水电勘测处；参加设计和论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小浪底工程、三门峡工程、五强溪水电站、东风水电站、二滩水电站、丹江口工程、隔河岩水电站、葛洲坝工程、三陕工程、人民胜利渠的渠道工程、渔子溪水电站等工程。还主编过 《水利学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

1955年起，先后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工研究室主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等。198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哈斯国际奖。

钱正英：（1923.7-）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负责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在治理淮河及密云水库、刘家峡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中，处理了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主编有《中国水利》等。2000年6月获中国工程科技奖。1974年至1988年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曹楚生 (1926.6-)

主持设计佛子岭连拱坝、磨子潭大头坝、响洪甸重力拱坝、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发电的盐锅峡水电站、碧口碾压式土石坝、潘家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和石漫滩碾压混凝土坝 （获全国优秀设计金奖）；并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调研活动。编写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的部分内容。

现任天津大学教授和水利部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专家委员会主任。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