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耀杰/文 1919年4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理科学长秦汾君因已被任为教育部司长，故辞去代理学长之职。适文科学长陈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校长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投票之结果，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马君当选为教务长。惟马君现奔丧南归，未到校以前由俞君代行职务。”

校长蔡元培（一排左2）、文科院长陈独秀（一排左3）、教授梁漱溟（一排左4）、同学冯友兰（二排左1）等合影

所谓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其实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谎言，他们所要掩盖的恰恰是奔丧南归的马寅初被选举为教务长、并没有南归的陈独秀被变相免职的暗箱操作。

1919年4月11日，汤尔和在日记中留下了陈独秀没有离开北京的确凿证据：“五时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在此之前的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就是在汤尔和家里，与浙江同乡沈尹默、马叙伦（夷初）等人，秘密商定免除陈独秀的学长职务的，其罪名恰好是蔡元培此前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中谈到的 “以纳妾狎妓为韵事，……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汤尔和在3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说：“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三月廿六之会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另据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中回忆，1919年3月26日晚上，同为浙江籍的“老谋客”汤尔和与相对年轻的沈尹默等人，在劝说蔡元培解聘陈独秀的同时，还有约束限制与陈独秀同为安徽籍的胡适的意思。

关于陈独秀的被变相免职及离开北大，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评论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细节决定历史，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浙江同乡蔡元培、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于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集的一次秘密会议，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个人命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被称为“某籍某系”及“法日派”的李石曾、易培基、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等人，与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及“英美派”的胡适、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西滢、李四光、丁西林、高一涵、张慰慈、王星拱等人的派系之争，也与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