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未来发展潜力研讨会

《经济观察报》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定于2月27日在翠宫饭店振英厅联合举办的“开发区未来发展潜力研讨会”。该会将邀请国内多家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围绕着“开发区未来发展前景”这个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您能通过本次活动与更多专家达成共识。

时间：2009年 2月27日  周五   14：30-18：00 

地点：翠宫饭店振英厅 

主持人：新望    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 

会议讨论分议题： 

1、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开发区应对之策 

2、  两“新”组织与开发区前景（两“新”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 

3、  开发区未来前景和定位 

4、  开发区在当前 “保增长 促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出席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陈栋生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陈秀山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武廷海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博士，教授 

蒲宇飞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 

梅育新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魏  谷    科技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社常务副社长 

鲁瑞清    北京海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希铎    北京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

杨建平    北京中关村不动产商会会长 

张京华    经济观察报社副总编辑 

新  望    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 

 

会议现场

新望：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再把主持人的话筒交给盖玉云。现在的经济形势用的是严峻，最困难，看来应当有经济衰退的特征，风险投资的额度在下降，企业家的信心也有所下降，在这个时候开发区怎么办？我们召集专家和开发区实际工作的同志座谈一下这个事情，今年23号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会上讲了一个要充满信心，坚定信心，其实讲到我们的优势除了基本的经济大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之外，尤其讲到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城市化还在深化当中，还要继续地加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我们开发区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新望 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

去年11月份我们搞了经济观察报开发区评选，11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把专家、评委简单地开了一个会议，通过我们的报纸和网站宣传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反响。

今天我们是《经济观察报》，也是我们最具发展潜力的开发区的各位专家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的共同倡议，我通过中关村的盖处长了解到是世界第二大的科技园区，借这块宝坻我们请了专家和开发区和园区的各位会长、秘书长做一个座谈。

今年大体上算是20年，可能稍过了一些，以后可能像我们各位专家以后还要有各种形式的其他活动，我们在和开发区协会的刘会长商量的时候，我们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要搞一个最具投资潜力的开发区的颁奖和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刘会长建议我们把所有的从事开发区和科技园区开创工作的老一代和新的开发区的几代人做一个聚会，到时候我们邀请各位到会场来。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现在话筒交给盖主任。

盖玉云：这个会是怎么个背景呢？新望也是我的学弟，咱们《经济观察报》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一个栏目，我们这儿不完全是开发区，我们这儿应该是科技园区，开发区应当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一个经济区，各方面圈块地，招商引资这么搞，我们还跟这个不太一样，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事，但是也有一些概念和大家探讨，探讨一下中关村科技园区我们的定位是什么？今后发展方向怎么样？我们潜力又怎么样？

盖玉云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服体处处长

现在大家很关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做了大规模的调研，我上午在用友软件开了一个小型的沙龙，刚开完我们有一个想法，一会儿再谈，下面要谈就是我们园区企业家还有协会团队，我们经济学的专家学者、法学的专家学者，我们报社媒体领导，还有我们《经济观察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希望我再把这个和大家互相介绍一下。

我右手是海龙集团的老总鲁瑞清，他身兼几个职务。电子商会的会长，待会儿还有我们不动产商会的会长，中关村区所有的写字楼商会会长，还有朱新铎先生，是原来四通的创始人，也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我们品牌协会的副会长，我们会长无论职务大小，大家一起干事，也是跟外商谈判，我们这三个会长三巨头，这三个人见证了中关村20年发展的历史，应该有很大的体会，另外三个会长带了三个秘书长来，一个秘书长是戴键，不老不小，中不溜，是我们不动产商会的秘书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概念，我们的范围，我们有40家协会，另外一个秘书长我们民营企业家协会的秘书长孔洁，她是最年轻的，也有一千多家会员了，原来柳传志什么都是一代一代发展起来的，中关村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基本上是民营企业，就鲁总这儿还有点儿官方色彩，您有点儿官商，其他基本上是民商，所以孔洁小秘书长代表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另外申焰是我们品牌协会的秘书长，专门是鲁总旗下的。

另外有几个学者，一个是还在路上的陈老先生，年近八十，另外陈秀山，周汉华老师，咱们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蒲宇飞先生是我们国家信息中心的，和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有关系吧？

蒲宇飞：我们和部委的几个省有联系。

新望：蒲司长是一直在搞中国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盖玉云：另外就是我们的梅新育，他们跟我抬杠说你叫梅育新，我说叫梅新育，我赢了，还有我们魏谷，还有清华大学大学者武廷海，另外这位老师是《经济观察报》的副总编张京华，新望是大学者，从乡镇经济、中小企业到民营企业，也是我的学弟。还有第四位秘书长，我们电子商会的秘书长齐观安。大家认识一下，咱们有经商的、官场上的、新闻媒体、学者。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思想解放一点，谈点儿真知灼见的东西，尽量不要搞那些冠冕堂皇的事情，我们有几个议题，一个是新望的四个议题，一个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开发区应对之策；第二个我们现在的前景定位；第三个是开发区的前景和定位；第四个是开发区在当前“保增长 促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家围绕这四个话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一下。

新望：我们原来请的人比较多，有很多人出差来不了，今天来的这些有的是第一次参加，有的上一次参加过，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参加的同志可以先谈一谈。

盖玉云：我今年正月十五，我在中关村管委会，轮完之后给我安排在中关村服务体系建设处，我很高兴，各级园区和政府一般没有服务体系建设处，这个部门是我们组织上创新性的举措，实际应该叫组织创新处，这跟中关村特点有关系，中关村不缺技术上的事，技术创新从50年代就有了，我们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改革开放来组织创新，我们的制度创新，我们模式创新，所以我们才有了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我们是两“新”组织，不知道咱们这些老师知道不知道，新型的社会组织，代表者就是这些会长，我们这些企业，大家组织起来为一些企业服务，和政府建立起来沟通渠道，又为企业服务，又同时代表这些企业跟我们交流，所以说，我是跟他们一起怎么样跟企业、政府之间协调关系，市场经济我觉得这几种组织形式出现，第一是企业，是盈利性的组织，第二是政府，掌控公共资源、公共政策的，第三是非盈利的组织，行业、协会，我们现在各位就是各种非盈利组织，各种组织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为企业服务，同时把公共资源怎么样做好，实际上是政府的职能转换，政府要通过行业组织区实现，国外不稀奇了，像NGO、NPO，我们这儿不太熟悉，我们这个协会组织，退休老干部安排一下，商业部那边退了很多好干部。

我们不是二政府，并不是半官方的，我们协会都是正副级，但是我们是社会上的团体组织，没有行政的事情，但是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高学历的，一个是高素质的，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有归国的留学生，有的是大学本科或者硕士以上的，申焰是大学老师，孔洁也是工程师，当过老师，戴键也当过老师，在中关村我们现在有40家行业组织协会，有上万家企业会员，他们现在是其中代表者，在他们先后有上万家企业，我们协会把这些企业组合起来了，政府抓一个行业很难抓的，我们通过协会就可以了，中关村是个什么特点呢？不怕人少，通过协会组织一组织，所有会员全来了，把市场都吓一跳，怎么开一个会这么多人？社会上很大的能量在他们身上体现，今天我的工作特点和我们这个团队介绍给大家。

第二个讲一讲经济形势对中关村的影响，我今天上午在用友软件园，是软件协会安排的老总探讨一下形势，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有几个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从软件行业来说，经济危机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是有，但增速是下滑了，与制造业相比还是不大的，还有我们软件公司的老总，参加印度的世界年会，回来以后讲了几点体会，那个会开了几年了，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第一参会的人数少了，少了近三分之一，印度是最大的软件外包产业的国家，他们的软件外包产业是550亿美元一年，我们国家是47亿美元，我们相当于人家的零头，但是它三分之一都在美国的市场，所以美国很多对它们影响非常大，第一人数少，第二欧美人数少，基本上是本土企业再加上我们中国和日本的去了，第三他们也想搞本土，立足于本土市场开发这块，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战略调整，很多软件企业老总说了，他们公司内部不讲危机只讲机遇，危机一直存在讲它干吗，大家讲机遇，看怎么发展，所有软件的企业怎么做？第一步裁员，他一个人不裁，第二想办法把成本降低，他们都把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还有一些绩效不好的国家，再一个人员素质的培养，软件企业有什么特点？人员流动性强，你的工资薪酬高一点过来了，一年之内流动很大，现在经济危机了，大家首先对职业上的安全感就强了，所以带来的结果，大家好像都安心了，他们现在提出来，第一，我可以减减薪，第二降低员工的培养，这也是软件企业的一个机遇，中关村的软件企业，从我们产值来讲占全国的一半，全在中关村这儿，所以如果这一大头摸到了，其他的相关企业可想而知了，有的企业1到10月份，比如说家博科技，去年1到11月的增长值37%，但到11月、12月份稍微降下来了，2月份停滞了，真正的经济形势可能在3月份看出来，大家整个来感觉对信心强调很多，有的同志说了，信心很重要，如果没信心，包括做产业规划可能都不好做，我今天上午跟大家座谈的一些信息我跟大家讲一下。

