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金瑞/文 厉以宁先生将肇始于三十年前的改革概括为“危机导向的改革”。那时，国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中国有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于是，改革之声一呼百应，改革之潮一泻千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再也不用担心“球籍”问题。现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还愿意改革？谁来主导改革？这两年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改不动了”、“改到头了”的哀叹。

实际上，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已不像当初那样风雷激荡，但在另一方面，改革的走向、改革的命运也在越来越体现为回到了“小人物”们的手中——因利益诉求而导致的冲突以及网络上的民意表达，成为改革的主导形态。改革不再是密室里的部署，也不再是学者们的条陈。抽象的“改革”在淡化，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就是利益均衡，利益分配中的“不合理”成为改革的最重要理由，改革的过程变成了公共政策问询、博弈和完善的过程。

我们不妨把这种改革的新机制名之曰“冲突导向的改革”。其具体过程是：个体事件引发并转化成普遍的群体性的公众反应；群体冲突和公众反应又反过来成为新政策制定的基础。冲突成为公共政策的问题来源，成为改革的触发机制。

其实，只要存在利益计较和价值观差别，就会存在冲突。冲突是社会主体间的互动，是社会矛盾的展现。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冲突正在以常态形式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上海市民上街“购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厦门市民“散步”，保定数千个人上京“旅游”，穿“文化T恤衫”，这些其实都是冲突中的非暴力表达，只是向政府诉求利益，施加影响，而没有其他意图。这样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减压阀”。我们也注意到官方用语的变化，从“骚乱”到“群体性事件”，从“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利益冲突”、“非直接利益冲突”。处理冲突的手法不再是专政式的“严厉打击”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而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纾解民怨，化解矛盾，改善政策。

“冲突导向的改革”是网络时代的改革。这种改革新机制的建立完全是拜现代通信之赐：互联网上的门户网站、个人博客、论坛、QQ群、邮件乃至手机短信。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陕西华南虎照真伪，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项目迁址，上海磁悬浮建设，重庆“最牛钉子户”，汶川大地震中的校舍建筑质量，重庆等地出租车罢运，云南看守所“躲猫猫”，杭州“欺实马”，湖北巴东邓玉娇案，等等，网络的力量无处不在。一些人在担心，中国的民主政治受困于十三亿人的意见表达渠道和程序，但互联网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还有一些人担心，“舆论阵地”失去控制，“杂音”防不胜防，“支流”堵不胜堵，但“堵”只能堵出更大的社会冲突——在意见平台已无远弗届的新时代，我们更应明白“堵不如疏”的老道理。

冲突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来讲，在冲突的初始阶段就修正政策或出台局部的调适性政策，成本小，政策变化也易于接受。从“绿坝”等事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有可贵的进步。

没有妥协，就没有和谐。很多时候，冲突表现为社会进步的激发因素。如果能理性、柔性对待冲突，冲突虽然可能会显得频繁，但冲突的激烈程度会越来越降低。处在一个冲突频发的社会中，改革意味着什么？改革就是承认和尊重人们的利益表达权,并以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等非暴力方式求得各方利益的均衡。一个走向更广泛民主的社会，将愈加能够包容冲突，并使冲突转化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