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韩福东/文 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既往的百态。问题只在于，我们今天阅读的各种历史文本，是一面平镜，还是扭曲变形的哈哈镜？我们具有正确把握历史的能力吗？还是说，历史确如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呼应史家的价值预设？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热”在中国仍方兴未艾。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吴思的《潜规则》，一直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历史的书写距传统治史方法渐行渐远。黄仁宇延续了主流思潮对专制社会的批判，但其《万历十五年》至少展现了皇权政治的某种复杂性：原来皇帝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吴思有着更大的野心，那种对传统社会规则命名的冲动，让他成为了一个概念大师，从潜规则、血酬定律到元规则，但吴思式的概念化写作也极易被讥之为以偏盖全，是以现代学术话语包装的厚诬古人的命题游戏。至于当年明月，更是以庶民狂欢的姿态，把历史彻底八卦化。在这种语境下，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认真读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论历史》，无疑是一本很严肃的论著。这本1960年代结集出版的小册子，据说代表了布罗代尔有关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的最精华部分。读罢该书，对作者在其间反复念叨的两点记忆深刻。其一是，他强调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及人文学科的对话。他在一段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阐述中这样说，“历史学和社会学经常汇聚到一起，相互认同，甚至融为一体。其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存在趾高气扬的历史学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二者的性质相似：历史学和社会学是仅有的两门总体科学。二者都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任何现实的任何方面。只要历史学存在于有关过去的这个广阔领域中的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它就是一个综合者，一个交响乐作曲者。”

布罗代尔的这一主张，在如今已近乎常识。不过，他所强调的地理学和自然环境描述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意义，迄今还不为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熟悉。这牵涉到他反复念叨的第二个观点：关于历史的时段。在他看来，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短时段相对应的是“事件”，他对那种由事件贯穿下来的历史描述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表层的、片面的、容易引起误解的历史。他强调对历史日常生活的描写，“细枝末节（不是事件，更不是重大社会事件）的特点是，重复、有规律、而且数量繁多。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层次无足轻重，没有科学价值。”中时段更强调的是历史背景——所谓“局势”，更长的时段就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关了，他称之为“结构”。

我认同事件史的局限性，也同意历史学家对有规律的细节末节的理解非常重要。但对历史学家把握“局势”和“结构”的能力，我又深感怀疑。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曾将布罗代尔与马克思做过对比，认为两者都抨击“普遍化思想”，关怀局势和结构。在《论历史》中，布罗代尔也说，“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无意识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上。”不过，你相信布罗代尔能避开这个陷阱吗？反正我不相信。

人类的局限具体到历史学家身上，在于他不可能知晓历史的全部秘密。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也有预知时代具体走向的能力，不过这事应该交给“上帝”。以单一事件为历史是将片段放大至整体的僭妄，这一点布罗代尔没有错。但试图掌握“局势”和“结构”的野心，在我看来也是历史学家对“上帝”的僭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