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一

“这个东西挣钱才容易呢，把石头扔进去一炼，一吨就挣一千多块。咱们搞羊绒衫，60多道工序，一件才挣几十块钱，太难了。”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棋盘井工业园内，内蒙古自治区经委的一位副主任看着当地经委引进的一个铁合金工厂，内心无限感慨。那是2002年，随后，鄂尔多斯市经委决定，将盘踞着一群小煤矿、小炼铁厂和小水泥厂的棋盘井镇建设成一个百亿元级别的能源重工基地。鄂尔多斯市的经委主任王秉章请包头钢铁设计院给做了规划，未来这个能源重工基地的人口将从现有的1万人上升到10万人，产值达到100亿。

而这个能源重工基地引入的最大的投资商，就是个做羊绒衫的。

王林祥和他的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羊绒生产商。和大多数发展顺利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样，这家公司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的制造业繁荣，以及王林祥本人和他的团队的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从1981年开始出任东胜绒毛厂厂长 （鄂尔多斯集团前身）的王祥林率领这家公司顺利地完成企业改制和私有化，并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羊绒生产商。但是王林祥面临着所有轻工业行业企业家都会面临的问题，自己当然可以选择管理学教科书上的告诫，坚持主业，将主业进一步做大和精致化；但是管理学教科书上同样也告诫说，如果不能找到公司的下一个增长点，未来必然面临的是公司增长速度的下降。

更大和更快，这才是沉浸于过往迅速变大经验中的中国企业家最想要的。为此，他已经寻觅了两年所谓的“次主业”。后来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分析说：中国轻工业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太强了，现在各国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措施对其还有所限制，但即使这样，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的轻工制造一定会独步天下。“鄂尔多斯就是要找一个进入门槛稍微高一些，不是国内所有企业都能一哄而上去做的。这也是我们进入重工业的一个原因。”

王林祥选择的重工业领域最初是硅铁。原因很简单，因为硅铁赚钱。他从阅读《铁合金手册》开始，然后查阅过去12年硅铁的市场价格，发现硅铁总是在每吨4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摇摆。这意味着其中虽有风险，但不乏暴利。然后，硅铁的需求基本上是刚性需求，所谓刚性需求，也就是对它的需求不会随着价格的涨跌而产生相应变化。因为它是钢铁生产所必需的脱氧剂，几乎没有替代品。而且硅铁在钢铁生产中的使用比例，国外是千分之三到五，中国是千分之三到七。即使硅铁价格上涨一倍，钢铁成本最多也只增加千分之三到七，因此硅铁价格上涨对钢铁生产的成本影响甚微。如此美好的行业，当然不乏进入者和激烈竞争，但是轻工业行业的企业家们哪个没经历过激励的价格战？幸存的王者谁又会惧怕价格战？

到棋盘井镇考察之后，王林祥只炼硅铁的想法迅速演进成建设一个产业链的想法。因为棋盘井自身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他决定自建电厂，从而形成煤-电-硅铁产业链。自己规模庞大的电厂发出来的电，不但可以给冶炼硅铁用，还可以出售给其他需要大用电量的公司。“我的电厂一期66万千瓦，最终要上到250万千瓦，年发电150亿千瓦时。”2003年12月，王林祥的电冶公司一、二号机组开工半年后，王林祥对前来采访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说，“我的55万吨硅铁只能用40亿到50亿千瓦，把高耗电的企业比如电解铝引进来，我给它中国最便宜的电。一度电我挣1毛钱，即使我的下游产品全打平，光卖电也能挣15个亿。”更何况，硅铁的生产还可以衍生出硅锰、金属镁、工业硅等下游产品。而当地政府也兴致勃勃，“全力支持王林祥把事情‘搞大’”。

这时，即使身为全世界最大的羊绒生产商，鄂尔多斯集团的总资产也只有70亿元。仅仅在预期之中，硅铁项目的投入也需要100亿元，扩展成为王林祥心目中的“煤电、冶金、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之后，预计投入进一步扩大：15年内300亿元。而它带来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如果事情顺利，到2015年，鄂尔多斯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500亿元。这是5个世界第一的鄂尔多斯羊绒生产集团的销售额。