整个我们园区两万两千家高科技企业，我们这些企业应当说也是跟软件行业一样，也确实有好有坏，有的国外市场大一些，像诺基亚很厉害了，再一个亦庄也算我们科技园区的一部分，但是海淀这块稍微小一点，我们研发类的，软件类的相比少一点，不能说没影响，最典型的就是联想，联想在前天大裁员，我正好跟联想的原来的老总吃饭，他心情挺沉重的，我也不好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特点，柳总一句话，联想要保密。有些企业影响可能小点儿，也有影响，你像海龙，鲁总这个也有影响，好的时候租金多高，现在也要降下来，相关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探讨这个事，有些经济现象，也有逻辑关系这块，哪些是本质上的东西，哪些是信心问题，很重要，上午我们开会的信息汇报到这儿。

我们知名专家学者陈老师，我也学经济学的，拜读过您的书，欢迎您，基本人都到齐了，大家发言吧。 

陈秀山：今天参加开发区发展潜力的研讨会，盖处长提到了一个开发区的概念，这里说的开发区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出口贸易加工区，大的开发区概念，所以说我们还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开发区问题在现在国内外经济背景下，应该说作用凸显出来了，但是目前我们认识还不够，我一个基本的观点，现在宏观经济问题掩盖了很多区域经济，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宏观经济上，金融、财政、产业，但是对区域、空间问题现在似乎往后靠了，其实开发区问题还是个区域问题，空间问题，所以中国经济保增长也好，振兴也好，走出困境也好，开发区应该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陈秀山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关于开发区的地位和作用，以往从学界来说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我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提出几点思考，第一个，我觉得开发区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它是区域的创新的发源地，第二，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机，是区域增长的发动机，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一经济最活跃；第二产业最集中；第三人才最密集。第三个地位和作用，我觉得开发区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先行示范区，中国的对外开放除了对外开放，还要从开发区开始，吸引外资，实行一种特殊的制度，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同时它从城市角度讲，往往是我们城市新空间的作用，最后成了城市的新区，有的成了新城，改变了城市结构，所以开发区的发展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中，城市的空间各个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也不断地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从过去来说有一段时期问题可能集中在发展得过快，遍地开花，所以前几年国土资源部主导过一个开发区的整顿，当时我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对省级以下的开发区整顿，经过那次整顿，基本上有序了，但是从一些比较早建立和发展的开发区来看，空间饱和了，我们调查一个空间饱和，再一个产业加深，这是最初的开发区吸引的产业，有点儿饥不择食，高新技术产业区把一般的饮料加工，像康师傅方便面，这都算高新技术，因此产业面临着一个升级换代，上海有些开发区从引资变成劝资，前两年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另外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应该在07年以前，从05、06、07这些年，我们国家好像过多地强调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政策减弱，内外资一视同仁，这是开发区的一些政策效率在递减面临的问题。

当前形势下，开发区面临的问题是外向型产业，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当然面向内需的，对欧美的这些企业，这些产品受到冲击比较大，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发区的发展确实是面临着很大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也可以变成一种机遇，结合我们国内的产业振兴、经济振兴的规划，我想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从宏观经济和从产业的角度考虑比较多，而从空间上考虑得少，能否把从空间上的，比如说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或者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等，怎么样面临国际的金融风暴，出台一些政策，我想这个恐怕应该提到一个日程上，更深化，在现有的框架下，其实还有些可以考虑，比如说国家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投了四万亿有大量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区业面临着一个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升级的问题，交通、通讯、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地产、房地产，因为早期建立的开发区也有通讯、供水、污水治理等等，能够在这个框架下考虑。

第二方面还是一个产业的调整，结合国家对各个产业提出的一个振兴计划，一些优惠政策，能够在开发区的空间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升级换代的过程。

第三个，我想重点谈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探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提，要延缓、恢复或者加大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力度，因为前几年有一个倾向，逐渐地取消、递减，更多的可能是要强调它的这种各个地区、各个区域一视同仁，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吸引外资的规模、速度递减得非常快，这可能也是超出预料的，如果说在原来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很猛的情况下，我们采取那样一个方式还可以，但是今天的背景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我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怎么样在我们“保增长”当中启动开发区作为发动机的功能，发挥它的作用，从开发区的长远发展来说，我觉得过去，我们是偏重于硬件或者是实体产业的发展，招商引资，在现在的背景下，开发区有一个软的产业，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在开发区的地盘上占非常大的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应该是逐渐地扩大。或者支持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有突出的问题，过去我们开发区过多地强调加工产品，汽车、电子产业、电器、计算机等等这些东西，在这块当中，支持服务业或者是文化创意产业，我们要在开发区发展过程中占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需要我们讨论的。

总之我觉得开发区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出现其实是对开发区的地位作用有一个重新审视的过程或者说它面临一个需要重新提升、重新塑造的过程，应该加大力度发展，前几年我们感觉到开发区的作用似乎在下降，在淡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级的，中关村、国贸，像一般的开发区政策相应在递减。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在今天的背景下，我觉得有些优惠政策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可以由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短期的优惠政策，总之一个观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包括宏观经济的产业，而且应该从空间上、区域上治理，从空间区域上来说开发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我就讲这么多。 

周汉华：接着讲一下，确实因为我机票定好了要先走，我非常同意盖处长最开始讲的观点，其实你那个处，组织创新处，我看了一下访谈记录，当时有一个赵主任、王主任专门探讨过中关村的成功经验，也是和这个领域有缘，你刚才讲中关村关键是制度创新，我也是北京市市政府的委员，正好审一个案子和中关村相关，很有意思的案子，我们现在城管执法非常厉害，前些时是两会还是奥运之前，为了净化市场环境，城管执法就到海淀的一个网吧里面发现了几个未成年人上网，决定把这个网吧封了，吊销网吧的营业制造，按说事实很清楚，但是老板很聪明，他后来搬出了我们刚才讲的《中关村条例》，因为《中关村条例》比国家的法律领先，为了解决吃拿卡要，规定你在中关村进行检查必须要发通知，而且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才能检查，他说你违反了这一条，你来检查之前没来给我发通知而且也没有主要领导检查的书面批准文件，有些地区检查，到了吃饭的点跑人家那里折腾，城管提出一个理由，你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你不适用这一条，我就吊销你的照，这个官司就打着了，后来审的结果，我们大家一致支持《中关村条例》，因为《中关村条例》要打造一个制度环境，不能到点就去，要求你必须通知，必须领导签完字就跑去吃拿卡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支持《中关村条例》，《中关村条例》在制度创新里是有意义的，在其他地区乱罚款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现在检查泛滥的问题做不好，所以现在很多园区没有办法，中关村自己有法律依据。地方地方逼急了，最后党政联合发文件，检查机关去园区检查，必须先经过当地的领导批准了才能进去，不然不能进去，后来引来很多争论，是不是国中之国，特殊保护？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这个案子里面一个是条例本身有规定，并不是说只是高新技术企业才被《中关村条例》保护，但凡是《中关村条例》覆盖的地区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你检查也按法律做，再一个从推进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为了使政府更加依法行政，检查的时候有正当的程序，比如我有搜查令，不知道这个下来没有，最后市领导肯定还得画个圈，我们当时是五个非常任委员，四个常任委员一致投票说《中关村条例》适用，如果在中关村之外吊销就吊销了，我们现在没有规定检查之前怎么着怎么着，其他地方随便检查。

我们前两年，我们做《高新区条例》，目的也是制度创新，怎么使园区更近一步，后来张总调到部里去，后来商务部也想把园区进行治理，两家一合事情就受耽搁了，但是总的观点，我觉得长期来看，尤其在今天讨论，面对金融海啸，我觉得应该区分短期和长期，短期是需求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刺激内需，甚至包括给园区的主体特殊的优惠政策的方式渡过难关，长期只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科技靠制度的提升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我觉得在特殊的严峻的形势下，园区更负担着更大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任务，我觉得这是大的观点。

