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快速发展的时代，道别变得频繁和寻常。30年前，父母亲朋、恋人对远行者的叮咛是“一定要写信来”；上世纪90年代后，离别的嘱托变成“常打电话”。如今，书信、电话、短信、电邮、MSN、QQ总有一款适合离者抒发别情，道声平安。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通信变迁。而从“摇把子”电话、寻呼机、 “大哥大” 到小灵通的全身而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惜别？只是，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等通信手段的出现，使变迁融入传承，让消失成就永恒，告别也没有了遗憾。”
在街头，你可以随便看到旁若无人的家伙在大声打着电话，你要随意浏览一下手机超市，那些着实令各种不同颜色，做工考究，功能齐全的手机就会把你看得人眼花缭乱。新品不断推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这样的场景对于生于80年代后生人来说也许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可是对于今年55岁，家住天通苑的许庆明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小时候经常看见大人们拿着一个黑色的话筒‘哇啦哇啦’地说话。那时心里很纳闷：这是干嘛呢？为什么要举着黑棒说话呢？后来知道黑棒里面也在说话，就更纳闷了：黑棒也会说话？”那时候的许庆明还不知道电话是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和的那个黑棒说话呢？’父亲说：‘是在和人说话。’我大吃一惊：那么小的一个东西怎么能盛得下一个人呢？”知道他不懂电信原理，父亲也懒得跟他解释。
采访中许庆明别在腰间的手机多次响起。“是儿子打来的，估计是催我吃饭吧。”从皮套中取出，按键接听，甚至是看信息，整个过程熟练、流畅。“我不会打字，但是会收短信。”
60年来，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身边的电话机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从以往的“稀缺物种”到如今家居装修的必需品，电话的发展演变无疑成为时代的缩影。
“鸿雁传书”到电话往来
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
1901年，丹麦人濮尔生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机，从天津私拉电线到北京，京都出现第一部电话。1908年，清政府在颐和园“水木自亲殿”和中南海“来薰风门”东配殿架设电话线，专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联系使用，出现中国第一条皇家御用电话专线。1921年，溥仪在养心殿安装一部电话，从此紫禁城和外部电话联系开通。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从此，新中国也有了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的国家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改革开放前，电话在中国的普及相当的低，一般只有政府部门，而且是比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才会用到电话。”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出生于70年代的童领娇说：“我的老家在农村，在我的记忆里，1995年以前，我所生活的那个村子里没人装有电话，这也使得和外界的沟通极不方便。所以我们那时的通信方式还是传统的‘鸿雁传书’，当有特别紧急的时候就发电报。”
曾剑秋教授解释：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落后，民众之间的联系基本上都是用书信，信投进邮筒后就得眼巴巴的盼着，快的话过上一两个月就能收到回信，慢的话半年一年都是可能的。如果有非常紧急的事情的话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拍电报。电报在当时算是很快，但是相对来说也是非常昂贵的，需要花费几毛钱一个字。
据当时的资料统计，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水平的1/10，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大部分县城、农村甚至还在使用“摇把子”。
那时的电话主要作为单位工作的办公工具存在。“当时许多机关只有总机是直拨性质的，电话号码只有6位数。虽然单位电话基本上普及了，但那时家庭电话却极少，特别是农村更加凤毛麟角了。”许庆明算是幸运的，虽然不认识电话，却经常见到大人们使用它。
后来许庆明的父母从县城到公社任职，他也随父母到了公社，公社里也有电话。“渐渐地我对电话就有了些了解：原来打电话是两边都用电话，中间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电话线，这边讲话，另一边可以听见。要打电话先摇电话的摇把子，通过邮电局的接线员接通才能讲话。”
这个时候用的还是最原始的“摇把电话”。
