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文 在描写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著作大潮中，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对于一个特定事件或者丑闻的微观探索，比如贝尔斯登的衰落，还有一类就是尽一切可能描绘出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崩溃的事物的前因后果，并且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考夫曼选题了后者，并且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个次贷泡沫的危险的警告，他获得了一个昵称“末日博士”，早在多年以前，他就凭借对债务泡沫危害的悲观论调而赢得了“末日博士”的称号；而那时，当今的末世论代言人、纽约大学的努里尔?鲁比尼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即便是有部分读者对其在书中自我标榜、并未如实交代自己对这场金融混乱所负有的责任而持保留态度，但是，该书对市场灾难的前因后果阐述得当，仍不失为一部浅显易懂的佳作。

作为一名顾问和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红人，考夫曼无情的剖析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25年的金融自由化。他告诉人们松散的规则如何导致了松散的信贷标准以及充满了非议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银行信贷的证券化，他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幻觉，认为一旦证券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这些信贷风险可以减轻，”，公众对资产流动性的变化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从以资产为基础（你可以买卖）到专注于债务（借贷容易）。

他对财政金融这样快就忘记一切就感到惊奇，就像在1998年在高杠杆的对冲基金之下，长期资本管理几近崩溃之后金融界所表现出的一样。不久之后，华尔街就不仅仅只是模仿他的高风险的赌博，而且同时也扩大了他的范围。他指出，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将质量比数量看得更重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商业学校应该在商业风险模型的教学之前，首先教授财政金融的发展史。

他对于这种听天由命的科学的黯然失色表示十分欢迎，这种科学在现在的大动荡的时期表现出来他是无用的。而危机带来的好的后果就是，家庭储蓄的复兴。但这种喜悦之情却因政府公债陡增以及几十年来的金融聚集的声势日益壮大而有所减少。“大鱼吃小鱼”或许能解燃眉之急，但它同时也加强了金融财团的寡头垄断地位，人们相信，凭借其庞大的势力，他们是不会垮台的。

考夫曼在这样的合并和市场的脆弱性中间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联系。他认为改革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将这样庞大的企业分解，或者遏制其高风险的活动，从而让他们成为一种公用事业，这样虽然过于稳妥，但是比起由于规模过大而失败也是好的。

他主张统一管理金融公司的监督，就像奥巴马政府的想法差不多，之后，后者就因整合分散于各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责而在政治上备受争议——以及重新引进监管制度，使金融业在诚信义务和利益驱动之前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同时反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集中度，他认为它在察觉到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的时候所起的作用少的可怜。无论是否进行戏剧性的改变，这些危机也将会迎来重大的转变，考夫曼先生认为，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利率的长期大幅攀升以及公司理财核心从债务融资到股权融资的转变。

他对于他的论点以数据和事实加以支持。但是，但是，稍令人扫兴的是，他仍时刻不忘提及自己做出过的预言，甚至划出一整章来介绍他早期的语言警告。或许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这些先见之明了，但真的有必要这样自我吹捧吗？考虑到他对自己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记录只字不提，这就更令人反感了。在兴奋冲昏了头脑之后，他很轻易的就忘记指出来，当去年9月雷曼兄弟的公司破产的时候，他正和他们在同一条船上。

作为一个市场运作的深刻的思想家，考夫曼先生不想在这场危机中来承担自己应付的责任的做法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这位评论家绝不是唯一一个感到被误解的经济学家，他们不愿揭露公司管理的顽疾，而正是这些顽疾导致了人们对金融界的普遍质疑。

《通往金融改革的路：警告，后果、以及改革》

实习记者 肖丹/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