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搜狐博客和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探讨当前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机会。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当前的“国进民退”的判断，包括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第二个是针对这些情况的分析。
我前几天碰到了一个西安来的教授，他说中国根本就没有金融危机的迹象。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很好，如果在北京，在大城市，在中西部，的确看不出来经济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从东南沿海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经济真的是在寒冬。针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有危机、有衰退，再一种就是没事。这种判断和现在的经济形势也是切合的：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水火两重天。我们从国有经济这一块判断，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它们攻城略地，情况很好。但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现在的日子非常难过，还在隆冬天气。要说是有恢复的话，只能算刚刚企稳。
只要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从时间上看，中国经济的衰退是早于美国金融海啸的。08年初冰灾到5.12地震之前，广东就出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大量的打工者返乡。瓮安事件就是东莞玩具厂关门后大量的打工者返乡而酿成的，这些人没事干，就闹事，“东部跌倒，西部受伤”。去年上半年江浙民营企业老板携款外逃、自杀，这些现象都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发生的。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的说是劳动合同法，有的说是人民币升值，还有说是环保标准提高等等。没有一个人说是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金融危机。其实，那个时候民营经济就已经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只不过，美国的金融危机使这一情势再次加剧。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前两年，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周天勇教授发表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他文章里有一系列的数据说明，2005年以来的这几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糟糕的时期。他有一些数据上的支持，包括就业人员骤减、企业亏损和倒闭的数量猛增、得到的金融支持大为下降等等。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搞活经济富民强省主力军的的民营企业在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增速放缓，那些民营经济唱主角的省份，遇到了普遍的增长乏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面的、严重的“民退”的时代到来了。通胀的时候，治理经济过热，从民营经济下手；衰退的时候，“产业振兴规划”又挤压民营经济空间。政府救市的4万亿财政、7.5万亿信贷，再次加剧了“两重天”的情况。现在，打黑也是民营经济先遭殃。我这两年一直在举一个例子，重庆与四川分开后，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原因就是民营经济发展快。现在重庆抓人、没收财产，里面有不少都牵涉到民营企业。重庆打黑重点应放在治理官商勾结的制度症结上，可千万别把民营经济都打掉了。
在竞争性产业的各个领域，民营经济大幅倒退，原来允许民间企业进入的传统国有垄断领域，这两年基本都被清退出来了。陕北民营油企，被强行国有化，那些不服气的民营油企老板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山西以安全为由治理煤矿，民营企业被强行低价收购，规定比重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又是重组民营钢企，赢利的民企被亏损的国企重组；航空、高速公路、成品油零售，因其产业链上游的垄断，民营企业被逼迫快速退出；快递也因为财政给邮政补贴不足而被授予邮政专营特权，民营快递成为牺牲品。由于垄断和缺乏竞争，这些领域普遍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国民福利受损的情况。油价下降的空间有多大？发改委和三大油企合谋掠夺全体消费者，但它们却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电信和移动通信还有多少服务功能没落实给消费者？我们的通讯服务价格比国外有多贵？这些，有国外生活经验的人都一清二楚。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退”时代的全面到来？我认为“民退”是由“国进”造成的。而“国进”是由于我们夹生的理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而导致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展民营经济。这没有什么理论障碍。但是不是需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这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从一开始就理论准备不足。为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现实的原因是大多数亏损，亏得不行了，财政、银行都填不起窟窿了，所以要改。因此，把小而亏、大而亏乃至小而赢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致同意。但是，大而赢的国有企业要不要改？为什么要改？实际上我们没有理论根据。在2000年前后国有企业普遍比较困难，改制就是甩包袱，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依据被现实需要所遮蔽了。
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前几年“国退民进”态势是如何而来的，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学者还以为我们是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当。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就讲到了国有企业要进行战略布局调整，意思是从一些竞争领域里面要有逐步的退出。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都是这么说的。“国退民进”的来历就是对这两个中央文件中“国有企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简单概括。国企布局之所以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形势所迫。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的时候，说是三年之内要解决国有企业的普遍性亏损问题，但三年后的2000年，只是做了一套假数据，说是解决亏损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于是，国有企业只好收缩战线，退守在基础产业领域。所以，“调整布局”是无奈之举，是对客观现实的追认。所以，“国退”不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且与“国有主导论”是冲突的。“国退”也不是政策造成，而是国企自己的亏损所致。“国退”政策并没有说服国企的当事人。因此，当今天出现大规模“国进民退”的时候，有人说，“国进民退”本来就是对的，而“国退民进”本来就是错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