据许庆明讲：那时打一个电话很麻烦，要很长时间才能接通。“而且还有时间限制，公社和县里只有一条线，而且电话线和有线广播共用一条线，下午六点到九点是广播时间，电话就不通了。”
“电话的这种摇把子状况持续了年头不算短。”他说。
后来他参加工作，到一个山村当教师，那时候村里有电话了，但学校里没有，有时打电话要到村办公室。不过那时县里与公社的电话与广播线分立了，公社和村里的还是共用，打个电话很麻烦，有什么事情往往还不如去公社快。“其中有一次，我所在的联中的邻村，有一个小学生在河里洗澡，不小心淹死了，校长急忙向公社汇报情况，我建议他给公社打电话，校长说：‘不一定比去公社快。’他让我打电话，他骑自行车去公社，结果等我挂通了电话，找到了文教助理时，校长已经在那里向他汇报了。”
（“摇把子”）
曾剑秋教授打了个比方：电话瓶颈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餐饮业，一方面人们没钱“下馆子”，另一方面想“下馆子”的人吃饭难。
198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普通百姓开放电话安装政策。也正是这一年，转盘式的电话走进寻常百姓家，“虽然样子古板，拨号麻烦，但是拥有一部电话的家庭比现在拥有一辆奥迪的还要少。”曾教授说。
许庆明第一次见到拨号电话也是缘于“偶然”。“第一次见到自动电话是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带我到青岛，发现那里的电话没有摇把子，话机子上有一个拨号盘，不需要总机。不过，青岛是城市，咱们是农村，城市的拨号电话是不能直播市外的。”
1985年以来，中国通信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原北京市话局赵局长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张原本免费的电话装机申请表，在黑市上竟卖到80元。
1990年，国家对初装费作出明确规定，即原则上按收回建设成本收取，标准暂定为3000至5000元。采访中，曾教授特别提到一些人对初装费存有误解，他说：“初装费并非中国自创，在通信网建设初期收取较高初装费，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事实上，初装费政策作用巨大，它使我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拨盘电话）
随着科技的进步，按键式结构的电话解决了线路紧缺的问题，满足人们对于基本通话的一切需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普及，大多数的中国人，家里的第一部电话，是这种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按键式电话。
“80年代，按键式电话已经在北京出现，但那时北京的通信也很有限，自动拨号基本也只限于市内，宿舍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如果往家里打电话就要去长安街六部口的北京电信局营业厅，那里面坐满了等待通话的人。”那时候的许庆明符合北京市里有关安装家庭电话规定，装的第一部就是这种按键式电话。
“当时的机号很紧张，好不容易等到了，号码是664752，一看安装通知单，我便大怒：尽管我不讲究吉祥号码，可也不能太离谱了，死了老婆还没有儿子，太让人家笑话了！”许庆明笑着说，“后来邮电局又挪用了红石崖局的一个中继线号码给了我，好像是663058，现在记不太清了。”
“这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开始显现，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腾飞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电话发展的大时代终于到来。”作为一名电信专家，曾教授对这个时期印象深刻。
（按键式电话）
随着“喂，小丽呀”这一只经典广告的狂轰滥炸，无绳电话，开始出现在百姓的视野中。
解脱了电线的束缚，电话可以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发挥作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一部分时尚的城市家庭，率先让家里的电话进入了“无绳时代”。
“这一时期的无绳电话，主要是模式数字信号的无绳电话。信号不稳定、电话杂音大、待机时间短等等问题，使得无绳电话没有像按键电话一样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曾剑秋教授解释。“2000年后，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无绳电话腾空出世，从而让电话真正进入了‘无绳时代’。”
（无绳电话）
昙花一现的记忆
1983年，上海开通国内第一家寻呼台，BP机进入中国。移动通讯事业开始在中国发展。北京第一家寻呼台联通126寻呼台成立于1985年。此后，中国无线寻呼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
“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通信工具：无线寻呼机，大家也叫它‘BP机’，一开始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朋友告诉我：机子一响，马上就能显示一个号码，就是这个号码的电话在找你，你可以就近找电话回话。我是很喜欢赶潮流的，当然不甘落后，就买了一只，从有了BP机，就可以随时找到你要找的人。”许庆明告诉记者。