二

抱有同样想法的显然不仅仅是王林祥一个人。更加知名的商人，或者隐藏在某个角落的大亨，同样都选择了将自己的公司加重——想要更大和更快？那就先更重吧！

2003年时还无人知晓的地方钢铁大亨戴国芳站在长江边上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钢铁公司；浦项则是韩国第一全球第三的钢铁公司。后来中国第二、全球第七的钢铁公司的掌门人，距离铁本公司不远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说：“你还没做成，你说什么说。”他是在为戴国芳表示痛惜。沙钢在2002年刚刚收购了欧洲老牌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旗下的一家钢铁厂，并且将之全部打包运送回国内。6年之后，沙钢如愿以偿进入了《财富》500强排名，果然又大又重又快了。它也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民营企业。在唐山，另外一位钢铁富豪张志祥同样雄心勃勃，他宣称在钢铁行业，中国会诞生具备世界竞争力的公司。另外一位民企巨人显然赞同他这一观点。同为浙江人的郭广昌购买了张志祥的公司唐山建龙的30％股份。他们还同时在宁波建立宁波建龙，意欲把宁波建龙建设成国内最有竞争力的钢铁厂之一。郭广昌随后就入股了南京钢铁集团，同时成立了南钢联，四处收购钢铁公司股份。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投资钢铁不是一时兴起，他要把钢铁作为复星集团的主业。一年之后，江苏铁本和宁波建龙都大名鼎鼎，如果不是后来的故事，他们或许已经如愿以偿？

头顶首富桂冠的刘永行则在包头宣布自己的东方希望集团将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别的铝电一体化项目。2001年《福布斯》杂志就已经将他称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他已经不止一次成为各种富豪排行榜的首富。但是他却声称自己从1996年就开始寻找“第二主业”，原因同样是对增长速度和公司规模停滞的恐惧。刘永行的目光同样投射在重工业之上，“我们应该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再做轻工业是不可能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全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对原材料需求越来越大、对装备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重工业化趋势是必然的”；“目前中国重工业的主要力量是国企和外资，一般的民营企业因为资本门槛进不去，如果东方希望介入重工，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点，很快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竞争优势”。

他的规划是铝电一体化：自己建立发电厂攻击高耗能的铝生产，多余的电可以卖出去；发电产生的大量蒸汽可以用来支撑饲料原材料赖氨酸的生产，剩余的蒸汽可以将生产赖氨酸产生的废弃物浓缩，成为微量元素添加剂，加入牛羊饲料，既环保又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是一个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生产-饲料生产的连环产业链条。

在包头投资的同时，刘永行还在山东聊城投资7.5亿元生产铝锭及铝业深加工；在河南三门峡投资45亿元建立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工程。他在北京召集13家民营企业，建议合组投资公司，到海外投资氧化铝厂和矿产，在会议上，刘永行说：“我做饲料二十多年，如今才不过三十多亿元的产值。我的两个铝厂到2008年就应该达到115万吨产量，如果按现在1.6万元的价格，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

更大的一波热潮出现在汽车行业。从2003年开始，几乎无民企不想造车。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就能明白这个行业也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利润。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城市化不断进行，更多的中国居民跻身中产阶级，对汽车的需求就会持续增加。号称产业之王的汽车制造业理所当然吸引了众多民营企业的目光。而且和钢铁、铝业这些原国有企业垄断一样，汽车行业之前也都由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垄断。

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已然先行。紧随其后的是一长串的中国商人。他们在其他行业赚钱之后，苦于自己所在的行业增长有限，遂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大家都看好的汽车制造，全然不顾自己先前是否和汽车制造有无联系，也不顾汽车制造这个行业其实是个资金和技术门槛都相当高的行业。这一长串的名单包括：以照明业起家，同时涉足房地产行业的浙江中誉集团；做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和食品的宁波华翔集团；空调制造商奥克斯集团；手机和传呼机制造商宁波波导集团；小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靠生产摩托车起家的重庆力帆集团；家电制造商春兰集团；电池制造商和代工商比亚迪；当时正春风得意，已经收购冰箱制造商科龙的顾雏军也开始通过收购亚星客车染指汽车制造……

