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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进去时，只见他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一份文件，正看着这份文件给电话那头的人提出他的意见。
挂上电话后，他主动递上名片后，便直接进入我们采访的主题。62岁的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表情十分严肃，也许是因为长期从事研究工作所养成的一种严谨专注的习惯，又或许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聊到的本来就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中国工业60年。
张承耀（以下称张）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发展，大致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主要致力于恢复生产，即恢复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各方面需求的短缺。
第三个阶段是1979——199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主要是在进行体制改良，工业发展则是处于市场化和企业化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是1994年至今，这一时期主要是工业企业的公司化过程，1994年《公司法》的实施是重要标志。
京观：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怎样解决生活用品供不应求的呢？
张：当时大家都去搞运动了，没人去生产，所以造成了物品的短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票证的出现，购买很多东西都需要有票，比如布票、粮票。如果你想买那个时期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得拿到购买的票才行。而那个时候，能用来买这些东西的票很少。大家都想要，那怎么办呢？抓阄！7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学校有两张买缝纫机的票，全校就抓阄，结果我抓到了，这样才能去买个缝纫机。再比如手表，那个时候只有上海牌手表，后来才有了东风牌，很紧缺。我每个月工资节约10块，节约了一年有120块钱，想买一块上海手表，还得去抓阄。这就是货物的全面紧缺！
京观：您刚刚提到中国工业在第三个阶段时进行体制改良，为什么是“改良”而不是改革呢？
张：因为这个阶段，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不涉及公有制变革的条件下，加强企业自主权。
京观：能举个例子吗？
张：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首钢承包制。首都钢铁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 1979年，国家对首钢实行的是利润留成办法，即以1979年公司上缴国家利润为基数，将基数利润的83%和增长利润的10%留给企业，其余上缴国家。1980年上半年，基数利润留成比例不变，增长利润部分改为20%留给企业。下半年，又由利润留成变为“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企业盈利向国家缴纳“四税两费”（工商税、收入调节税、城市建设税、所得税，国有资产占有费、流动资金占用费）后，其余留给企业。
京观：为什么试行这种承包制？
张：当时，四川大学有位教师给赵紫阳总理写信，主张大企业不宜扩大自主权，反而小企业可以扩大自主权。但经过一些研究人员讨论后，大多数都不赞成这种观点，其中包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蒋一苇。他提出了“企业本位论”，即从前30年的国家本位论，转变为以企业为市场主体，确立企业的自主权。这才有了后来的首钢承包制。
这是个最根本的理论改变。
京观：确立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对企业发展有哪些好处？
张：举个例子，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点上，北京最典型的就有燕京啤酒。最早的时候，企业只能生产啤酒，然后批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发往下一级零售商。企业自己是不能卖啤酒的。可是燕京啤酒厂打破传统，自己组织人员到城里设点卖啤酒，把生产和销售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受到的限制少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更大了。
京观：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发展变革，起到多大作用？
张：其实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体制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开放，这种开放使得国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国货的冲击，国产货跟进口货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比如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不比国外货差，价格也比外国货低，可是国人就是不买国货，都去买外国货。其实，就连哈尔滨电机厂他们自己厂房里的设备，也都是外国货。虽然国人也有呼吁多买国货，但是成效不大。当然，这种冲击也未必是坏事，至少国外的某些商品或技术的进入，以及外国货与中国货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京观：为什么说《公司法》的实施是第四个时期的重要标志？
张：1994年《公司法》的实施，把国有资产变成了法人资产，国家从财产所有人变成资本所有人，企业从以前的无财产变成财产所有人。其实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遇。如果说以前是以改革促开放，那么入世之后则成为了以开放促改革。
京观：入世后的中国民营企业是怎样一个生存状态？
张：对民营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外资变革过程中，民营企业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过去民营企业没有足够大的块头，也不能上市。可现在不一样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比如格兰仕，万象。
京观：是不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已具备走向国际的实力？
张：不能这样说。因为直到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很多也是受到外资限制的。比如北京，可以制造世界上任何牌子的衬衫，但卖到国外的，多数都是贴牌生产，且利润极低。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创造一个自己的牌子走向国际。民营企业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他们要想走出国门，就必须借牌出世。
京观：那民营企业在国内是否能与国营企业比肩呢？
张：其实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同一个行业都有其行业特殊性，还有其所在地的地方特殊性。行业特殊性当然是指行业自身的特点。我们主要说说地方特殊性，比如地方的交通、道路决定汽车行业是否能在当地发展。如果你去重庆开个自行车厂，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为没有适合的道路条件，没有足够大的自行车消费市场。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的政策。像北京现代汽车，它能成为北京市通用的出租车品牌，很大原因取决于北京市的地方政策。如果让它在没有政策保护的情况下，平等的去和夏利、羚羊竞争，让市场、让消费者去选择，北京现代未必能赢。
京观：除了政策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着工业企业的发展？
张：外部环境是肯定的，像首钢迁址，就是因为北京要办奥运会了，需要净化环境。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信息化。新时代生产力的变革促成了企业的信息化，信息化在工业中的使用，促使企业内部组织的扁平化，外部组织虚拟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了，这就有利于节省人力，提高速度，提高安全，进一步改变企业的生产力。
京观：中国工业这60年发展，有哪些特点？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张：纵观中国工业这60年来发展的整体，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二，改革开放促进企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第三，入世给我国工业企业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第四，企业市场化转型变革不彻底，民营企业发展不够壮大；第五，政府主导有时是一种动力，有时则成为一种阻力。中国的工业企业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适应环境变化，政府应该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去接受市场选择而不是强加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