就长期来说，我们这个研究，这两年没有跟踪过，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具体的看法，如果说是前景和定位的话，第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对开发区的定位要准确，我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我们现在园区特别多，包括有的镇里面都有什么什么开发区，乡镇都有，现在弄乱了。所以我们有调研了很多，不同级别，国家级的，省级的，不同类型的，既有条条的又有块块的，条条的有科技部的、商务部的，还有保税区，还有发改委管的，等等等等，实际的问题出现了同质化或者趋同化，园区看不出区别，到苏州去五个区，都叫不同的名字，到哪个区都差不多，特点没突出，说白了就是招商引资，第二句话就是以地生财，像中关村这样的中国真的是遥遥领先的，中关村的成功其实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这种学校资源、企业资源，包括中关村管委会是特殊体制，其实中关村管委会是异类，别的学不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种趋同化使制度失去活力，我们说这种差异化，不均衡的国家更有利于事物的发展。比如说您说的方便面，我们到一个开发区，什么建材的，卷烟的，趋同化之后就是产业趋同，管理架构趋同，思维趋同，最后慢慢是一潭死水，慢慢边缘化，所以我们过一阵你就会忘记它，现在大家有些东西慢慢就忘掉了，所以我觉得对开发区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这个准确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一定要体现不同的特点。要严格界定，比如你是综合改革实验区，你要体制创新，你要有你的特点，现在没区别没法弄，所以区别之后应该体现它的多样性，因地制宜，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看法，地位要准。

第二，园区要精，我们现在要搞什么就像武老师说，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什么什么贵，我们园区也是，搞什么什么多，一搞开发区全来了，下去一看不同级别的，条条块块一交叉，成千上万，怎么可能弄得好呢，本来这是一个靠行政推动，政策推动的一种星星之火，结果上来之后就弄了一把熊熊大火，真正有特色的园区很少很少，园区一定要好，我们当时想去新同园区，人家不让你看，我们在这儿想看各个园区都可以随便看，这就是退出机制，包括国家级的园区都没有退出机制，现在只有进入没有退出，每个省都有很强机制做，不设够没面子，现在有几个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没有退出机制只往里进搞成了落后的机制，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把工作搞好的压力，只有不断地扩大盘子，盘子越扩大整个平均水平越降低，所以说高新技术发展其实要精，选择那些真正有实力，有希望，能够在自主创新上往前走一步的打造精品，然后再广泛地跟进，这是第二个建议，对未来的前景。

第三，确实园区要到了加强立法和规范的阶段，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前两年我们帮科技部做这一点，没做出来，确实是一个实际感受，刚才陈老师讲的确实有类似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园区这块大家越来越淡忘了，其实很容易分析，传统上的园区靠的是什么推广，就是优惠政策推广，税收的，最开始还有土地的，无非就这两大块，这两大块行政手段就可以，但是这两块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产业的推进，市场不断扩大你会发现这两个要素越来越难，还有很多园区在做这个，尤其像海淀，房子都盖好了，有些地方还作拼命地扩大园区，继续进行土地扩张，税收优惠这块，政策优惠实际上优惠作用也在急剧降低，我们现在正在逐步统一税收政策，这样你看到推动园区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领导要重视，领导要视察一下，总书记到中关村视察一下，就高兴了，赶紧出政策，你会发现领导来一次，有些部委的政策出来一下，领导走了老几年过去之后政策慢慢慢慢又没了，或者政策的效果又没了，你会发现是行政推动，这中行政的推动就是周期性，领导关注的时候力度就强，领导的关注力现在忙着金融海啸，忙着负增长，没法老盯着这一块，前两年老忙着自主创新，现在忙得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怎么保持持久的推动力呢？纳入法制的轨道就是持久的推动力。刚才为什么讲那个案子，其实《中关村条例》放在那儿，制度起作用，到现在处罚一个网吧，你要吊销执照还吊销不了，力量就是法制的力量。

我们科技部97、98年想推高新区法，组织了两年失败了，前两年又想推高新区条例，大家在认识上还没有把园区作为制度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的重要性认识起来，现在你看很多部门不愿意园区立法。

第四，要理顺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刚才讲过，这个其实是现在最需要做的，首先一个从条条来说，现在是多投推动园区的体制，刚才讲了科技部一号，商务部一号，保税区海关还得介入，你会发现同质化，其实和条条体制有关，上面缺少了一个综合的机制，所以我觉得要想园区通盘考虑的话，其实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园区，分门别类，比如有一个园区办，开发区办公室，其实应该有这么一个部门，根据它的特色，根据不同的园区设计不同的制度，相互地在统一的规划之下，现在没有统一规划，部门之间相互争，一般来说商务部更厉害，因为商务部游说政策更厉害，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顶端应该统一设计，园区本身现在实际上面临一系列的管理难题，中关村是异类，所有其他的开发区都是实权型的，只有中关村是不争权的，只有一个高新技术。

鲁瑞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执法功能，我当市长也有私心，没执法功能就没办法实施，第二是波及财政，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周汉华：这个体制不解决就很难办，中关村就是一个《中关村条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最后逼迫着中关村管委会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那些有实权的部门行使权利就够了。我觉得这是成功的秘诀，我们当时好几个部门聊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团系？团系是锻炼人的，你像强势部门，过几年发现根据没脑筋了，我觉得中关村能做好就没有闹权利，要把体制理顺，体制不理顺做事情就很难，到地方之后也是一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来了的话，创新又做不到了，为什么中关村没权的做好了，有开发权的反倒做不好，一系列的管理体制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们搞了一系列的国外国内的借鉴，体制创新的东西，这也很重要，一般情况开会很难，咱们开这么一个小会等半天，我想你们的会肯定不会有人在下面打瞌睡，因为你的会议有意义，所以协会大家会组织，没有意义的会大家不来了，所以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最重要的，科技部也提出来二次创业，我觉得中关村可以再往前摸索，因为现在全球正在进行新的一轮，奥巴马的经济制度是宽带怎么进入家庭，我们现在只是四万亿，我觉得中关村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园区的走向其实就是一个两“新”的组织或者整个的组织创新怎么更往前推，应该在《中关村条例》上再往前推。我就讲这么多。

盖玉云：两“新”组织还在，其实我们这种政府机构是进步的标志，这种社团组织、企业，市场经济，你政府拿这个钱砸一下行，老砸肯定要出问题了。

陈栋生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陈栋生：接到这个通知以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正在思考，现在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从国际上看很严峻，可以讲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当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慢慢传递到西欧，西欧传递到东欧跟东欧，一直到前苏联的几个小国家，又会反馈到西欧，因为有些国家，这十年比较快也是投入了大量的银子，到西欧打工了，所以一垮，真正是互动的，现在还没有见底，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形势面前，经济全球化，中国独善其身不可能，凭借中国大国效益，中国人多也有很多麻烦事，但是也有很多好处，面积大，经受风浪的冲击风险相对小一点，特别是30年来高速的发展，30万亿的生产总值，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中国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这个国际这个事情造成的大的伤害，并且可能遇到新的机遇，我后面讲有可能，因为新机遇也是风险比较大。因为人类的历史也证明，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一个大的发展，过去郭沫若有一个涅磐当中的凤凰，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三个高新区，还有53个商务部管的国家级的，都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高地，发展的前沿，各种好帽子都戴上，这回碰到一个考验，我感觉到中国之所以受到冲击，中国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制造，而中国的制造只有很少部分是自己掌握的，有自己的自主形态，所以是实体经济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一点我认为高新区应该按中央前几年的定位充分发挥四个作用。一个就是促进技术进步，增长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你现在要把它发挥作用；第二，带动区域城市发展，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进；第三，要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服务平台；第四，应该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如果充分发挥得对于我们应对这个危机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次确保增长后面跟着要调节保增长，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结合的大条件，我们有很多产业，产能实际总量是超过需求的，包括国际需求，现在就要保留先进的，第二就是要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包括地区集中度跟企业的集中度，这就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情况之下兼并重组，有强弱的联合，也有强强的联合。再就是产业扩散，一个产业扩散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大城市的开发区有一个产业扩散，你说是个引进，河北就看不上北京的，引进就要带动后边走，我到北京发改委，我把意见都转告他们，他们总讲河北不行，我们转到那里它根本承接不了，我想给了你这些帽子你就要把这些扩散去，一个技术，一个产业成果是做强做大的过程。2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一天的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一个有色工业的调整，再一个是科技支撑，什么动漫、平面设计等等这些东西。

今年报纸还登过，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去年超过两千亿，占整个北京的GDP的五分之一，但是据我所知，在07年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就占到了它的产值量52%，甚至有很多省，经常到北京来吹，我的科研实体90%在企业，前天开会，他们自己的一个政协委员，讲这样的话，他说你还掉了一个90%，深圳的90%的高新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这个90%再把你前面的话等于是釜底抽薪，通过这样的国际大风暴，会把许多问题爆料，这是个大事情，这个东西迟早要调整它，这回风暴来了也许我觉得还是个好事，赶紧抓紧，不然的话平平安安的情况下，可能拖到五年十年也不解决，这下你非解决，外面逼着你自己得另外想办法。所以真正的市民社会，是个服务型的政府，什么是农民政府，管农民的政府不是农民政府，只有被农村监管的政府才是农民政府。

