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夜春晚 

2007年初，在一项“我最喜爱的历届春晚”观众票选评选中，1983年第一届“春晚”以40万票高居榜首。这一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现如今，一台晚会往往会动用十几台甚至几十台摄像机外加电脑中控。每年的春晚更是拥有最豪华庞大的演员阵容，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舞美服装和设备精良的演播大厅。相较之下，1983年的春晚完全可以用“寒酸”来形容。当时，整个晚会包括表演嘉宾在内，共有约65位工作人员，演播厅不到600平方米，现场共有5台摄像机，没有电脑，没有任何特技，甚至没有烟花。直播时，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一边透过小窗户看着舞台上的表演，一边指挥现场调度。主持人和演员一律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从“革命秧歌”沿袭下来的“红脸蛋”妆容，大概是他们作为表演者仅有的标示。

然而，1983年的春晚开创了很多个第一：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

1983年农历正月三十日晚20时，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首先是赵忠祥致开幕词，公布晚会的热线电话和有奖猜谜活动细则。然后是四位主持人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介绍到场嘉宾，接着由晚会艺术顾问之一的相声大师侯宝林讲话，再由主持人代表所在的行业向全国人民拜年。

“今天是除夕之夜，我在这里向远在老家、坐在电视机前的爸妈拜个早年。”主持人刘晓庆按照台词向父母拜年，她的这份特权是经过特批的。一到剧组刘晓庆就提出这一小要求，让策划组的所有成员都头疼不已，为此专门开会商议：从政治严肃性来说不太合适，但从个人情感出发又情有可原。可这事谁也做不了主，最后是广电部长吴冷西下的指示，“必须保证(刘晓庆)完全按准备的台词说，不要多说，也不能说错。”

第一个节目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整场晚会，李谷一一共演唱了7首歌，这个纪录至今仍没有被打破。那个时期还没有现场伴奏，所有的歌曲都是提前准备好磁带，在现场播出时演员只要对口型就行——这大概是假唱传统的起源。

王景愚表演了《吃鸡》，他因为这次表演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叫他“吃鸡的”。这个节目创作于1962年，曾让周恩来和陈毅笑得直流眼泪，但在文革中，王景愚和《吃鸡》受到多次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代表。王景愚仍然心有余悸，不敢上春晚，经过马季等人一番思想工作之后才答应下来。

这届春晚颇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意味。晚会开始后，不断有热线电话打进来要求点播歌曲《乡恋》，《乡恋》自1979年播出后就被列为禁歌。导演黄一鹤向观众席上的吴冷西请示怎么办，吴冷西先是一再摇头，当点播条越来越多，他终于作出了决断。李谷一的一曲《乡恋》给很多人带来了惊喜，是当晚的高潮。

春晚往事 

1983年春晚大获成功，自然要再接再励。

1984年“春晚”涌现了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李谷一的《难忘今宵》众多经典作品。还出现了第一批港台明星：张明敏、奚秀兰、黄阿原、陈思思。张明敏身穿笔挺的中山装，唱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我的中国心》。

多年以后，我们中有的人终于恍然大悟，在没有任何竞争可言的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不仅仅是一哥，也是惟一哥，它并没有必要创造一台晚会来提高收视率，而对千百年的除夕夜进行“移风易俗”也难以说是它的初衷，它最初的自我定位，是央视这个国家机器的内部一次与再解放时代民众诉求的自然妥协。正如2008年春晚总导演郎昆多个不同演讲中分别提到的那样，既是“从主导地位入手的。”，也是“搞一个联欢会，这样让老百姓过春节的时候能有个节目看”，而其最后的价值归宿，则是“国家有话要说”！于是这一年一度，我们坐在电视机跟前的主要任务，也就逐年从“联欢”、“看节目”，变成了“受教育”和“听报告”。

但在那个多数老百姓都在为改革和开放带来的美好前景欢欣鼓舞努力工作的80年代，也正是欢声笑语之后必备的教育意义，保证全民娱乐的正当与合法，毕竟，还有像“黄色歌曲”和“精神污染”这样的名词会在一些布告、公文，以及人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相比之下，接受春节联欢晚会因初生而带来的质朴单纯的娱乐及其教育，绝对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何况，无论是光头陈佩斯那碗吃出了一个全新艺术工种的面条，小胖子马季那包辛辣的“宇宙牌香烟”，还是随后红遍大江南北的《难忘今宵》和《我的中国心》，都和那个年代朴素的审美，从黑白渐渐转向彩色生活，保持着一种简单却牢固的情感。

