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2009年国庆前夕，张晓刚在佩斯画廊做他的个展《史记》，在现场人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英雄墨水瓶和刻着“向阳花”三个字的暖壶，绿墙系列的画作使用了钢板等新的材质，内容却还是属于他一如既往热衷的那个年代。一个星期之后，《同志系列（双屏作）》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登场，以854万港币（约合109万美元）的高价成交，远远高于拍前预期的540万港币。

他不是第一次给市场惊喜。从1994年中国嘉德拍出第一幅作品2.53万元，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共拍出208件，成交率为85%。2006年3月，《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得76万美金，首次突破百万元人民币大关，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个“百万纪录”。从1989年卖出第一张100美元的画到如今动辄几千万甚至更高的超越齐白石作品的成交价，张晓刚的名字不单单是当代艺术家这么简单，他成为一个叫好又叫座的符号，一个世界认识中国现代艺术的出口，一个无意间将艺术商业化的先锋者。

使他成为先锋者的，并不仅仅是如潮水般在中国大地掀起波澜的改革开放，而是在那之前的陈旧的记忆——附带着计划经济体制强烈特征的、50年代生人的集体记忆。

旧时代的面孔

张晓刚说，生活带来了我对艺术的感想。我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和我无关，它会正常的去发展，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我要的是历史给我的感觉。我对历史的真实性没有兴趣，而是对这种感觉有兴趣。我们同时在享受这种记忆，同时也在记忆中不断的成长。张晓刚所说的记忆，不仅仅来自于家庭的特殊环境，更来自于孕育他成长的大时代。

集体主义被他诠释为高大的堤坝和厂房、千篇一律的灰色衣裤、女人的麻花辫、男人手臂上的红袖章、孩子的红领巾、没有内容却讲述一切的眼神——这些伴随他成长的、饱含当时生活氛围的元素成为了他的缪斯，也是西方艺术投资人最热爱的中国艺术作品题材。看起来平静有序的画作，暗含的是文革时期混乱不安的真实情境，人们的面孔具有新中国历史上最强烈却最统一的表情。

在张晓刚的画里，平静更加直指人心。在我追问，是否会对当下的一些画面产生灵感，并创作它们时，张小刚说，我对当下的元素，尤其对时尚的东西，不敏感，我不能装，我对已经过去的事情非常敏感，我只能真实的去关心我有感受的东西。

悉数他的经历，其实代表着当下掌握着话语权的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在文革后恢复高考时考入大学，成为含金量颇高的“老三届”，在开放、宽容、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里享受思想碰撞带来的巨大进步，汲取的能量甚至足以影响他们一生。从未有任何一代人，像他们一样，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档案中，都可以查询到国家的大事记。这样的时代是值得被书写和记录的，这个时代里的人尤其是。

张晓刚从这样的生活轨迹中，体察出人和社会的关系，他说，我的作品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你在这个国家生长，它给你留下了什么，个人生活在国家历史之中，形成了怎样的心理状态，留下了哪些符号式的记忆——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新经济的力量

虽说追赶着六七十年来遗留的标志，张晓刚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成就于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品商业化的投资理念，才使得拍卖公司在内地开始慢慢起步。1992年，在新中国第一间拍卖公司上海拍卖行正在筹办的同时，张晓刚经由艺术经纪人张颂仁将20多幅画作送往国外参展，这在当时也创下了海外参展的纪录。西方世界的艺术策展人和经纪人在中国打开门户之后，探着脑袋进来寻找文革遗迹时发现了他，也正是因为画作的主题文革是西方人认为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作品很快推介到艺术买手视野里，在海外扬名。

与此同时，内地的拍卖公司逐渐的建立起来，艺术品投资的市场从萌芽开始发展壮大，民间资本被收藏艺术作品所吸引，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学习购买非物质性的奢侈品，这使得艺术家的春天很快来临。在诸如罗中立等老一辈油画家成功入市之后，墙外开花的张晓刚，很快就由嘉德拍出第一幅价值2.53万元的画，由此开始了拍卖场上天价画作的历程。

张晓刚不敏感不做记录的正在发展的一切，恰恰是他成功的必然要素。

在刚刚揭晓的 “胡润当代艺术榜”中，张晓刚以30,112.00万元的成交额名列榜首。价格不可避免的与他沾上关系——这在早先，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认为是高尚的事情。在几十年前，人们的概念里，艺术家与清贫总是同义词。而在当下，电影导演与票房、当代艺术家与拍卖价格已经是不可分离的一体化的概念，艺术作品的评价体系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以张晓刚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群体的命运。他们不可避免的再次与国家命运相关，即便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改变，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画作中。

对话张晓刚当代艺术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过，画卖到100美元时，你很踏实，卖到100万美元时，有点麻木，有点虚幻，现在常常卖到100万美元以上，还虚幻吗？

张晓刚：不会了。那是几年前，市场刚刚起来的时候，有点被吓到了，现在又踏实了，那些数字跟我没太多关系了，想得最多的还是怎么表达心里的想法。就像市场一样，现在也稳定了，我算是和市场一起发生了一个情绪上的转变吧。

经济观察报：今年的胡润当代艺术家榜，你是第一，以前人们都说艺术家是清贫的，现在艺术家都和价码挂钩了，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吗？

张晓刚：市场经济的影响是必然的，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人们往往相信数字却不信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但我不这样看，排行不是一个标准，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标准。我们这个行业，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这和艺术感、文化、社会价值有关，而不是数字。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中，艺术家还应该有坚持吗？是怎样的坚持？

张晓刚：我希望大方向上不改变，方式方法可以改变。毕竟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它和七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艺术家表达自我的方式上，可能会有些调整，但是大方向上我希望是不变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的创作历程和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联系？

张晓刚：历程很漫长，从最早的《大家庭》《失忆与记忆》到《绿墙》，再到今天的《史记》，有八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关注的主线是社会和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从艺术家的角度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大家庭》偏重社会的东西多一些，《失忆与记忆》个人的东西多一些。

经济观察报：市场经济带给了你这么多变化，那么除了六七十年代的那些有计划经济特征，带有集体主义的记忆能给你灵感之外，现在的生活里有没有打动你的元素，以后可以画进画里的？

张晓刚：我对当下的生活不感兴趣，尤其是时尚的东西。我对它们不敏感，我不能装，我只能对那些我有真实感受的东西进行创作，我对过去的时间和记忆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