所以我认为中关村的管委会，第一首先是对接国家、调整振兴的十一个规划，现在十个是工业的，一个是现代物流的；第二个，这为了应对危机，特别强调政府对中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一些产品采取采购、订购制度，包括首次使用这个产品的风险，再就是投资引导资金，还有知识产权，这样解决创新企业的问题。

还有代办股权转让，中小企业的再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商业的，再担保公司就是这个，再就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等等，风险也很大，趁着美国现在乱糟糟的时候，先不讲外边的，先把海归的，确有真才实学的引进，把好的公司兼并，中国我前几个月看电视，比如我们铁道部的动车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创新，是把德国和法国的技术引进了，引进了再加点儿东西，作为一个后进的国家，自主创新要从零开始，陈德明带领多少人去150亿的采购，肯定有很多新东西，平时买不到的，现在可能买得到，是要充分地论证的。现在政府也好，管委会也好为企业服务就是为保增长服务，为保就业服务，为保社会稳定服务，为避免借金融危机的冲击服务，我就说到这儿。

蒲宇飞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副主任

蒲宇飞：我是没有专门研究过开发区，对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也是边听边学习边领会，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重点我想围绕咱们第二个和第三个题，我想开发区的定位，不敢大家从哪个方面来讲，可能大致也就是这么七个区，刚才陈老师也做了概括，产业的集中区、技术的密集区、人才的聚集区，资本的集聚区，城市的扩展区，增长的概念区，我想这七个区，不管哪一类开发区基本的定位可能可以用这七个方面进行概括的，前景我是有三个基本的判断，我同意盖处长讲的，现在对开发区来讲，对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第一是机遇，第二判断是信心，在这个机遇之下，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第三个判断，在这个形势之下，我们有着怎么因的支点或者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支点，刚才盖处长讲的新型组织，包括在座的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可能是下一步率先走出危机的支点。

第一个是说机遇，我想大家回顾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我想每一次大的制度创新也好，每一次大的技术创新也好，都是在压力之下，在危机之下，真正地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在大家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时候不会有真正的创新，也不会有大的改革，每次真正的改革推出，像93年的税收的改革、金融的改革、税率的改革都是在财政积累了十几年之后出现很大的困难之下，在金融面临巨大的压力之下进行的创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对我们来讲是空前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的压力也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新的机遇，改革的机遇，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包括燃油税改革方案的推出，包括一系列的改革方案的推出也都说明了这点，下一步我想随着国内的国际的压力的形成，压力的加大对我们很多创新，很多改革，说规和机的关系，有规的情况下才是机，开发区下一步在内外压力之下，正式面临新的机遇。

第二个说的是信心，我最近一直在看世界经济史，看一千年前世界怎么经济危机，看五百年前的经济危机，一百年前的经济危机，看一千年前基本我们整个人类应对危机的办法是相近的，就是靠天吃饭，如果天灭我我就灭了，天容我我就容了，包括像朱元璋那个时期，朱元璋是1328年，1368年当皇帝，那段时期朱元璋的父母当时是瘟疫死的，那时候不只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有这么大的危机，欧洲也是一样，那时候瘟疫基本上是天灾全球爆发，那时候应对危机就是靠人口自然减少，疾病自然消失，再看四五百年前，16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之后，那时候人类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扩张，从西欧开始，葡萄牙、西班牙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原来这块狭小的土地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口，生产不了这么多粮食的情况下，通过海外扩张，寻找新的土地，新的资源，新的市场，靠这样的一些办法。

再看一百年前，基本上就是开始靠结构的调整，靠工业化，靠城市化，在两化之中的创新渡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比如说29年的大萧条，其实后来的很多制度创新都是在大萧条之中形成，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包括很多技术的创造，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集中了一大批科研力量来创造创新的，发挥一些制度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整个看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回过头看危机应对的时间，一千年前应对大的危机要一百年，五百年前要几十年，一百年前差不多有十来年，你看50年后，基本每次危机的应对是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更短一点。

所以我想从今天的国际大形势来看，不管你说危机是百年一遇还是几十年一遇，不管怎么说回顾一下一千年的历史，人类应对危机的能力还是很不一样的，应对危机的方法也是很不一样的，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全球都在应对这个危机，也都在应对过程之中推动一些创新，不管刚才周教授讲的奥巴马监管制度的创新还是其他的创新，不管哪种创新，我想至少对于我们今天总体上应对危机的能力较之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应该更有信心，而且我们不管已经取得的效果怎么样，毕竟各个国家从政府的领袖，从商业的领袖，从学界的学者都在寻求一种合作的机制，一种共同走出危机的机制，从这点上我想可能这次危机走出来还是要比历史上相对来说更快一点，从这点来讲，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第三点，我说支点，我讲了一个是民营经济，一个是NGO、NPO这个组织，我刚才讲看世界经济史，日本几次快速发展，除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之外，我想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像民智维新，推出了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之后，一旦有机会，不管在机遇面前还是危机面前，一旦有合适的时机都快速地推进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让这些民营化的企业成为整个经济的推动力、拉动力，尤其战后日本的腾飞，其实这些在日本扶植之下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产业的升级也好，转型也好，海外的拓展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些企业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我想对我们来讲，可能在下一步的发展之中总结方方面面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国外的经验可能也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共识，靠我们的民营企业来拉动，来使我们整个应该从宏观的结构调整到微观企业活力的形成，进而实现内需的扩张扩大实现，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NGO、NPO的问题，我想确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新型组织应该是能发挥非常重要、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是讲世界经济史，像西方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其实是先有了非政府组织，商会、行会，它们最初是发挥了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协商、自我沟通的自律作用，也发挥了包括信息的沟通作用，后来到现代意义长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实际上西方社会就形成了三元社会，官、民和第三部门，我们传统地来讲应该是一个二元部门，主要是官和民，现在我想新型组织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经济的变革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是我们讲社会再实践中的转型，我想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真正地从园区开始把这样的一些组织培育好，发展好，那么在下一步的发展之中，我想至少也能发挥这么几个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像西方国家的行业标准，行业组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律的控制，还有一个协商的功能，西方更多的是讨价还价，很多政策制订之前，往往是商会、行业协会参与提出，一旦执行之后，协会也代表协会的成员立以来和政府进行沟通，所以我想协商的功能也十分重要，再有就是信息沟通的功能，像目前我们强调的走出去的过程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协会，商会的信息的汇集，信息的共享，所以可能沟通的功能、共享的功能也是我们协会NGO、NPO应该发挥得重要的作用。

我想在下一步的发展之中，如果我们的NGO、NPO真的能够面对这样的机会有一个更好的成长、更好的发展的话，那么对于民营经济发挥它的支点作用，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促进，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内需的扩大，包括我们率先摆脱危机，我想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前景的问题。

第三个我想按照这样的一个地位，朝向这样一个前景，怎么样来选择路径这也是刚才听几位老师讲完之后从八个相对的词做这么一个总结，长短、软硬、虚实、异同、内外、进退、紧伸、收放，远的方面远虑和近忧都要兼顾，长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可能是在路径选择首先要考虑这样一个关系，第二个要考虑软和硬的关系，刚才陈老师讲的，一方面硬可能是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升级的问题，怎么把我们的基础设施让它更配套，更有效，同时产业本身要有一个升级，比如说二进三，由原来的工业到现代服务业，到文化创意产业，是这样的一个软硬兼顾的问题。第三个是虚实的问题，在经过快速膨胀的时期可能是实的，在经济相对收缩的时期，资本也是虚的，不把它转成真正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话，那么你一切都没有意义，无从谈起，所以可能在虚和实的关系上应该把重点放在怎么做实上，把地和资本转化成竞争力，转化成生产力，把你的制度创新也要转化成生产力、竞争力，只有实实在在的市场找到了，扩展开了，才能真正地把虚实的关系处理好。第四个就是异同，我们最近几年到很多地区进行很多调研，确实现在在工业化、城市化大的趋势和背景之下，不管是省份也好，城市也好，很自然地大家都是趋同，在趋同的过程之中，不叫求同存异，怎么叫存同求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进行了沟通，我们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一个就是从你的要素，自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你可能的选择空间，第二个从政府既有的一些战略，包括一些口号，包括一些政策，包括已经出台的其他的措施，在这两个之间来找一个均衡点，确定每一个城市，每个地区，同和其他地区同在哪儿自己的异在哪儿，我想在这样的比较之后，有很多地区还是慢慢地能够找到它的差异化的定位，我想对开发区来讲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每个开发区自己真正地认真地分析总结自己的要素禀赋，制订自己的战略政策之后，进行新的定位和探索，我想慢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差异化的定位，我想对开发区来讲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每个开发区自己真正地认真地分析总结自己的要素禀赋，制订自己的战略政策之后，进行新的定位和探索，我想慢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差异化的定位，也就是在存同的基础之上。