我们的产权理论为小而亏、大而亏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改革理论，但是对大而赢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产权理论是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反而被认为是有害的。大而盈的企业为什么要改革？从我们理论上没有给出很好的依据。于是，我们只好回过头来继续信奉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以致于“主体论”“主导论”“控制论”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国企改革的理论是如此的不彻底、混乱和自相矛盾，出现“国进民退”只是迟早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从“进退”“攻守”的态势来看，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以前，国有企业迫于亏损的形势，是“放小”，是“改制”。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改革转了一个方向。这时候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再强调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等等，主调成为“做大做强”。所以我说，2003年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分水岭。2003年，国有企业的日子已经开始好过起来，因为这之前，通过种种的所谓“改革”措施，比如说减员分流，优化组合，“债转股”，把企业的一些社会职能剥离掉，等等，再一个，朱镕基时代搞了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为国有企业普遍注入了强心剂。这两个系列动作，使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大为好转，紧接着，国资委成立后又乘势“做大做强”。
但究竟靠什么“做大做强”？今天我们回头看，无非是两条，一是靠严重扭曲的资源要素价格，二是靠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上游产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自然垄断领域。由于矿产资源极低的价格，造就了这类企业的暴利和迅速扩张，也成为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根源所在。问题是，这些国企做大做强之后，并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那样，向全体国民给予所有者分红，或者使所在地居民得到生态补偿。
垄断有三种。市场垄断，是通过竞争获得垄断地位，但也要限制和避免；自然垄断即使不可避免也要加强规制和监管；行政垄断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有害的，是必须反对的。但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是靠行政垄断做起来的。那些实施行政垄断的所有理由，都比发展民营经济的理由来得更为“宏大”、更为“高级”，譬如“国家安全”、譬如“根本利益”。于是，虽然发展民营经济也是“坚定不移”、也是“毫不动摇”，但在种种行政垄断的壁垒和逼迫之下，只好摇摆不定、不断萎缩，“民退”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我记得有一个领导人讲，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要有一些大的企业，才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才能有分量、有发言权，这是对“做大做强”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解释。实际上那些通过行政垄断做大的企业都是“大而不强”，没有竞争力，根本走不出国门去。中国移动、中国石化这样的企业，一旦走到国际市场上连印度的企业都竞争不不过。他们只能关起门来掠夺本国国民。
国进民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的《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列出了“有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力”的七大领域，“较强控制力”的九大领域。这个指导意见直接导致了当年的一场“再国有化”运动，一些地方已完成改制的企业，被要求再改回去。而这个级别低于中央全会总书记报告和中共中央“决定”的国务院办公厅“指导意见”，其实际效果也远远压过了前者所一再强调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动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发展“非公经济36条”“决定”也由此被彻底架空。
2003年以后，在“做大做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止步或者说退步了，尤其大型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全面倒退。国资委成为国务院系统一个职能不清的超级部委。“国资”的边界在哪里？是管国资还是管国企？是管人管事还是替国民看管国资？是代表利益集团还是代表全国人民？我在《中国改革》杂志做主编的时候发过一篇头条文章，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韩朝华教授，题目《国资委是干什么的》，该文措辞非常尖锐，但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国资委方面的回应。
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动摇”为什么一再摇摆一再动摇？为什么国企改革一有波折就马上倒退？从根子上看，有两个观点很要命。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一个是“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七大领域绝对控制、九大领域较强控制，以及山西煤矿民营企业只能占三分之一，这些“意见”和做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源就在于“主体论”。其实，“主体论”完全是一派自欺欺人的谎言，问问这些年经济发展最快、老百姓最富的省份和百强县，哪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安全是公有制主体和国有企业主导的依据吗？也不是。以位列七大行业之首的军工为例，世界上的军事强国恰恰都是靠民营化搞上去的。到我们的军工企业去看看，那些最先进的设备都是进口的，有什么安全可言？
第二个是所谓的“执政基础说”与“专政基础说”一样，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从理论上说清楚了，也早已经放弃了，现在又从国资委的官员和陈同海等央企老总们的嘴里突然冒了出来，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论调用心极其险恶，它不光是强调，只有“国进”才能“党稳”，同时，这句话也是在告诉共产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这样，国有垄断利益集团赤裸裸的要挟共产党，打击竞争者。它们也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承担着走出去的重任，因为带着浓重党派色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异于自废武功。其实，说到底，党的执政基础是就业，是税收，是稳定，是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如果一味的“国进民退”下去，不仅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国民经济也必将再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国有企业有很多副部级岗位可以安排，而且工资较高，致使权力部门不愿放手，另外，中央与地方，由于分税制的关系，把央企牢牢抓在手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共产党一定要注意切割自己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结合，“党政企不分”带来的是经济体系和整个社会政治体系的败坏，是全体人民福利的损失。这一点，新中国60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反复证明了的。
人们真的在意“国进”还是“民进”吗？我看未必。人们关心最后进去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陈志武教授说，国有企业很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但能得到它好处只是有幸离它最近的那一圈里面的人。但现在我们看到，圈外面的人，只要与圈里有关系，照样能得到好处。徐家汇股票，余秋雨一个文化商人，也可以“进”到很大的部分。当然，余秋雨完全可以说，他进徐家汇不是“民进”，他的“大师工作室”是上海市政府的某个公共职能部门命名的，是个“公家”的单位，所以也算“国进”。这也行，我们同意。我们并不反对余秋雨发财，以他的智商发点财也应该，那个空缺，他不去，还会有别人顶上。问题是我们要让所有的余秋雨们发财都发得心安理得，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不然，国有化也好，民营化也罢，最终只是“权贵化”。当然，按照余秋雨个人一贯的无赖作风，他肯定会对质疑者说，这是上级组织的安排，一如他的“大师”头衔一样，统统都是上级组织的安排。这也就是余秋雨持股徐家汇这件事给我们透露出来的“国进民退”的秘密所在。
(作者系经济观察报社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