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 

今年是建国六十年。曾经被列强欺辱、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极度贫困的国家，经过六十年的蜿蜒曲折发展，现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李敖曾经说过，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部门不完整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一积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是民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探索始于1978年，1979年，国务院决定在蛇口举办工业区之后，“政策区”的尝试从作为工业园区建设的开发区扩展到了城市建设。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发展问题的汇报时说：“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园区，则是自1984年开始发展的。 

25年来，工业开发区创造了新的工业发展模式，也开辟了新的改革开放道路，开拓了新的城市发展空间，同时积累了很多体制创新方面的经验。开发区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助推器，也成为城市化的先行者。 

目前，经过几年的整顿，国务院公示了1568家开发区。主要分为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以及市级开发区，同时，由于东西部经济差异较大，也有沿海开发区和资源枯竭欠发达地区开发区之分。 

开发区当初作为政策试点创新的模式，至今无论是从工业推进的角度还是功能创新的角度，依然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在当前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以及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下，这种工业开发区的模式能否继续前行，以及怎样深化和发展都很值得探讨。 

工业开发区发展与城镇化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叶伟春认为：开发区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化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包括其他的集聚效应，给城镇化建设做了很大支撑。 

开发区与新城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开发区早期建设有的是找了一个新区，也有一些是在旧城区慢慢孵化的，经济发展得好，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区。这个新区的面积可以和原来的老城相媲美发展。这带来了中国城市发展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新城和新区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开发区的问题，但从城市发展来看，现在各省市的开发区还有相当大的贡献。 

开发区有两种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但更多地采取了老城区以外的空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业或者是产业开发的聚集区来发展。现在来看，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已显示出一些弊端。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共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治安，开发区职工的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暴露了很多问题。所以开发区未来的发展要特别处理好跟老城区的关系。开发区作为城市新区建设，和老城区一体化发展，这样能够互相促进。特别是在我国现在土地约束非常严重的条件下，要强调已有开发区和新建开发区土地空间的利用效率问题。要把单位面积的产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和评判指标。 

突破问题重围 

开发区的建设顺应了国际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潮流，是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但历经二十多年的“开发区投资热”后，各类开发区过多过滥的弊端开始显现，不仅产业结构趋同，而且引发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影响了开发区的健康发展。 

目前来看，开发区数量众多，但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在成立开发区之初，盲目批项，没有合理地按照开发区的功能定位来进行科学规划。从分布区域来说，严重区域不平衡，东部过多，中部尤其是西部过少。从开发区产业规划来看，某些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不仅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旅游度假区、商贸开发区，这种状况使得开发区的功能严重受损。此外，也有“园中园”的现象存在，有些园区与园区之间冲突，规划不合理。并且，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例如金融业、物流配套业不发达，时常制约工业开发区制造业的发展。较早建立的开发区，由于当时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有一些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进入的企业是诸如康师傅方便面这类，不能说食品企业没有科技含量，但是很难把它归结于高新技术产业。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许多开发区最初的发展模式是“孤岛式”，这个孤岛在空间上远离市区，它的投资、技术、管理人员也来自区域之外，更多地来自国外。这样的开发区虽然技术水平较高，增长也比较快，税收贡献不小，但它最大问题是和本地产业没有形成一定的补充效应。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一方面开发区经济产值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本地优势产业的停滞，萎缩，结构调整非常缓慢。 

目前，正好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从目标上来看，开发区应该是从一个中心变成三个中心。过去强调开发区主要是作为地区增长的基地，开发区应该从单纯的增长中心，变成技术创新和扩散中心，变成管理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扩散中心。 

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外部引进的投资、技术、管理，要根植于区域经济和本地的产业当中，让开发区真正起到一个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龙头作用。 

工业开发区的“二次创业” 

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左右，我们国家开发区的功能定位、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其他方面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必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紧密联系。 

不论是高新基础开发区，还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它的发展生命力，从某种程度上在于管理体制创新。目前国内很多开发区管委会仍不具备法律的主体资格，不能说是政府组织，而是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管理和处理相关的事务时，面临着很大困惑。这方面要有一定的政策调整。 

开发区原初的功能定位各种各样，一个重要的定位是作为体制创新的试点。开发区的生产力、开发区所有的高速发展的秘密，都来自于此。体制和机制创新的指向，实际就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没有进一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不能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就不能降低。 

但是，25年过去，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的职能定位已变得不合适，未来必然要变化。 

　　工业开发区原先的对外开放窗口职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国的外贸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在货物贸易方面，很多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开发区要思考新的定位，要从对外开放的窗口，变成建设开放型经济的窗口。 

　　开发区的政策方面，要改变过多依靠税收优惠的特点，而要向产业效率方向发展。如果开发区仅作为一个基地，以优惠的税收，吸引企业注册一个账上公司，开发区便可能付出了相关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发展必然会带来一定问题。若干开发区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提供经营便利化措施，做好各种配套服务，以提升开发区产业效率。 

　  从大方面来说，工业开发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产业化支撑服务体系和创新管理体制，加快特色和主导产业发展，增强国际化能力，是开发区二次创业的核心和根本目标，这一改革势在必行。 

以东北地区开发区为例，由于东北地区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聚集地区，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面临破除落后生产力，进行产业升级的任务，同时还要面临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找接续产业、替代产业的任务。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区必将责无旁贷地率先承担起产业转型和产业重建的历史使命。 

“各地有各地的定位”，意即开发区二次创业应当特色优先。工业开发区规划要满足产业发展的功能要求，力求“量身定做”，在个性化、专业化方面求深、求细，力争在某几个具体的产业链条形成独特优势，从而实现对未来战略的进一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