进退、统分、收放，我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观点，在收和放上应该更多地解决放的问题，在统和分的角度上，我觉得这个统上更准确地说是配套的问题，怎么进行配套的政策，怎么形成一个园区的配套产业，怎么在一个园区之内形成配套的服务，我想如果把这个统或者配套的工作解决好的话，那么对于园区下一步的发展更有利，我们的政策措施也应该是更有效的。

从进退这个概念来讲，我想可能同时要既重进也要重退，我不赞成普遍意义的优惠政策，可能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退的机制，从政策上建立一个退的机制，进的机制可能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怎么升级的问题，这是一个进，还有一个是怎么转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转移的问题，转移可能是地理意义上的转移，转型可能是一个一二三产业这样一个意义上的转型，升级可能你在一个产业内部提高你的技术含量，提高你的层次，这是一个升级，我想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寻求进，有进有退，把这两方面结合好，我想对于我们的园区自身的发展来讲，自己创造的一个机遇，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探讨下一步园区发展的路径，我想这样的定位，这样的前景，这样的路径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开发区在当前形势之下怎么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勾勒，这是我的一点学习的体会。

盖玉云：我补充一点，NGO组织，前段时间在我面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摸底。委托我搞一个内部的调研，现在08年整个的经济情况，权威性的数据统计在今年4月份，这个统计起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大量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60%左右，在中关村占了90%，这种新的经济组织，统一上很难用原来国家行政统一，但是我们通过行业协会，我们把行业的老总叫来，这个老总到12月份对全年的经济拿不回就白当，对明年的预期基本有个预测，今年增长多少，明年我们预备增长多少，有些领导法这个问题了，干脆同意，我们也有个信息中心，跟统一衔接，还继续走，但是经济调研通过我这儿走，把经济形势摸住，通过协会组织把这个企业弄明白了，说实话也很辛苦，天天一大堆的新兴东西，你跟这些企业家接触完之后，这个行业基本长有数了，这跟统计不一样，但我们这种状态判断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关键对状态的判断不准，到底经济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我们现在不好说，所以我们在经济决策上，形势不准的话人就容易慌，我觉得社会组织作用一个是对经济形势判断这块，经济信息来源都是很重要的渠道。

蒲宇飞：据我了解，上面的领导也确实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个渠道的信息数据来源。

鲁瑞清：听了几位专家的意见受了点儿启发，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很大，两“新”组织的一新，新型社会组织，我想行业组织的必要性，第二点，政府应该怎么培育行业组织，在中关村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第三点，行业组织政府职能转移，和行业组织是相统一的。

鲁瑞清 北京海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一个，行业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行业组织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我们市场经济独立了同样离不开行业组织，没有行业组织根本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这种体系。第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标志之一，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专家有很多的例子。

第二个，政府怎么培育行业组织，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中关村管委会已经走出一条路了，中关村是改革实验区，什么都可以改什么都可以试，其中一条，两个列入一个发展，第一个是机构，专门的机构是管行业组织的，第二专门的人员，第三专门的资金，在其他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是专门列入的，不是发生什么事要钱去。两个列入，第一列入了园区的发展，《中关村条例》当中专门列入进去了，这是一个列入，长期规划，法规这个东西，第二点这是工作计划，每年的工作计划当中还有行业组织，每年还有行业组织开会，结果必然有发展，这个发展真的很快，中关村的行业组织，真的是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市场基础上传达起来的，主体来讲没有政府附庸的，没有安排离退休老同志，数据杨部长和盖处长比我说得清楚，所以很难找到这样一支队伍。

今天上午我参加一个会很兴奋，今天上午是海淀区委区政府，海淀社会组织联络会，也请了行业组织和地区的，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地区的社会组织建设，今天虽然刚刚成立但是也很有意义，虽然跟他们的联谊会不太一样，至少行业组织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下一步来讲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当然它那个更宽泛，我不多介绍了。

第三个，政府职能转移和行业组织发展的问题，我觉得也有三点也是想探讨的，首先政府职能的改革必须放权，往哪儿放这是一个问题了，虽然方案、规划都在做，但是需要一个东西，都说职能转移，往哪儿转，怎么把这个职能放在行业组织身上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不然来讲，改来改去还是换汤不换药，职能没动，职能部门就是缩小权利的，我看中央是有这个决心，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政府的改革能不能成功，恐怕决策点是职能的转移，能不能转移好，这是从政府需要放的权利。第二来讲行业组织，怎么把这个职能承接过来，前面大家说了很多，太多太多事情了，是应该转移的，比如说行业标准，闪联的标准已经达到国际的标准了，这是行业在做事的，技术标准、行业标准很多标准是需要行业建立起来的，行业的资质，行业的管理规范这些东西太多了，行业规范我们也在做，行业自治我们也在做，这种规范和自治的建立和推广能够弥补政府法律的缺失，政府很多的东西由法律覆盖了，我们最近推出的中关村价格指数，这个话题太大了，我点一句号一，其他的很多行业规划，谁做？行业组织做，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发展规划通过我们这个商会做的，委托行业在做，还给你支持，还给你经费，制定和实施，行业统一，中关村卖场销售数据过去都是企业自己报的，失真太大了，海淀区区长亲自跟市统计局由我们行业协会提供，这个事拿到国家统计局讲过这话，为什么？不符合现在《统计法》，这个事很小，从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行业调查这不用说，行业分析等等，统计、调查、分析、实施发布，这都是行业做的，行业职称的评定，没有行业组织只能政府来做，到现在30年过去了，应该把这个事放给行业组织做，政府监管，包括公信力，只有行业组织是最了解行业的，政府不了解行业，地产杨部长是专家，你让那些政府官员说怎么说得清楚呢？另外发布白皮书、蓝皮书，再有就是行业听证，很多听证都有，但是不请行业组织参加，可能没注意到专业的力量，还得给点儿话语权，我们现在很多是错位的，请专家去吧，请专家不一定是行业的，本来请软件专家，朱总就是，但是也有行业不对口的情况，还有国际反倾销，行业组织不是不可能做，所以我想这块都是行业组织应该承担的事，这都是和政府有关的事。

第三个方面是政府职能的转移和行业组织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原来有一个误区，国家原来出台一些文件，总是希望一页一会，一页都搞不清楚，一会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所以别讨论这个事情了，做不到，那就是面对现状推动它的发展，行业没成立的组织效果成立起来，成立起来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承接市场，在中关村这个地面上应该说，这些组织来讲，已经有一定的素质和基本功能，是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这点我想应该趋同，行业组织和政府趋同以后大家都好过了。行业组织也有事干了更强大了，也有事干了。我想谈这点儿看法，请各位专家、领导批评指正。

陈秀山：咱们行业组织优没有自律机制和仲裁处罚功能？

鲁瑞清：自律是有的，仲裁是没有的，到海龙买东西，比如笔记本一万五到一万六，如果超过一万六了，经销商无条件给退，如果不退找到海龙投诉，海龙就处罚。

陈秀山：内部不正当行为有没有监管？
鲁瑞清：这个东西得一层一层一步一步做，海龙跟商家签订的协议，大家都以这个为主，超过要处理，这是一种自律方式，结果是一两个月投诉率占70%，价格投诉不产生了。

蒲宇飞：比如像秘书处十几个人都是专业的是吧？

鲁瑞清：专业的。

申焰：应该说是专职。

鲁瑞清：经费来源呢？

杨建平：会费一部分，政府采购一部分。

盖玉云：结论是什么，一个开发区一个科技园区评比，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NGO组织、行业组织承受度怎么样。

陈秀山：比我想像得要多。

鲁瑞清：有加入的，还有没加入的，很严格的。

陈秀山：怎么涉及到这么多行业？

鲁瑞清：还要细分。

盖玉云：我们有产业联盟，比如说光信用这块有信用促进会，下面还有信用的管理，专门的管理组，昨天专门有个信用管理的机构来了，全国有30多家机构，我多少学点儿信用机制，后来听了半天听明白了，金融机构进行评估了，评估了假如放水了这事就麻烦了，你说存在的价值大不大，其实很大的。

