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书评人 邓美玲 我的阅读习惯很不好，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就头疼，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25岁却连本《红楼梦》都没有看完过的原因。图多、纸好、字少、好玩，这些都是我的标准。

这个夏天开始认真看的两本书是老六编的《读库》和明报在大陆办的《明日风尚》，都是极其有趣的书。15块钱一本的《明日风尚》其实已超出了我对杂志的心理价位，看每次看到那张简约的封面便再也放不下去。漂亮而安静的封面，一如里面的内容一样。

真正要说风格和设计，或许一篇文章远远不够，那就拿一个小角落来去试图抓住那些破碎的时光。7月的《明日风尚》大策划是在讲台湾的文学时代，虽说是说文学，但事实上就像一部台湾历史变迁的记录片一样，真实而细微。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军中文学”作为一种政治的附加起兴起，但与之相抗衡的是，寓意空间加倍的现代诗在50、60年代成为文学中的一朵奇葩。1953年纪弦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1954年6月覃子豪创办“蓝星诗社”，1954年10月张默、洛夫、痖弦又成立“创世纪诗社”。这个时候的诗社更像是一个精神乌托邦一样，特殊的政治环境给了他们滋长的营养，但这也决定了，这样的集结只能在私底，在某个诗人的家里秘密进行。

到了60年代后，小说开始崛起，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学和这个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外在化，咖啡馆也成为台湾小说的一个剪影。成立于1949年的明星咖啡馆最先始由流离到台湾的白俄贵族创办，台北市武昌街一段7号的两层小楼里有着和当时社会截然不同的悠闲和沉静。精致的糕点、飘香的咖啡还有美妙的音乐，这对于当时的台湾来说更像是多余的奢侈，但正是因为这份奢侈，这里成就了台湾的众多文学大师。那些一穷二白的文学青年们在这里，靠着一杯咖啡，守着一份难得的安静，写下一本本小说。而台湾著名作家周梦蝶则在明星咖啡馆的外面摆摊卖禁书，并且他这一卖一直卖到了1980年。

将近50年之后，每当回忆当年的岁月，都会有人提起明星咖啡馆，而另一位业内人士则称，明星之所以那么有名，则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小说家们没有别的地方能去。不管怎么样，明星成为台湾文学的一个符号，如今这里已经鲜有小说家埋头写作，游人如织的明星也在快速消息时代迎来别样的“新生”。

和“军中文学”一样同时诞生的还有眷村，但“眷村文化”却比“军中文化”晚来了几十年。相较于现代诗、小说而言，眷村文化在台湾是更能引起共鸣、受众更广的一种文化。那些随着蒋介石来到这里的外省老兵们在这里扎下根，在家外面围起“竹篱笆”。第一代们生活在对故土的思念之中，而第二代们的命运却更多地与这个小岛联系在了一起。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朱天心写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连著名的导演杨德昌都拍下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如今，眷村在台湾的印迹越来越来寻，虽然台北地标“一〇一”大楼脚下，保存着台北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四四南村，但它就像一只在风中摇摆的蝴蝶一样，终究力量孱弱，幸好有小说有电影有戏剧。

《明日风尚》的设计师陆昌智说“杂志令我了解全世界，并是唯一方式”。而对我而言，文化令我了解台湾，但并不是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