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吴晓波/文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变革了。——钱穆

1949－2009年，共和国经济建设六十年——这是一张徐徐展开、不断被修正的“蓝图”，它的主题是“强国”。

无法否认，这是一次伟大的崛起，甚至算得上最近的半个世纪中，人类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场进步运动。不过，它的道路却是如此的曲折，而时至今日，变革的任务仍未达成。站在时空坐标点上，回望我们行走过的经济史，挪威人亨利克·易卜生说过的那句话竟是如此真切：“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计划体制的形成与瓦解

六十年以1978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前三十年，我们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后三十年，我们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客观而论，建国者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

1949年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真可谓内外交困，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更棘手的是，物价飞涨人心动荡。1949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多月里，京津物价涨1.8倍，上海涨1.5倍，民间资金几乎全数用于疯狂投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权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政策。先是关闭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全面打击金融投机商人，继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当时的经济决策者认为，要稳定物价和牵住全国产业的牛鼻子，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也就是纱布、大米和煤炭。早在1949年的9月24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这样的棉花大会、粮食大会和煤炭大会形成为一个每年必定召开的制度。在全国的粮棉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便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

这个庞大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到1970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已经毕现无遗。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瓦解。而变革的突破口正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在体制外全面展开的。一直到今天，众多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性体制已被打破，但是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产业中，旧体制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

私人资本的“死而复活”

六十年中，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保护－消灭－复活－壮大”的艰辛历程。

据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对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私人资本在产业经济中的空间越来越小。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

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从此，中国再无私人工厂，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报刊上重新出现是在1987年。

不过，到1970年代中期，发生在农村的自由集贸活动已经呈半公开化的状态。1974年，已经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他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据当地干部统计，当时在石狮镇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

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陈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后来的史家当然给予了石狮完全不同的定论。在1978年之后，正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发源地。当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民间企业的活跃拯救了中国，到1987年，邓小平说，“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时至今日，私人企业吸纳了全国八成的就业人口，纳税占税收总额的近一半。不过，在很多领域——主要是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中，民间资本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国际资本的中国意义

六十年中，对中国经济建设起过重大影响的国际资本主要有三个：苏联资本、日本资本和美国资本。

自1949年之后，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抱持了敌视的姿态，毛泽东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当时，惟一可以寻求经济援助的国家就是苏联。从1950年起，苏联无私帮助中国建成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这些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156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布局。

在对华援助时期，苏联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参与长春第一汽车厂创办的陈祖涛曾回忆说，“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苏联的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搭乘飞机直飞北京。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建设一汽的设备总数达一万多台，基本上都是苏联供应的。

这是现代历史上国家对国家的最全面、最慷慨的技术转让。《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1960年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关闭了与国际开展经济合作的所有管道。一直到1972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短暂复出，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当时，动用51.8亿美元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把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它们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据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过，杨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

1978年之后，率先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来自日本。1978年10月22日，刚刚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企业和鼓动日本企业家赴华投资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从此，大量日本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者，就是日本企业。

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而美国公司及其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经济、华尔街的投资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等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企业家。

国有资本的兴衰进退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始终具有决定性角色与地位，这是一个无比顽强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当新政权诞生的时候，国有资本的强势已是一个基础性前提，日后发生的事实无非是，进一步的强化及垄断。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1956年，随着私人工厂的“绝种”，国有及集体企业成为惟一的企业生态。

在雄心勃勃、严密的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工厂都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劣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 “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等病症，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1978年之前，中国有过两次重大的企业项目建设运动，一是苏援“156项目”，二是“大三线建设”。

1964年夏季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中央决策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决定把大量工厂从沿海搬迁到西部内陆的 “三线”地区。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

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一半左右，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整个工业领域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在1976年，生产一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艰难而颇多争议的主题。在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其后则开始了产权改革，随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身份”改为民营，国有资本在能源型和资源型领域则形成了新的垄断态势。到2008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有35家，其中34家为“中字号”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利益集团与改革的三大关系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了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的急迫，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焦虑，有时候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在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在很多敏感关键的时刻，渐进式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反动”，颠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为了全民性的选择，百年春秋，闹剧、悲剧与喜剧交织上演。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变革路径，从而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 4.6％上升到26.6％。最据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80年的时候，超过美国而成全球第一。

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在这些利益调整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三对关系：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共和国的一甲子中，经济的高速成长及财富之积累，并不完全基础于市场化的推动，譬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中国的钢铁可以在一年之中 “跃居”全球第二。但是，计划体制下的任何积累都要付出巨额的代价并产生惊人的负效应，国民经济要持续、均衡地发展，则必须依赖于市场化的改革。

国强与民富的关系——“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未来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大企业与好企业的关系——在当今全球的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企业已占到35家，中石化更是跻身前十强。但是这些入榜企业是否就代表了本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诞生了伟大的企业？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它们大多产生于垄断行业。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曾论述：“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对大企业与好企业的重新思考，是当今中国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从这些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

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60年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有远大的前程，却从来被苦难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