陈秀山：这个行业组织主管呢，成立批准它还是民政部门？

鲁瑞清：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合法是民政部门盖章。

新望：多数的开发区没达到，没那么大的量。

陈秀山：有没有一个平均规模，有多少参与？
戴键：一般几百家，所有的高新企业协会都得批，没有重合的。
盖玉云：也有企业协会入了，也有其他的。政府做不了的事交给他们，企业不干的事交给他们。
蒲宇飞：现在西方社会的稳定性，三元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
陈秀山：我研究过德国的行业协会组织它的权利大得很，比政府权利大，对企业而言，企业介绍的是行业协会的管理约束，仲裁、准入、进出。
杨建平：咱们现在国家经济体制，咱们现在有一页一会的机构，全是行业领导人退下来之后，想从这个口说话，要对外一个平衡点，还有一点是害怕，害怕商会一旦聚成团，产生自己的力量跟政府一抗衡我没法弄，这个没必要，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国家经济的政府，企业家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执行的，在这个体系之下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完全是给政府放大化。
梅新育：我讲几句，首先要从在当前的这场危机当中，目前从短期来看，我们先进制造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是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严峻的话，一方面整个经济都在下滑，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高新技术开发区，要么是奢侈品要么是投资品，奢侈品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客户比较认同，到了箫条的时期，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先进制造业的产品在危机时期总的需求量是不足的，但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又有可能在这种全球经济危机整个世界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反而事绝对规模的扩张，像我们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有数百上千种产品的产量，生活规模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的产量和出口量往往占了全世界市场的70%，甚至是90%还多，这种情况下，规模萎缩了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些行业不可能维持，打个比方，纺织品市场需求景气需求1亿平方米，但是我们是90万平方米，到了箫条市场萎缩到8000万平米，我们要想维持9000万平米是不可能的，我们先进制造业又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很多商品，产量占市场份额不大，这样即使整个市场萎缩，但是由于在危机时期先进制造业价格竞争激化，需要压缩成本的这种压力，不管是最终的销售者也好，还是最终的生产人也好，压缩成本的压力大大加大，这样的话这种生产能力反而向中国转移的压力更大，先进制造业要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移，除了中国没有别的地方可转移。

再一个是从劳动力这上面来，我们就不用吹印度不印度了，一个50%以上文盲的国家要想发展制造业那是梦想，要看到优良的基础设施要快速地改善，在这方面不否认我们政府体系还有不少问题，但是实话说一个，如果说我们国家的腐败情况是把资金摊掉10%几到20%，别的所谓那些另外三个，比例是倒过来了，所以要么转移只能是向中国转移，这就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当然这种机会要发挥，这种效应要显示出来，在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的，在短期内，可能恰好是与这个相反的效果，我们传统大宗商品出口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的计量产品出口大幅度下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海外竞争对手，它的生命力不同所决定的，传统大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是一些什么国家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是相当的高，可以平时让外资开放开放，让股市涨幅非常高，在这种危机当中，这些行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所以去年年末的几个月和今年1月份，我们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意识上涨，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的海外竞争对手已经被危机打掉了，但是先进制造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要好一些，尽管相对赶不上中国，但是我们在这些行业的海外竞争对手没有这么快，还要过一段时间，这个行业的海外竞争对手才会出现，这就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机会就来了。

我想，可能对于我们的高新技术密集的开发区来说，这段时间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熬过这段时间之后，可能是我们的机会来临了，这个机会当然这种机会生产转移，它有两种转移的方式，一种是以外资企业海外生产，一种是以内资企业一般贸易，以外资企业为主体，通过外商投资，目前情况来看遇到一些麻烦，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厉害，不少的国家政府对他们的企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你得到救援不许把工厂转移别的国家去，通过我们惯用的利用外资转移生产能力的方式就遇到了一些障碍，比较多的要靠我们自己内部企业、本土企业解决。

同时在这种自主创新，我想我们企业尽管从理论上面来讲，在这种金融危机的时候，给我们中国企业创造了海外收购的机遇，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自主创新研发科技成果，高新技术产业来讲，希望海外并购实现摆脱危机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这种并购是自己已经打除了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技术，以这样一种强者的姿势收购，才能够把被并购者的血液引过来，如果以弱者收购的话，即使收购过来的话，这个品牌也会流失得一干二净，这个在TCL和联想海外并购的失败充分了说明了这一点。

从我们这些商户们来看，对于外国政府，我们反对外国政府给我们障碍，但是我们并不等于认为联想收购IBM失败，同样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北京跟南方的企业相比，从事技术行业的人浮躁多一些，踏踏实实做事的差一些，华为完全是依靠自主研发，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品牌一直到现在，没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柳传志带着联想，尽管做得好像个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显然联想在它的市场上，在它所处的市场上面地位显然是不如华为在所在行业的地位的。

我想我们开发区也好、政府也好，要给企业创造便利，为企业服务的话，为它们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我想应该是一个普惠的条件，所有的企业都能够享受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特别善于搞政府公关的企业才能拿到的，我发现段永基特会搞政府公关，但是他领导的成果是什么？我现在想不出四通还有什么能打入市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段永基个人的私囊非常充实，我只能说不管人家怎么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是非常失败的，从政府方面来说，是这个类型的话，政府在这方面是非常失败的，这么一个情况，从开发区发展的趋势来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问题，问题一方面是说土地、环境，反对政策管辖之外的，有一些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好像有点是钻财税制度的空子，比如说总部基地这个概念持强烈的异议，无非是利用增值税税制尚德漏洞，把下级企业的盈利都集中在总部所在地，把总部设立在这个地方，来一个双赢，但是真正实体经营所在地的话，付出了资源和人力得不到足够的回报。总部基地加剧了区域之间的不公平，所以它发展的最终结果最后肯定是会引起中央政府关注，肯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管制。

所以我想未来开发区从总体来说，特殊优惠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通过某种产业急剧，发挥这种产业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益取得更高的，取得比一般区域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不是靠特殊的政策，那样搞得做法仅仅是财富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移，却不能够形成更高的产出。当然特殊的区域，特殊的政策，我想未来应该说主要局限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可能保留比较多的特殊的政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这人讲话比较直，讲了不少冲着北京的，北京市的地方来挑毛病，但是至少是处于善意的，本来还想多讲一些，但是个人还有些事情，到此为止，欢迎大家以后有空的话愿意听我挑刺的话还可以继续交流。

盖玉云：梅老师先讲几个不等于，开发区不等于中关村，第二，我们也不等于北京市政府，我跟柳传志交流，见了他两次，第一次提前了五分钟，第二次友谊宾馆我提前了十分钟，人家是成功人士，不管人家怎么样，我对柳传志的精神非常敬佩，第二个讲段永基，段永基毕竟付出很多的艰辛，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初创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付出了很多，我觉得还是客观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评价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但历史就是历史。我想介绍一下朱老总，原来在内蒙古计算机所，四通创始人之一，跟微软合作，然后又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和日本国有企业合作的企业，现在还在创业，在做律师事务所，同时也做北京的民营企业家协会，让他干副会长。

朱新铎：我也说两句，今天讨论的题目就是开发区的发展潜力，这个题目非常好，我也是跟中关村开发区有着深厚感情，确实我觉得有一个题目，今天或者未来中关村开发区，想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定位，刚才说得那些问题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同感，首先说定位，因为开发区从开始成立的时候叫开发区还是非常准，为什么呢？它的定位一是政策，二是资源，向市场或者向企业开放，所以用了各种办法把这东西开放出来，比如说开发区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然后就是税收政策给优惠，所以开发区我觉得确实那个时候应该叫开发区很准，确实在开发，开发了20年了，现在再往前走，开发区还开发什么，涉及到开发区的定位，我觉得从当时应该说影响力最大的一是放开一些计划经济下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某种方式向市场开放，第二是提供一些优惠的市场政策，我觉得开发区做得非常充分。

朱希铎 北京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

现在需要开放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开发区的定位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关健词，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和可能即将失去的是什么，优惠政策，应该说按照全球一体化趋势，充分市场化趋势，所谓的优惠政策应该会越来越趋同，这种情况下开发区还能开发什么，其实我觉得与开发区的定位有关系，我们面临的所有会员几乎都是中关村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我觉得从这些企业今天所需要的东西在开发区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体会一个关健词就是服务，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缺的是服务和推动，我现在有两个词，一个是服务，一个是推动，服务这个词今天在这个阶段或者未来特别需要，开发区今后干什么，我觉得一个在服务上做文章，一个在推动上做文章，服务上做得文章就是现在向谁服务，服务什么，用谁服务，什么服务机制，我觉得服务这个词现在我认为在各种开发区包括我们中关村这个园区也是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创造符合未来发展的定位需求的服务的这一套，服务机制是什么，服务的对象比如说是企业，服务的资源是什么，拿什么来服务，这个真的值得做文章，推动，我觉得这里头体会的是政府在这里干什么，比如说20年前叫开发区的时候主要是政府起作用，政府主要是政策再有就是地，大家进来以后可以非常便宜，大家在这儿可以开业、可以做事，现在政府推动什么东西？靠什么来推动？

我为什么这个体会很深呢？因为我现在在北京民协做一个是，我觉得体会很深的事，中关村管委会也算一个大任务，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北京民协来做，我作为副会长也在做这个事，我感觉在这样一件事，应该说这事现在越来越火，这头也受政府欢迎，那头也受企业欢迎，这事之所以能够做成，这里头有几个很驱动这件事情的要素和杠杆，为什么能成？管委会专门立了一个项，四个委办局联合发红头文件，设立一个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专项服务补贴资金，一年有三千万。