大约一直到80年代末，虽然几经波折，但在春晚和最广大观众之间，依旧有着这种既无从取代也难以取代的联系。

这是我们和春晚的美好往事

一次被低估的道歉 

在我们把春晚的编年史拉入90年代和接下来的新世纪以前，让我们再在80年代稍作逗留，把目光聚焦在1985年3月2日。

这一天，人们正像平时一样围坐在饭桌前收看《新闻联播》，一条刻意做得低调但并非毫无内容的新闻，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多天的茶余饭后，很多人都在津津有味的议论，回味这条比其所欲表现的更加让人震动的新闻——中央电视台因“本台（春晚）节目水平普遍不佳”，发布道歉声明如下：“由于我们组织领导不力，致使1985年春节晚会严重失控，未能体现‘团结奋进，活泼欢快’的宗旨，在此向全国广大观众致以诚恳的歉意，并欢迎大家继续来信批评。”

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中国人要听到一个来自国家机关的公开道歉，也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同样或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器中，这样的公开道歉很可能是有案可查的第一次——它如此不可思议的出自那个二十多年后变得无比骄傲无比膨胀的传媒托拉斯。

是什么样的状况导致了这次破天荒的致歉事件？一部2004年出版，由央视内部人员一手操办的《21年春节联欢晚会内部消息》（以下简称《内部消息》）对此一始末做了详细的披露，不少媒体也曾就此进行过报道。有人把之前成功导演了前两届春晚，并继续担纲这一届春晚导演，而此后又和春晚的黄金时代相始终的黄一鹤那个将“春晚搬到工人体育场”的决定，看成是“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当时“日嚣尘上”的改革派一次失败的“冒进”。而事后的转播果然也完全失败，那个彻底失去技术能力的现场，亿万观众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黑糊糊画面，与当时史无前例的高投资和高期望值（40万预算，1900万纪念券收益，第一次完全囊括两岸三地艺术家的演出阵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据《内部消息》一书记载：“晚会还没结束，就有人打电话来声讨。到了第二天，台里就收到了200多封批评信。有人嫌信走得慢，干脆拍电报，发泄胸中不快。后来共收到2200多封信，除了个别节目受到表扬外，绝大多数都受到了尖锐批评。”可以想见，这样的打击，对于初生不久的春晚，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黄一鹤，像一点不比半年后率领国足再次走向失败的教头高丰文来得轻松，后者收到的，是载入史册的“刀子和绳子”。

那一年，只红了董文华一首《十五的月亮》，以及马三立那段全靠自己气场拼出来的经典讽刺相声《开会迷》。

那一年之后，春晚似乎丧失了把“联欢会”变成“嘉年华”的勇气。在以后的几年里，春晚虽然撤回了演播大厅，并且一直对港台流行文化持观望、保留态度，但一直到90年代的大变局来临之前，也总算是保持了相当的活力，并在它自身体制和定位允许范围内发挥到了极致。

那些年的春晚，有太多值得记住而且也确实没有被人忘记的优秀节目。尤其1987、1988、1989三个年度，《冬天里的一把火》、《五官争功》（群口相声）、《电梯奇遇》（相声）、《急诊》（小品）、《歌声与微笑》（童声合唱）、《懒汉相亲》（小品）……

事倍功半的现实处境 

90年代以来，市场成了中国人最大的话题，市场化也成了央视最大的利益和噩梦，名牌如“春节联欢晚会”更难自外。

所谓春晚的外部竞争，如果把焦点集中在除夕当晚全国电视台对央视春晚无条件的转播这一局部上，貌似除了让我们对着春晚的强势甚至强悍长叹一声之外，别无竞争可言。但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装傻，谁都知道，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一年到头已经有太多的消遣，而一个已经被强势改变的除夕夜，又何尝不可以照每个人自己所乐意的变一个花样。这样说吧，就算二十年后这个不打算改弦易辙的春晚依旧可以独霸除夕夜的所有频道，他也难逃一死，因为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或更多个憋屈在网络视频里的山寨春晚，甚至也不是各个地方台跃跃欲试的各种跨年晚会，而是时代。

