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爸生于1946年，16岁的时候进到工厂当了学徒工，工资16块。 

后来，认识了早一年进厂的老妈。因为早进厂一年，所以老妈的工资很长时间都比老爸多一块钱。 

老爸当时根本没想到，或者亚根就没想，这辈子就和这个人、这个厂子紧紧连在一起了。 

（二） 

1963年，中学毕业后，老爸分配进了化工厂。和当时很多少年人一样，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对于未来，没有目标，没有想象，业余生活就是唱歌、打快板、骑二八自行车。 

二八车在当时属于绝对的奢侈品；没多久，由于出身不好，爷爷奶奶被赶回了京外老家。而老爸因为已经在京“自食其力”，便留在了北京。 

从这时起，老爸开始了与厂子相依为命的青春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老爸迅速结束了青春期，生活有了新的目标。 

他所在的车间有个高压炉，里面装有密封的易燃原料。当时一个工人由于在灌料时没有准确操作（老爸强调说，是操作规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操作的细节），巨大的气压一下子灌料的工人抛出很远；站在远处的老爸也受到热浪的波及，暴露在外的汗毛被一拂而光。 

这种事在过去的化工厂时常发生，只能算是小事件；但对一个一直生活无忧的少年人来说，老爸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死亡和灾难。从这时起，老爸深刻地感受到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慢慢地，这种有意识变成无意识，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老爸对于规范、规程、细节、安全，有着异乎常人的在意。在后来30多年的工作中，他没有发生过一例不安全事件，这让作为化工工人的他备感自豪。 

（三） 

我很崇拜老爸，他对于技术有一点就通、触类旁通、过目不忘的本领；老爸崇拜他的一个发小（后来也在这个厂子），据说这个中专毕业的叔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用纸板做各种技术模型，而且发明的很多新技术被应用在实际操作中。那时没有专利的概念，发明被采用也没有特别的收入，和老爸他们一样吃5分钱的熬土豆。 

那时的工人，似乎拥有一种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一次，厂子生产金属钠的车间突然起火，十五六辆灭火车的干粉和沙子都不起作用了，最后是工人们想到可以用原料盐当作沙子作铺盖灭火。老爸现在讲起那段往事还不由得特别激动，他说最后工人们全都奋不顾身地往前冲——由于化工厂的特殊性，只有自己的工人才最了解自己的厂子。对大家来说，厂子就是自己的另一个家。 

（四） 

1971年，老爸和老妈结婚了。厂子分了一套一居室的宿舍。 

厂区很大，配套的宿舍也很多。厂子人少，没多久，我出生了，他们就分了一个很不错的二居室。 

我刚出生56天就被送到了托儿所的哺乳班，托儿所就在宿舍楼下，托儿所的阿姨和我们同住在厂区宿舍里。厂区还有医务所，只有两个女大夫，头疼脑热的开个药，都不用花钱。 

后来我大一些，回到城里上学了。偶尔回来，这里的叔叔阿姨，我全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上几年级了，学习成绩怎么样。 

在这里，各家之间都没有秘密，人与人之间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同事，也是熟得不能再熟的邻居；同事套同事，孩子套孩子。 

这一年，老爸老妈的工资一共36块钱，每月分别给奶奶家和姥姥家5块钱。 

（五） 

1984年，老爸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厂子决定上马新项目，要到德国去考察。考察组共有5人，分别是负责决策的，负责出钱的，负责采购的，负责行程协调的，和一个懂技术的。从名单上看，高层领导有4位，这位懂技术的必须从基层出调——毕竟，回来调试机器还是要基层工人出手。 

老爸就是带着全厂的这个重托，第一次出国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没有背景的人能公派出国，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除了喜悦，老爸也感觉到紧张，这事已经在厂里引起巨大轰动。再加上当时是准备买德国的二手机器，没有图纸，没有翻译，如果请德国人来，人工费用相当昂贵。所以他要完全凭现场的记忆，还要能确保回来能准确安排、试车、生产。 