三

参与了重型化运动的几乎每一位商人，都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佼佼者。时代或许是推手，但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也绝非偶然。他们在之前的产业也几乎都成为了王者。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恺撒。无论是已经是中国最著名商人的刘永行，还是那时候尚且无太多人注意到的李书福和王传福。他们迈出的这一步也无不经过深思熟虑。比如春兰的陶建幸会认真论证传统产业起家的企业如何突破自身，他认为春兰在家电业已做到尽头，因此选择商用车和新能源作为春兰的第二和第三台阶。奥克斯的造车也是如此声势浩大，逻辑演绎也很完美。王传福看似涉足了一个跟电池制造全然无关的行业，哪知道他竟然选择了倚重电池技术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异军突起，日后竟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民营汽车制造商之一。甚至戴国芳和张志祥的算盘也全然没有错误，钢铁行业可以缔造巨人。2009年，沙钢集团俨然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之一，这就是明证。他们中有春风得意纵马狂奔者，也有小心谨慎在保守中进取者。马蹄疾者如铁本，过于倚重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银行的贷款，以小马拉大车的姿态疾速扩张；而谨小慎微的代表则是刘永行的东方希望，东方希望包头稀铝厂第一期20亿元的投入，全部由东方希望自己来出，没有任何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刘永行接下来宁肯选择变卖自己之前投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和光明乳业等公司的股权，或者引入外部合资者，也小心谨慎不去银行贷款。“如果银行能提供帮助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上级有疑虑……”刘永行对采访他的记者解释说。后来证明，这正是他能够幸存的原因。

因为对于刘永行的狙击并不是至2003年末和2004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时才开始的。后来有人记录说，东方希望在铝业的进取心引来了中铝集团的不满，当时的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说：“（中铝）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刘永行后来说：“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相继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或许由此他深知，“一旦失误的话，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

《中国企业家》杂志拜访了地处内蒙古的准格尔能源公司，“初一看觉得它……是一只能下出金蛋来的母鸡。但是，再往深里了解，这个宝盆在会产金蛋之前，已投资达92亿人民币，建设历时13年，巨大的 154吨载重车单价100万美元，一个轮胎就得10万人民币，为它特别铺设的路成本赶得上建机场跑道。”这份一贯站在民营企业家立场说话的杂志开始感慨重型化之难，为它所代表的阶层暗自心忧。它相信 “耕耘在重化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拨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巨头”，但是它也提问道：“曾经在饲料、电子、地产、纺织等产业领域里取得过巨大成功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会以何种手段来撬动重工？他们撬得动吗？”

市场之手还没来得及给出答案，政府之手的巨斧已然挥下。不是中铝对东方希望的狙击那样，是一个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对它的挑战者的不快，而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风向变化对整个民营企业群体的影响——尽管这头名叫“宏观调控”的巨兽理应对所有公司都同样危险，但是后来大家普遍质疑它只会吞噬那些缺乏强大政府背景而又贸然突进的民营企业。

戴国芳入狱直到五年后才重获自由，而铁本的重组一直没有音讯；宁波建龙停产——随后通过出让控股权给国有企业杭钢集团，完成重组；德隆倒塌殃及的池鱼中显然包括了郭广昌的复星集团，郭急着向媒体发布关于复星的两份报告，希望证明复星的健康；贸然造车的一些民企开始哀鸣自己的资金链问题，其中一些公司的造车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鄂尔多斯的王林祥已是幸运者，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备受资金链紧绷的折磨，并且先后出售股份给日本三井物产、湖北宜化集团（湖北省一家大型国企）。卡住他的一环是项目审批，“我绝对没有想到项目审批中间这么多坎儿，要是想像得到，我能上也不上了。人家说我们自己找死，这里面的酸甜苦辣确实没办法讲。太艰辛了。”王林祥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幸免于难，鄂尔多斯市的副市长李世对采访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说：“我觉得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很优厚、很关爱的。”

小心谨慎如刘永行也被迫暂停突进。尽管如此，他已被视为是唯一的幸存者了。原因正是他的所有投资都来自自有资金，因此金融制裁对他无效。尽管如此，“此后三年，一向开朗的刘永行变得极度低调，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后来透露说，中铝集团曾经多次试图控股该项目，均被婉拒”，后来的描述者说。

2004年宏观调控所留下的不好暗示一直延续。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对此噤声不言。他们或者表示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调控政策；或者宿命论的认为民营企业就应该做民营企业该做的事情，停留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停止向重型工业前进。一家民营钢铁公司的领导者曾经对宏观调控政策发表过一些不太拥戴的言论，结果这家公司旋即接到来自当地政府的暗示，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要接受媒体采访。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民营企业要打破只有重型化才能做大的观念——也就是说，忘掉重型化——同时，民营企业可以选择进入国际资本感兴趣的行业，以此来避免来自大陆银行体系的制约——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也开始进入金融业。

作为重型化民企的佼佼者沙钢集团的领导者，沈文荣同样拒绝对宏观调控发表任何评论。他说：“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本来就是在上下波动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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