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巫山高/文 战争是人类最深刻的苦难之一。但奇怪的是，从《荷马史诗》、《罗摩耶那》、《吉尔伽美什》、《格萨尔》、《史记》、《埃涅阿斯纪》……到关于二战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历史上最动人的语言记录，大多是关于战争的记述。“历史”（histroy）一词，在西文中的本意就是“男人的故事”，再具体一些，就是男人打仗的故事。《荷马史诗》中早就预言：“神灵编织了苦难，留给后人歌唱。”似乎正是人类这一与生俱来的悖理性处境，让我们习惯以自己时代一目了然的历史感观看另一个时代，而历史自身歧路纷纭、枝蔓交织，它无边的事境和情境构成的迷宫，注定只能作为镜中风景为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每一时代都要贡献足够的口舌和笔墨，挣脱一目了然的历史感的局限，以寻找新的精神起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八月份写的历史和九月份写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决定了这个民族历史走向的解放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也需要重新寻找这场战争的事理性和情理性——它们与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与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和走向之间的深刻关联，不断地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深远影响，它们聚集的各种复杂元素：智慧、谋略、英雄、情感、阶级、人性、生命……更构成了一种残酷而诱人的美学。

六十年人世代谢，曾经的兄弟相煎、历史纠葛、意识形态纷争渐渐淡化。主政大陆的共产党和偏居一隅的国民党之间，开始握手言和。国内外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历史文献档案也不断公诸于世，处于和平时期的人们，面对诸多现实的困境和可能，对这场战争也充满了更多不同于以往的怀想。在这个背景下，作家王树增首先让读者惊异和期待的，是他超脱党派纷争，重构战争精确性的努力。在宏观上，《解放战争》（上）对西北、东北、华北、山东等几大国共军队作战区内的战争局面和各大战区之间不断变幻的关联作了全景式的再现；微观上，作品力图将这三年间发生的每一场重要战役描写清楚，作者对每一场战争的指挥官、部队序列、番号甚至作战历史，都尽可作出客观而有意味的交待，对交战双方的兵法布阵、博弈应变、武器和士气、战场的地理环境、战争消耗人力财物和生命的数量……都有详尽清晰的描绘。对这场战争的精确性纪实，建立在作者对大量书面历史材料和口述历史材料的占有和消化基础上，时间带来的接近历史的丰富可能性，让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言外之意。作者占有它们的独特情绪，重新理解和把握这场战争的姿态，对其中那些与我们隐蔽相连的精神命脉的追寻，不但呈现了战争本身超越时间的传奇性，更凸显这个国家在今昔之变中的精神得失，这无疑是追求这种精确性的另一种意义所在。

与上述战争精确性书写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战争中人的丰富情态的呈现。一个民主、自由、富裕的国家理想，将挣扎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百姓卷入了这场巨大的战争中，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一方，王树增将笔触集中在对诸多将领身上：蒋介石、胡宗南、张灵甫、白崇禧、陈诚、阎锡山、卫立煌、杜聿明、傅作义、郑洞国、戴之奇……在直接描写国共对垒之余，作者常常将许多国民党著名将领自北伐以来的战绩娓娓道来，不时穿插进来的细节带来了戏剧性，也折射出这些人物个体的悲剧性：作为一个民族危机中的个体，他们是英雄豪杰；而在党派的对垒和博弈中，他们却由各种原因成了败军之将或阶下囚。作者也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孙殿英、郝鹏举这样的战争投机者，他们无原则的贪婪和不断的投降叛变，代表了战争处境下的另一种人性极端。

此外，作者亦着力捕捉了许多历史偶然性造成的戏剧性谜团：解放战争爆发前，共产党中央曾经想要迁到江苏淮阴，为何毛泽东选择这个地方？1946年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欲分配毛泽东当新疆地区主席时，毛泽东反应如何？国民党名将张灵甫是被谁枪杀的？可爱的马歇尔先生以为，在中国跑一圈，跟各路英雄聊聊天，就可以顺利在中国搞一个完美的政体，结局如何？胡宗南为什么在延安建立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阎锡山研究马列主义有什么心得？国民党高层内部“潜伏”了多少共产党员？……这些趣事和谜团，象征着历史最不可接近、难以琢磨的部分。它们注定要长久地流传演绎，并不断解构各种历史阐释学的自信，让解放战争的各种故事像特洛伊战争那样被永久传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显然只是这一没有终点的传颂的一个重要环节。刻骨铭心的战争苦难导致的政治、经济影响可能会烟消云散，但围绕它们的故事和集体记忆构成的，必然是一个将穿越各种时代偏见而不断演绎的伟大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