杨建平：前提是各个研究单位都有国家级实验室，那个实验室要开放，让企业和大院里的实验室互动。

朱新铎：在北京各个地区的专家资源向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开放，如果能够开放，就算作这项，然后就给点儿补贴，这件事情的要素有几个东西，第一，这是管委会正式委托社会组织一项专项委托项目，就是管委会专门把这项工作委托北京民协来承办，所以现在想挂牌，都得通过北京民协专项办公室收集材料调研，评估。这个事是政府委托社会组织一件事，委托了一项应该说也算是有点影响力的事。这是一个政府委托。

第二，像北京民协这样一个协会组织，真的为此事有八个专职人员就做这个事，全职，那时候我就说一个什么感觉呢？为什么我说服务这个字呢？服务其实不是空的，你说我们为做这个事走访那么多科学院、各大学的开放实验室，现在59个实验室挂了牌，你要跟实验室的人一聊，专家教授特别强烈地希望实验室资源为社会企业服务，特强烈，而且他们现在自己有一种机制，咱们这个实验室怎么能够创收？怎么能够充分利用设备利用率？研发成果怎么转化成企业卖出去啊？反过来现在的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是企业自身，大部分企业是承受不了的，因为在产业链上，如果选择创新这一段，这一段应该说是成本最高，投入产出率最低，而且风险最大，创不好市场不行的话，为什么现在创新企业都活得特别累，因为它选择这段，那么你说它如何能够建立，所以企业机制特想，我要是能够现成委托专家、设备、实验室帮助他做的话，其实他也很强烈，但是现在北京这么多实验室，科学院的各大学的各部委的，北京这么多高新技术企业，互相之间真的成交的很少，其实就是一条，我的感觉就是缺中间这个通道，因为这个通道不是你简单的建立一个窗口就可以了，事靠机制，是靠一个体系，这个机制和这个体系是一个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真的要去全心全意做这个事，而且这个事的过程是很实在的大量服务工作你得真做，这个事就得有成本问题、人员问题、授权问题等等，还有甚至于包括做这件事情的驱动机制和评价机制的东西，这个就是服务，所以我觉得服务应该是要研究的东西，如何创服务？所以开发区未来前景定位，我觉得一个是向何处去，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定义，就是关于创新要素集聚和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真的我觉得是这种开发区也好，园区也好，否则其他的事，即使是企业的事和政府打交道的事都有政府部门，有政府的发改委、财政部门，各种部门，其实也在管着跟企业打交道的事，除去这些事，以园区这样的形式能做的事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创新要素的集聚，集聚在这儿是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特点，特别是像中关村开发区，应该创新要素集聚以后，科技成果向转移化转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做文章，开发区向哪个方向去应该做的事。要想做这个事，服务和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两头要往前走的事，我觉得开发区和政府支持开发区的体制和资源的投入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要转型和提升，提升在哪儿，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还是举一个现在正在做的事，开放实验室，这边企业这边企业结合，有很多项目，如果符合条件就补贴，现在市里面所有的领导，包括管委会的主管领导，一提这个事就说为什么现在出不来重点亮点项目，叫重大产业化项目，重大的项目拉不动，所以天天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好好研究这个题目，关于促进重大产业化项目起来，我们也特想说出重大项目，这个重大项目大到哪儿，大到什么地方，大在真的体现创新要素的集聚，比如某一个实验室跟某一个企业合作就是符合现在政策的东西，可以申报了，可以评价了，可以做了。

但是现在重大项目明显地靠一个实验室，一个企业几乎做不成，这个时候所谓重大有可能是有几个研究资源，几方面的资源再加上几个这个产业链上的企业，要真的凝在一起做一个大项目的话，一系列的挑战就出来了，把这些人弄在一起，现在我们做这事的时候，串联，大家在一块隔一段时间聚一次，大家很兴奋，但是真的想在一起工作马上有一个体制问题，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重大项目推动组重大项目推动组如果没人给钱，给机制，什么叫重大项目呢？反正得有重大的组织形式，重大项目一推周期，可能不是申报出来的，推动出来的，推动过程是三年五年，这个过程没人支撑，这个支撑体系是未来的开发区把这事应该真的投入推动，但是这个推动绝对需要跨目前原来的各种政策界限，各种体制界限真的集聚，我觉得提升、加大投入的力度、政策的力度等等组织的力度，否则出不来重大的创新成果，因为现在中关村园区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北京市政府提得非常明确，要建成世界级创新中心，现在提得非常响，咱们说一个世界级创新中心，起码得有几个什么东西叫做世界级创新中心，你起码得有几个世界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有规模的创新产业，你得支撑，得有重大创新成果，得有世界量级的创新的组织，得有世界级的创新企业，或者有龙头企业，有企业集权，否则怎么叫世界创新中心，但是要想真的出这几个东西，目前为止按照现行所有的政策不管怎么努力都出不来这几个要素，这几个要出来就得打破现在很多的东西，这是谈到这个园区。

谈到两“新”组织，因为我们也是协会，北京民协也好，品牌协会也好，都是协会，我觉得现在协会也有一个向何处去，大家都要发展，发展哪儿去，主要是模型，我觉得不是业务内容，比如按产业规模现在都很好弄，各种各样的现在按产业划分的，你像民协所有民营企业串起来，品牌协会是大家关于品牌方面的作用，等等，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题目是协会将来的发展的机制或者功能，是商会还是协会，还是二政府，因为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类，咱们国内现在也就几类，有的二政府就是政府部门翻盘的，有一些减出来的编织往这儿一隔，其实执行的还是原来政府的事，这种协会有垄断性，但是也有协会，这个协会里有没有自律，有没有制裁，要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是商会，我们这种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往哪儿走，如果成为商会，其实我认为，我们在业内，我们特想把我们北京民协弄成商会，其实他特想把电子商会弄成商会，又有力度，又可以做事，但是做不成商会的条件主要是政府跟社会，中国这个协会做成商会，政府没有什么相应的条件，或者不给创造条件永远成不了商会，所以我提的关于协会，作为两“新”组织，把这事提得那么高，十七大之后，两“新”组织作为政治改革的内容，两“新”组织怎么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盖玉云：杨会长是开发区的实践者，也是开发者。

杨建平：简单说两句，盖处说的这个，我既是开发区的实践者也是开发者，我98年当产业规划处的处长，今天这个题目是开发区的发展潜力，开发区名太大，刚才前面有人说，研究中关村开发区，这点应该能到位，研究别人咱研究不了，我觉得一个概括性的话定义，制度创新和推动制度创新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生产力，你的发展，你的成形，和你有现在的今天就是因为有制度创新了，同时推动别人的制度创新，大家承认就行，将来的潜力还得围绕这个来说，是不是还能激发和产生在新制度领域里创新，根据形势不同创新，这是我对咱们这个会的认识，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当时议论了很长时间，关于上地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怎么接，那是落地的，这不落地的，怎么区分，实际上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我们就没有，就是叫科技园区，也成了，还有一个创新前面也说了，陆浩批评我，我当时作为规划处的处长，计委、归委、土地、建委全部要把政策给我，你全把这几个拿回去，凡有立项的你就都管了，陆浩说你傻啊，他说第一你没那么多人，第二即使有那么多人，你多了一堆婆婆的监管，你办事的时候别人在监督你，你的成功是达不到的，你不要这个东西你只要一个，凡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里不管是买房还是建房得获得你同意，你考察的是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剩下的人家熟悉干的行当该谁干就谁干，你干你熟悉的，你知道谁是高新技术园区就行了，就因为有这一条就行了，后来所有立项的行为一到开发区来，都要打电话问一下，说建平，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吗？你说是，才办手续，很超脱的园区管理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杨建平 北京中关村不动产商会会长

再说咱们两“新”组织，不多说了，在我们商会，我是不动产商会，不动产商会是写字楼商会，中关村最初搞建设的时候是建设一批写字楼，所以初期我们商会的目的是帮助会员单位最快的完成建设，找到投资人找到入住人，现在我们商会变成了另外一个服务方向了，已经建成的楼保证这个楼里的客户入住，怎么保证这个楼里有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入住，保证这些人的生活环境研究企业方便，在这里边我们也非常感谢管委会对我们商会的支持，我们在推动创新这个点上我们做了一点，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孵化器，最初的时候建立是由于政府的投资来去建一个楼宇，给一定的政策，吸引一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到里边来，免租金少租金让它们孵化成功，是这么一个形态产生的，但是这个楼没有效益，这个楼效益很低。在我们商会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很多商会会员里有空的楼层，怎么让它发挥作用，服务于本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入住呢？我们想到和管委会联合，我们在市场价格上，现在已经到了3.5，可能就差5毛钱进不来，那你能不能补上5毛钱，让它到这个楼里，就这一条我们管委会就非常支持，凡是高新技术企业，在选择的楼盘里面愿意住的，当然这个楼盘是有标准的，他选择了以后我们经过审核，管委会每年拿出一定的费用支持补贴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租金，这样不用政府投钱建写字楼了，全是社会建写字楼，又没有打破市场规则，市场规则该是三块钱还是三块钱，只不过里面拿出两千平米的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发展了18个写字楼，政府没有投一分钱，全是市场行为的，我们叫中小企业孵化楼，我们差不多上万家企业全在我们会员单位里。