据曾教授回忆：人们最早使用的是数字寻呼机，只能显示数字，后来比较出名的是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汉字寻呼机，可以显示汉字留言。“在早期寻呼机时代，拥有一个寻呼机的自豪不亚于现在开劳斯莱斯的骄傲。”
信产部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年均新增寻呼用户1500万户以上。2000年中国无线寻呼台超过4000家，用户总数突破7500万户，成为全球第一大无线寻呼市场。
这期间，一方面固话用户数量激增，另一方面，站立街头的“黄帽子”公用电话和腰揣BP机、手持“大哥大”的时尚男女已成城市风景。
许庆明肯定那时很多的北京人都有着和他一样的记忆，“当时，‘有事呼我’这句话，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闻。”
曾剑秋说：“当时手机叫‘大哥大’，用的是模拟移动电话网，很贵，一分钟通话费要七八块钱，所以BP机在工薪阶层很受欢迎。”
在九十年代，手里的通信工具可以说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许庆明给我讲了一个这样事情：“有一次，我和一位青岛的朋友闲聊，谈到乡镇官员时，他说了一套顺口溜：‘坐着212，披着黄大衣，手里拿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张口闭口妈了个X，一看来了个乡镇级。’我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我虽然从来没有在乡镇任过职，但我有很多在乡镇工作的朋友，知道乡镇那包烟的味道。”
正因为通信工具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例如，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忽然‘嘀嘀……’一个BP机响了，大家一齐把手伸上自己的腰带，摸出呼机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后来大家把掏BP机这个动作戏称为‘抓虱子’。
“后来手机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宜，而且出现了短信功能之后，‘BP机’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一些人还“依依不舍”地保留着腰间的“BP机”，曾教授坚持这是竞争的必然结果。
寻呼机走进了历史，存在人们的记忆一角。
完美的配角
在中国通讯发展史上，有一个东西不得不提，它就是小灵通。曾几何时，小灵通由于低廉的花费，一度成为手机的一个完美配角。
从1997年12月小灵通首次在杭州余杭开通试用，到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小灵通的发展之路充满了变数。
1998年01月，浙江余杭区正式开通小灵通，实行单向收费，月租费20元，资费每分钟0.2元，标志着小灵通正式进入我国市场。
许庆明也曾经是小灵通的忠实用户，“离岗以后，电话费更少了，每月大概是只有30元了。老婆说：‘建议你不要再用手机了，反正不干工作了，没多少事情，换个小灵通就可以了。’我也觉得有道理，就换了小灵通。”
“小灵通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也是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当年没有移动牌照的无奈之举。由于其低辐射、资费低廉，至今仍为一些特殊群体，如老年人、医务人员所喜爱。数千万用户的退网、转网是一项艰巨工作。”提到小灵通，曾教授不无惋惜地说。
2006年10月，国内小灵通用户达到历史最高，达到9341万户，同期全国手机用户4.49亿，相当于每6部手机中，就有1部小灵通。
国产小灵通也在这一波高潮中分得一杯羹。仅2005年中国就生产了8,704,000部小灵通。
但从2007年1月起，运营商开始实施手机单向收费，小灵通赖以生存的价格空间被打破，用户数开始逐年下滑。
许庆明后来感觉小灵通不太好用，不仅到外地没法用，就是在本地使用，如果坐在车上，速度一快，电话就不好用了。
“别人欺负我也就罢了，连你也欺负我？无论如何我还有几千元钱的工资吧，连个手机都不让装备，太岂有此理了！”许庆明很不满地对老伴抱怨。“老婆被我说得哭笑不得，说：‘愿意用手机你去买就是了，怎么又说这些胡萝卜波菜的话来，真是莫名其妙！’”
2009年02月根据工信部相关文件：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2011年前将妥善完成小灵通退市的相关工作。
小灵通也走进了历史。
手机为王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底，中国电话用户总数超过9.78亿户。手机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4.1%，与固定电话用户的差距拉大到2.76亿户。
中国手机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模拟手机时代、GSM时代、2.5G时代和3G时代，其中2.5G和3G代表着中国手机的发展趋势。
在BP机出现的不长时间，又出现了一个更先进的通信工具，就是“大哥大”，它是无线电话的始祖，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半头砖”，为了装它，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挎包。