这段经历是老爸最津津乐道的事。出国前，厂子给了400元置装费，老爸在百货大楼买了一件尼子大衣；回来时，用美金买了一台雅马哈的电子琴——很奇怪的是，当时家里没有人懂音乐，更没有人会弹这玩意儿。 

在家里，老爸谈工作并不多，关于此番行程，他只是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学会了一句外语：浩特沃特普利斯。——请问，有热水吗？ 

这话，是在德国当翻译的中国人临时教他们的。德国人都喝自来水，喝开水需要特别“申请”。老爸念这七个字时特别用力，每个音都被平均分配了音节和重音。我问老爸，人家德国人听得懂您这外语吗？ 

（六） 

厂子的这个新项目，是与时俱进上马的。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中国人兴起了一股贴壁纸的热潮。 

化工厂生产壁纸有先天的优越性，即原料是现成的，再加上德国的先进工艺，老爸厂子的壁纸有一段卖得相当火爆。 

当然，前提是只会说“浩特沃特普利斯”的老爸真把这台德国机器玩转了。 

老爸曾无意中对我说，这项技术有两个难点，一是准确发泡，即花色凸凹均匀；二是不能断纸，只要一断，一大卷纸就报废了。 

老爸过硬的技术赢得了厂领导的信任，建议让老爸参加刚刚开始推行的技师职称考试。 

老爸后来特别爱看《大工匠》，他解释说杨老三是八级工，在厂里已经牛得不得了；技师还在技工之上，与工程师一个级别的。 

那时要考技师，还得单位领导推荐才能报上名的。 

老爸再次榜上有名，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为数不多的化工技师。 

过了五六年，领导又让他考高级技师。只会说“浩特沃特普利斯”的老爸，因为这次考试有英语而放弃了。这次放弃，对他来说有点遗憾，因为后来他常常说这件事。 

（七） 

老妈有段时间想换单位。因为厂子毕竟在远郊，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要回家看望一次家人，非常不容易。 

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厂里有一股往城里跑的倾向，老妈好几个姐们儿都托关系调到了城里的厂子。 

老妈一直做行政，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本钱，一个客观现实是在城里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岗位。另外，让她放弃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工龄（工龄常常与各种福利、待遇相挂钩）再重新开始，对于一个已经40岁的女人来说，风险太大了。 

所谓世事难料，人在时代面前有时真的难以把握。上世纪90年代初，相当一批工厂或倒闭、或外迁、或合并，一批工人被买断了工龄，或内退自谋出路。而老爸这个厂子却因为生产的是重要化工原料（如环氧氯炳烷、聚丙烯等），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没有倒闭，反而被某大型国有资源集团相中，成为了其控股子公司；不仅在岗工人的各种待遇大幅提高，就连退休的老工人也一并惠及。 

大型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人气和信心。大量的高新技术人才、高学历人才被补充进来，厂子原有的面貌立即革新。 

老爸老妈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辈人，他们的历史使命逐渐交替到新一代的手中。 

1999年，老妈内退了；2002年，老爸也退休了。 

（八） 

老爸现在的爱好是打乒乓球，这是年轻时就积累下的资本。当年他也是厂里的一员骁将，经常代表厂子参加集团的比赛。 

老爸还常常和老哥们姐们聚会，见到他们，我都得毕恭毕敬地叫声叔叔阿姨。他们会说起我小时候的趣事，但更多是聊起他们曾经的奋斗、曾经的典故、曾经的欢笑和泪水。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真的老了，这些话总是围绕着厂子、工人和那些专业的拗口的化学名词。 

当我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他们却总是欢声笑语。不知为什么，有时真为他们拥有年轻激扬的青春岁月而感动。有几个叔叔退而不休，办起了自己的小型工厂，力邀老爸出山；老爸很不想让自己的技术荒废，可又很享受现在的自由生活。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只要您快乐，我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