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每一场战争中，我们都需要一种更清晰的认识。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社论/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跟历史上一系列的军事领导人一样，也是轻视记者们的。作为美联社主席、CEO的 Tom Curley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一个记者，曾经以真相的名义向sherman进行呼吁，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我们不想让真相跟这些事情有关，”Sherman回复道，“这就是我们所不想要的。真相？不，先生！”

对不起，长官，但是我们想要。当一个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时候，它的人民需要知道：以他们的名义战争进行战争到底进展如何，而正在做的又是一些什么事情。即使是在有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之下，公民们也有权利去了解记者所能够提供的尽可能接近的真相。有权利去见证，正是我们所为之而战的一部分原因。

我们现在有两场战争，但没有足够的真相。最主要的障碍是媒体自身所处的环境——巨大的广告消减和经济震荡。奔赴战场报道所费不菲，而很多编辑部都已经不能再负担这样的消耗。例如，《时代》就是最新的一个关闭伊拉克记者站的杂志。

但是，不断削减的资源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军队本身也发生了改变。2006年的时候，在指挥官David Petraeus的命令之下——他希望军官们与传媒进行交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他解释自己镇压叛乱方法的一种方式——伊拉克的军队跟记者关系的质量变得更好了。但是，现在这扇窗户已经关闭了。

2007年7月有219名随军记者，这一数字在2008年7月时降到了63名，而今年的数字则只有12名。当然，要求也更少了。但是，正如Jane Arraf所报道的那样，军队看上去非常积极的给报道设限，用官样文章和地域限制来打倒那些有想法的记者们，最终，所有的渠道都是不确定的。与此同时，伊拉克基本信息的周转周期，也已经从之前的不足一天，变成了三到四天时间。而且，将军的态度也变成了不沟通。在伊拉克的主权之下，看上去，很多指挥官们在非常不安的想要去解释130000名依然驻扎在伊拉克美军的角色，即便是这些军队成大的是更为复杂的任务——新的强调保护和援助平民。

五角大楼不断的增加隐瞒信息的程序——“他们的层层隐瞒就像是壁橱里的绞刑架，”军事记者联盟——“军事记者及编辑”组织主席Ron Martz说。在它们被规定之前，这些问题很少与媒体人进行讨论，而且它们中的一些是有问题的。摄影记者们在拍照之前，需要在那些受伤的士兵那里得到他们愿意拍照的许可。他们不被允许给囚犯们拍照。记者们不能描述“敌人技术的有效性”，例如简易爆炸装置。一些指挥官执行了这些规定，一些则没有。

在阿富汗这场不断恶化的战争中，美国正在增加它的军队部署，在它进行国家选举的时候，军事资源大大增加了。但是，涉及到新闻资源的时候，很难想象这样的增加会继续下去。在伊拉克，《亚特兰大宪法新闻报》派驻了7名记者和摄影记者与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在一起。几天，同样的一直队伍驻扎在阿富汗，但是该报却一个记者都没有派驻。与不断减少的资源一起出现的，是一些指责——公众在这两场同样漫长、折磨的战争中的兴趣已经消失了。但是，这并不是借口。首先，假如你能够做出一些引人入胜的报道的话，那么将会出现针对这些战争对于美国必要性的理解。其次，在公民和军队那麻烦不断的分歧之间——现在正在变得日益且危险的孤立——传媒能够帮助搭建一座桥梁。最后，承担着 牺牲和风向，有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正驻扎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或者即将驻扎到那里去。我们负有报道他们全部事迹的责任。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失掉一切。这个名单中最新的一个——Ronald G. Luce, Jr上尉就在阿富汗被一个建议炸弹给杀害了。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Fayetteville，为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陆军服役。他的年龄是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