“‘大哥大’这个名称的起源在香港，因为一开始用这东西的是那些很有地位，或者是某种行当的首领的人，这些人在香港被称为‘大哥大’，后来流行到内地，也称这种设备为大哥大。这东西尽管笨，但可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很方便。”曾剑秋说。
“一开始，我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太贵了，买一个大哥大要好几万元钱。下属单位的负责人都想买这东西，见我没有，他们也不好意思买，后来还是忍不住买了，有时我外出，他们先给我用。”许庆明说。
许庆明第一次用“大哥大”就出了事。
那是一个秋天，他去即墨与同行约商问题，拿了下面单位负责人的大哥大，可是在即墨城里出了个事，他的车被当地的一辆大头车从后面撞出去四十多米，车子损坏严重，幸好但他和司机都没受伤。“即墨的同行赶来与交警处理情况，并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单位，即墨处的人也没把情况说明白，只说我发生车祸，让派个车来。”他单位的人乱作一团，打他的大哥大，打不通，不知道他伤成什么样了，于是马上开车奔即墨。实际上，他的大哥大没电了，因此不通，他不知道大哥大的电池只能用一天，所以头天没有充电。“单位的一位同事带车赶到即墨处，在等候他们即墨处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酒店，同事看见我和即墨处的同行正在吃饭，便十分恼火地说：‘你还吃饭呢，我们都吓坏了，正准备到即墨医院的太平间找你呢！’”
“大哥大”有其携带方便的特点，但缺点也暴露无疑。
手机进入GSM时代……
“我原来曾经有一款爱立信手机，记得好像将近3000元，当时这款手机被认为很先进又很好看的机子。后来通信飞速发展时代，手机品种越来越多，样式越来越新颖，功能越来越广泛，价格越来越便宜。”
许庆明接着说：“那年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想要一部手机。我试探着跟儿子商量：‘把爱立信给你，我自己另买一部。’儿子惊呼：‘老爸，我不要手机了好不好？您饶了我吧！’”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不单单是在国产手机品牌的变化，其中国外品牌的手机也由中国来生产并发往各个国家。
据曾剑秋教授介绍：早在1998年之时，国外手机品牌已然进入中国，当时我国的手机市场由国外洋品牌手机掌控着，到1999年，十几家国产手机品牌开始起步，并在短短的两年间迅速发展，“以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为代表，强劲的手机信号能力，一时之间便刮起了旋风，使得国产手机成功的对国外品牌手机造成极大冲击，国产手机的销量几乎成为全球第一。”
此时，当国外手机品牌注重了在手机外观上的美化，可以做得越来越精巧，同时充满着韩系风格的三星手机，贝壳式的翻盖，靓丽的机身颜色，在01年末就已经悄然的对国产手机造成威胁。
“在2002年下半年，以TCL3188 为代表的镶钻翻盖手机的推出，并高调的重金礼聘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做产品代言，圆润精巧的机身，让很多女士折服，便再次让国产手机复苏。”曾教授说。
资料显示：此时，我国各个手机卖场的柜台出现了琳琅满目的小巧翻盖手机，像科健、熊猫、康佳、波导、南方高科等等。国产手机在02到03年末这段时间一度辉煌。
2004年，国外手机如诺基亚，摩托罗拉开始推出中低端机型，价格与国产手机相差不大，在使用过程中，还质量过硬，这时，国产手机面临窘境，以南方高科为首，科健、熊猫等手机厂商在04年纷纷倒闭，此时，国产手机不好，国产手机用不住，在很多消费者心中开始生根。
此时，MTK平台的诞生，挽救了国产手机窘困的局面，“虽然MTK平台手机在早期多以三码机、五码机盛行，但由于制造成本低，MTK平台的多功能性，在二三级城市极受欢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迅速扩张，除了原有的像联想，夏新等著名国产手机品牌，新兴的手机品牌开始萌生。”
在短短的1-2年中，国产手机各自为政，开始了群雄逐鹿的局面，各个国产手机厂商都想在手机行业中占领一席之地，虽然不排除有部分厂商支撑不下去，但其他品牌又再度进入手机市场中，如天语，金立，OPPO这样的品牌，能够迅速改变中国人对本土手机品牌的排斥性，由抗拒转变为接受，乃至喜爱。
55岁的许庆明依然保持着和年轻人一样的时髦，他的手机是白色天语的，字体大、能照相、还有能收音机。
“公园里常看见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片；街上行走着的小女孩听见 ‘嘀、嘀’响，马上会从坤包里掏出一部小巧玲珑的手机，放在耳办嘻嘻哈哈说笑着；收废品的老人从 ‘三星’里得知垃圾处理厂刚来了一批有价值的垃圾，合上手机马上向那边奔去。”他调侃道。
可以预期，技术的进步必将再次引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潮流。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采访最后，许庆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部小小的电话，浓缩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