稍作盘点的话，和春晚一起徘徊流连了近30年的观众朋友们，大概人人都会被它那偶尔走光的账本吓坏。

2003年的赵安、张俊以案，其涉案时间从1994年起至2002年，整整8年，而涉案资金者有从数十万到数千万多种不同说法。无论最后是何种天生神力制止了这次对央视春晚的大起底，但其暴露出来了重重迷雾，既深且广。

而此前此后，不断出笼争相冒泡的种种“假唱”、“潜规则”、“黑幕”、“封杀”，以近乎让人绝望的速度剥蚀着这个节目每年数小时的高大全形象。

2008年曾一度爆出春晚赵本山高额“出场费”新闻，网友随即骂声一片。央视相关人事立刻辟谣曰，绝无此事，春晚历来只有劳务费一说，且数额多在数千元，最多不过一万，但令人不解的是，骂声依旧不绝于耳，甚至更为激烈。这后一种骂，多半是2009年另一条新闻引起的，即是年春晚（包括作为尾声的“元宵晚会”）总收入超过6个亿，而仅仅春晚620秒的广告，就有4个亿进入央视腰包。

谈到理想，离开春晚15年之久的陈佩斯在最近一个采访中明白声称：“是我抛弃了春晚！”细究陈佩斯和春晚的恩恩怨怨，再看他这些年在话剧舞台上的令人刮目的成就和异彩，尽管有许多人一定不甘心，但不得不认可至少陈氏的“理想主义”，是不适合15年来这个春晚舞台的。

那么春晚舞台上的笑声，也就只好继续留给赵本山以及其徒子徒孙们对着无权者那些最安全、最保险、最可笑，并笑到让人岔气的伟大讽刺了。

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时段，最牢固的国家政策，全国兄弟电视台最无私的频道贡献，以及全世界最单纯可爱的电视观众，在市场经济十数年后的中国。

若干年来，吸引人们眼球的，已经不再是春晚这个曾经的大型联欢会，甚至也不是作为国家工程的年度仪式，更不可能真的有人误以为它依旧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真实立场，在多数人看来，这已经是贾府末年的盛宴，确实比所有的马都大，大得多，但不能摆脱已经是“瘦死的骆驼”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大哉，娱民之道 

吴中除夕，有小儿上街吆喝“卖痴呆”的习俗，其辞曰：“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晚至清末，这样的热闹尽管遗风尚存，但我们那位有史以来最风流倜傥的大使，堪称“万人迷”的陈季同先生，却已经在著作中向其金发碧眼的拥趸们断言：“但是，很自然，他们找不到买主。”套用一句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口头禅，“百年回看水晶球”，读史者到此，不免拊膺长叹，陈氏之乐观，实在是因为不知道百年之后会有一个中央电视台，更不知道会有一个叫“春节联欢晚会”强悍卖主，成功的将“痴呆”卖进了千家万户，甚至漂洋过海，卖到了陈氏当年慷慨陈词的异国他乡！只这千万贯乎？

春天节日里的第一个晚上，春节的欢乐除夕之夜，中国人是不可能说永别就永别的。但告别春晚，在十年前也许还需要咬咬牙，现在以及未来，应该是件很轻松的事吧。

中国需要娱乐，中国人民更需要被娱乐，这道理是小的，但怎样娱乐人民，却恐怕是个大的，需要花点实心去琢磨的道理。

这一点，春晚的初创者比他们丰富遗产的继承者，似乎有更深刻的领会。

那个1985年糟糕的春晚固然令人难忘，但更令人难忘的，是那年3月2日的那则新闻。

而娱民之道，也许也不能只当生意做。现实是，雷曼兄弟都会垮，再大的生意也总有做完的一天，但娱乐人民，总还是要的，而如果还娱乐于民，更是锦上添花。

下一个N年，我们能指望得上一个还娱乐于民的春晚吗？或是一个没有春晚的春节之晚？

郭德纲氏曰，我要上春晚，又曰，我要下春晚。但众人皆知的是，他连春晚的边儿都没挨。是挨不着还是不想挨，则完全无解。但至少这样的嘲弄或自嘲，总还是有一些娱乐精神的，那点子吊儿郎当只是真有点可爱可乐而已，远不够见官，也不够春晚的吆喝那样强悍。虽也招财进宝，德云社那点劳动所得，和春晚，那还是没得比。

人人爱春晚，这是许多年前的老故事了。春晚爱人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