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文魁/文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时间里划出了一条抛物线：用前三十年，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大量国有企业与巨额国有资产，再用后三十年时间来处理和改革它。当年占国民经济80%的国有经济，如今已经降到40%以下。而且，这个比例也许还将萎缩。

而国有企业从三十年前开始退让至今的过程，恰恰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三十年。曾经历了两次意气风发的“黄金时代”，也曾在“黑铁时代”苦苦挣扎、探索出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许将从2008年进入白银时代之后，永远放弃对再一个“黄金时代”的期待。在市场经济中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舞的国有企业，必须找到自己在市场上的最佳位置和最合适的角色。

曾经的“擎天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时间，中国建立起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有企业遍布国防工业、民用产品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等各行各业，国有经济是绝对的主体地位。那时候偷偷摸摸的私营活动也有，但是非常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外资经济也基本上是空白，因为长期闭关锁国。1979年，国有企业占到将近80%，集体企业20%多，那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主要是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开始，通过“156项”，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在东北建立了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比如鞍钢、一汽等等。当时我们从苏联进口了大量的机器设备、重化工业产品，还有石油。

前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把中国重要的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了。直到1975年，邓小平上来以后，也依然是引进化工业，大力发展重工业，比如大化肥。一言以蔽之，前30年就是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建立了新中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确实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完全是独木支撑，不像现在，是三根柱子之一。

但是当时，也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的弊端已经暴露了，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缺乏、激励机制不足方面。国家当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做过几轮调整，但这些调整都是在计划体系内进行的，主要做法就是国有企业管理权的下放或上收。

到1978年，改革的气氛逐渐形成了。其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务院务虚会议之后，1978年10月份，国有企业改革就算是打响了第一炮，就是从四川的6户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

放权让利对国有企业的鼓励非常大，对增加生产、刺激市场繁荣的效果非常明显。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之前，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说头发卡子什么的不重要，所以那时主要注重发展重化工业。到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说，头发卡子、搽脸油、衣服、吃的，这些也都重要，也要生产。以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少生产这些东西。从1978年开始，布、纱、糖、酒、家电这些越来越多了。当时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都是爆炸式增长，一些军工企业也生产自行车、空调什么的。这就出现了一轮轻纺工业化的浪潮。轻纺工业化的增长，带动了钢材、煤炭等等，这些重化工业产品，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国有企业是这一轮良性循环的经济周期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那个时候，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发展了，但是还不强大。到1985年，国有企业降到70%，集体企业增长到28%，个体和其他类型的经济成分只占0.4%和1.5%，所以说那个时候，国有企业仍然是绝对主体。在那一轮轻纺化工业的鼎盛期，国有企业是欣欣向荣的，真是踌躇满志的黄金时代。

但是，我说过，国有企业它总是和经济周期的波峰相结合的，经济上升期，大家都赚钱的时候，它也赚钱，它的日子很好过，但是经济到波谷的时候，它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轻纺化工业到1988年它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了。1988年那个治理整顿就像现在这场金融危机一样，它进入一个经济调整期，国企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有企业开始亏损了，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是有史以来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这件事对国有企业震动很大，意味着国有企业也是有可能退出市场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了。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国有企业遇到的第一个威胁。

逝去的黄金时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乡镇企业已经是国有企业不得不重视的竞争对手了。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让国有企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国有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陷入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国家实行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都收缩，许多项目停工了，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普遍亏损。

但是，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深刻认识到，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深层原因在于经营机制的落后。国有企业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私营企业狂欢的时代，那个时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挤压非常严重。

到了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把“国营企业”正式改成我们现在的叫法“国有企业”，在这之前都是叫“国营企业”。这个非常有标志意义，意思是国家对这些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但是经营权应该给市场，政府不直接经营或者干预国有企业了。

这个改革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国有企业非常依赖经营者，这造成了国有企业“强势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他们从国有企业中脱颖而出，往往比民营企业家强势得多，应该说，强势企业家对促进国有企业的商业化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些非常强势的国有企业家很有能力，但是也缺乏约束。随着企业发展，自信心过分膨胀，引发一些自私心理，或者是腐败了，或者是企业快速扩张无法管理出现了问题，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和企业家，迅速发展但是又迅速陨落了。这个有很多例子，云南卷烟厂的褚时健就算这么个悲剧人物。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问题，这后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从数据来看，1996年开始国有企业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让国有企业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最后几年，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青铜黑铁时代了。所以，1997年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扭亏脱困三年计划”。

这三年中，政府做了很多艰苦的努力，结构调整、压缩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的生产力，技术改革和产品升级；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下岗分流也是这时候；还有债转股、国债贴息、分拆上市、下放企业等等。那么到2000年，这些努力开始见效了，国有企业开始慢慢走出困境。而这个时候，也是一轮重化工业化的开始。

中国从2000年开始了一轮重化工业化的经济上升期。2003年到2007年是这轮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正是这五年的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把国有企业带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重化工业化的特征就是对煤炭、石油、电力、钢铁这些资源类产品，以及电子、机械、交通等设备的需求。而这些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在建国时就进入，但是迄今为止对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依然放开很少的领域，因为这些行业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因此这些行业国有资本退出得很慢，而不像轻纺工业领域，很早就对其他资本充分放开。