蒲宇飞：一年补贴支出大概有多少？

杨建平：一百多万。我们不动产商会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前面有代表说了，这个园区已经没有空地了，是不是说明园区里边就没有房子可租了呢，大量的闲置房子可租，而不是说待租，为什么呢？咱们海淀地区，大量的大院，大量的研究所封闭的，没有开放，在那些所里、院子里有很多房子是有富余的，结合刚才这个课题在想，把产业集中来发展产业，产业相对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研究所是最集中的产业的学术的带头的国家标准，比如说说远点儿，计算所，计算所肯定是高新产业，如果它能释放出一块来，我们把相对行业类别比较集中的计算类集中到那儿，研究所肯定把研究成果尽快地拿出来，企业更快地受到专家的指导和支持，这种政策能不能再创新，我们现在在考虑这事，如果能得到支持可能会释放一大堆资源。

盖玉云：他说这个事政府的职能部门很难去做。这样的话工作人员的素质也不具备，需要协调社会各方面资源来做这个事，政府哪个部门来协调这个事，其实真正科技园区要做的事，推进产业增长的事，这是我们社会组织发挥得作用。

陈秀山：从经济角度分析，杨部长你的动力从哪儿来？

杨建平：我们作为服务企业这块，企业只要待在我这楼里待得住，我正常的运营保持了，他要走了，很多大企业减面积，原来一百平米就要五十，我就亏了，今年这个费用收不回，如果能有相关的社会因素给他支持，他有待着，即使省了一毛钱两毛钱，长租我的现金流就非常好，刚才说得增长点实际上这些楼都可以变成我的会员，只要他进入这个楼就变成会员，会员就可以把整个地区动态的房租，动态的市场集中在一起，否则大院不在我们的调查之内。

 

武廷海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

武廷海：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十年前陈老师写了一本主，影响很深刻，陈先生我大学就读他的书了，刚才几位讲得非常精彩，我们也做创新，也做规划设计，这些东西根本学不到。我本来对城市区域规划比较感兴趣，在清华就做这样的工作，我想开发区跟城市空间比较密切，对城市空间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工作从这方面做。

借这个机会我想从空间的角度讲开发区的潜力和可能的角度，我们自己做，第一个生产的概念，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的思想，开发区的发展除了产值效益以外，很大以外是空间，刚才说的是空间的再利用，实际上是再生产，原来生产的是楼盘，现在再利用，就是价值发生了变化，除了产值是评判标准以外，相当程度上，我们理解开发区的建设原来是在空间里面生产，现在很多地方，不能说50%是生产空间，最典型的是房地产开发，他做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今天这个楼在这儿还能用，你凑合凑合用，社会效益都好，不是这样的，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所以好多东西是现象，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开发区的生产建设其实也有投入、产出、交换、消费，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想说一下，今天讨论开发区发展潜力的问题，除了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外，更大的是发展转型，国家早就提出来了，在于城乡建设上不仅仅是开发区，城乡建设模式上怎么转型，怎么适应这个变化，现在这种增量式的增长肯定要出问题，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在城市研究领域是紧凑城市，可持续的城市形态，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所以我想讨论开发区的发展潜力可能也跟发展模式转型可以结合起来做，如果要我想这是两个形体。

第三个结合当前，刚才提出“保增长 促发展”的要求，不能说向谁建议，可以关注一个怎么积极发挥开发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区域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影响，这点在经济建设中是不适合的，也提到了增长的问题，过去20年基本上是建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里面含了好多新区在里面，客观上城市结构的变化，北京市二环、三环在摊大饼，现在是多中心，多中心就是核心和开发区，开发区提供了一个生产的环境，天津也是这样的，原来是大鸭梨，现在是一个扁担分两头，现在搞新区了，上海也是的，浦东、浦西，现在一城几镇，太多了，苏州是老城区，这也是开发区，现在来看，随着交通方式的变化，速度的变化，我们有个说法城市区域化，原来开发区是城市里面的一块，现在有可能变成区域的节点，变成了多中心网络式的东西，这个背景下开发区也有可能从原来的城市结构到现在可能成为区域结构一部分，我希望这个角度可以。我不举例子了，我们在南宁做过这样的工作，这个开发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建议它开发区是区域服务的功能，成为次区域服务的中心，对整个开发区以后的发展除了产值以外提供个新的角度。

总的来讲，在当前的形势下，开发区的发展可能包括空间的发展，一方面是量的增长，要保增长，另外一方面，是质量的提高，怎么通过这次量的提高，怎么转型，领导城市的结构，区域的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这个跟我们国家的大的土地利用政策，城市建设方针衔接起来，这个把整个开发区的建设结合起来，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的概念。

最终，按照我们的说法叫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关村天天堵车，大家都挠头，楼梯根本上不去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社常务副社长

魏谷：本来我想把中关村好好夸一夸，现在免了，我们都很熟，中关村是科技部定下来的创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我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讲也是中国开发区的问题，最近我是上个星期到昆山做了四天的调研，第一次把高新区、京开区放在一个里面，整体的经济市委市政府觉悟比较早，两年前抓转型的问题，总体上来讲影响不是很大，据说去年的十一月份掉到历史最低点，财政收入，GDP所有东西都在最低点，因此，我感到，昆山是充满信心，我看了一圈我也充满信心。什么原因，比较早的抓了整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的转型，按照昆山市现在的说法是三足鼎立，金开区、高新区、华侨区，这样的一个三足鼎立以后，最近两年以来，昆山目前的经济结构里面，金开区占有一半以上的GDP，最近两年以来高新区是一半以上，华侨经济区紧居其后。

新区的二次创业提出五个转变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家可以有些什么样思考，我在私下里跟金开区作为个人的观点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从产业转移，从注重产业转移到注重产业创新的转移，第二，从单纯注重产业开发到注重社区完善的转移，第三，从外资主导的文化体系到本土创新的文化体系。你到昆山金开区的时候，早两年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文化的氛围，是一种外资主导的文化体系，我指的文化体系是有关未来发展的精神、理念、语境、语意这些方面的意思，他们自己已经有所感觉了，可能将来会向本土化方面发展，他们谈到未来愿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发生变化了，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太赞同一种说法，认为在金开区和高新区之间划一条界限，我认为不用，现在全国高新区和金开区合并的有十几家，亦庄在中关村的旗帜下，我感觉到从这样的角度看，各类园区的发展，应该说都处在这样一个目前一致的轨道上，我不展开了，把我的体会给大家报告一下。

张京华 经济观察报社副总编

张京华：我是《经济观察报》，是主办单位之一，刚才听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主办单位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加这个会，另外确实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本来我们这个题目是开发区的发展潜力，实际上我们谈的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谈到了一些国际上的经济形势，包括我们面对的具体的，比方说各个行业，各种产业，所有的东西都谈到了，只不过可能聚焦在开发区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不太好的环境下发展怎么定位，包括未来跟各种各样的元素融合，这些问题都谈到了，确实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希望各种类型的开发区，我们姑且叫做开发区的大概念，包含了这些东西，能够在经济危机下不仅仅生存，而且能够过得更好，最起码是我们要达到的要求，另外一个，能不能在未来的经济复苏当中，开发区能不能承担更多的责任，是不是我们能够引领经济复苏，不仅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存在下来，比方说未来经济复苏，一定会，有人说今年年底，有人说明年，在这个期间在未来的又一拨经济上升期中，开发区会怎么样，能不能引领，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现在，在危机之中做好哪些储备，现在是过冬，过冬的时候是不是攒点儿干果或者什么都是，在未来过得更好，就这些东西咱们可以更详细地交流。就说这么多。

盖玉云：新望谢谢你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咱们以后还可以再继续。三句话总结一下，第一句话，开发区也好，科技园区是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里面我们探讨了一个科技园区也好，中国最有潜力的，最有活力的这个区域的发展，第二句话，这个区域的发展，或者在国家的引领作用，不仅在硬的方面，软的方面，组织形态、文化领域，自主创新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我建议一下，开发区潜力的评估指标的重要一项就是自主创新，这个我确实深有感触。第三个话，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们都探讨了，应当说机遇更多一些，新的机遇正在产生，刚才蒲老师讲的，他的历史观念特别受启发，我回去向您学习，把历史书也看一遍，历史上看，危机确实带来了新的机遇，往往是新的机遇有新的蜕变，三句话总结。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