所以，国有企业一直在重化工业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憋了几十年了，当重化工业化的强风到来时，他们就乘风而起、直上青云了，可以说它独享了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

但是，就像当年带给国有企业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轻纺工业化一样，重化工业化也有结束之日。2008年就是一个拐点，标志着重化工业的鼎盛期结束了，国有企业现在是进入白银时代了。

重化工业化还在继续，只是这个盛宴进入下半场了，利润没有那么高了，民营企业和外资现在也回过神来，也进来要分一口，那么国有企业能抢到的就越来越少了。

比如钢铁，现在有些民营钢铁企业的产量达到了2000万吨的水平了，沙钢、日钢、复星的产能增长都非常快。汽车业，比亚迪上的非常快。一汽花了五六十年时间从0辆做到100万辆，比亚迪大概五六年就差不多100万辆了，如果它五年超过一汽，也没什么奇怪的。民营汽车的出口也很厉害，比如奇瑞和长城。我去尼日利亚出差，在他们的商业中心拉各斯，看到街上有很多奇瑞的专卖店。

我判断重化工业化时代还有五年，之后如果没有新型工业兴起，整个宏观经济会有一个平静期，不会像过去五年那么高速增长了，需要也许五年、也许八年寻找新的增长点。

那么，如果有一个新的增长点来临，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新产业兴起，我想国有企业也很难再有曾经的黄金时代了。能够抢占先机的，我想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企业，而一定会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永远的资源大鳄

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源。国有企业的经营属于无限资源供给下的企业发展，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让它永远垮不了。这个资源是广义的，包括自然资源、土地、资金和政策支持等等，只要是企业发展需要投入的部分，对它而言都是无限充裕的。

但是，民营企业拥有的是机制优势，中国要自主创新、要打造民族品牌，都要靠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它现在其实已经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体。现在有些重要的创新技术出来的，一看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在自主创新方面绝对不能小看民营企业。

你看到现在进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除了一个沙钢，其他都是国有企业。但是，其实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都是国家品牌，因为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表现，才有这些品牌，别人看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品牌”而已，企业本身没有独特的东西。而国外的品牌，服装、可乐等等，特别是家族企业，才能把品牌打造和传承几百年。所以我想真正打造企业和产品品牌，还是需要民营企业。

当然，民营企业的局限在于它的随意性，不只是内部管理上的随意性，它的治理结构、资源的使用、投资决策，都有很大的随意性，今天投这里，明天又跑去投那里，随意性太大，毕竟它发展才20多年。

我一直都不是非常看好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市场的问题。好像是柳传志也说过，中国市场是一片沼泽地，这块地里的狐狸、兔子，外国那些狮子和老虎抓不住。我觉得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会保持平稳，就是按部就班、保守地发展。

所谓的“招商引资”，资金我们当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 “招商”。商，是指商业规则、商业精神、商业理念、商业文化、商业环境、商业机会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外资企业带给中国市场的，至今我们都缺乏这些，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更没有。而外资企业这么多年，带给中国市场的这些“商”，以及服务和商品，都是功不可没的。

我说不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合适，但可以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在西方国家，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也有国有企业。一般而言，他们国有企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0%以下。即便在一些比较重视国有企业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新加坡、瑞典、挪威、新西兰、奥地利、法国，他们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就是10%左右。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就很低很低了。

在中国，现在仅工业国有企业产值，是占到GDP的30%左右，这还不包括服务业，比如金融、电信这些。这个我们专门做过课题，但是得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是估算，国有企业产值整体大概占到中国GDP总量的40%上下。我认为这个比重可能会下降，而且也应该下降。

我相信，在重化工业化的下半场，未来五年里，一定有许多重化工业化的行业不得不扩大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开放程度。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更加主动地将这个领域对非国有资本开放，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挤进这个领域，或者表面上对非国有资本打开了大门，但实际上设置了看不见、碰不着的玻璃门。

如果不主动开放这个领域，如果不抓紧时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历史证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来推动，国有企业一旦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样再次陷入困境，进入青铜黑铁时代，那么要救赎国有企业，就需要花费非常巨大的代价了。

国有企业改革探索那么多年，曾经尝试过很多方式，试图割断政企之间的关系，后来明白是割断不了的。只要老板是政府，而且党管干部，这两点不变，那这个关系就永远都切不断。

既然国有企业要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那么我想国有企业应该那些市场活性比较低的领域生存。我说过，国有企业它很难跟市场波动的周期相结合，或者说，它可以跟经济周期的波峰结合，经济上升期的时候它也赚钱，但跟波谷不结合，经济低迷的时候，它不会跟市场的优胜劣汰相结合。所以，国有企业适合在那些市场活性比较低的领域生存。

哪些是市场活性低的领域呢？我有这么几个定义：第一，技术创新不是很频繁的领域，比如IT业是技术创新很频繁的领域，就非常不适合国有企业；第二，产品更新升级比较缓慢的行业，比如发电供电领域；第三，营销强度不是很活跃的领域，不怎么需要做营销的行业；第四，要素重组不是很频繁的领域，对兼并收购需求不是很大。

所以，比如水电气这些领域都是符合上面这些特点的，就比较适合国有企业经营。除此之外，民营企业都可以做。

（本报记者 程明霞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