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条约》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性超越

首先我想说，《里斯本条约》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欧盟就完成了所有27个成员国议会或公民公决批准，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曾经书写过“欧洲梦”的地方的当代欧洲人办到了。这是欧洲各国整体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背景下迈出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一步。《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是对奠定“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又一次历史性超越。

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作为世界秩序的国家主义体系，是从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到“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逐渐建立起来，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运动带到了包括亚洲和中国在内世界各地。

如今，“国家主权”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荷兰全民公决否决了的《欧盟宪法条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捷克总统克劳斯才一再地为批准《里斯本条约》设障，向欧盟发难。尽管与《欧盟宪法条约》相比，《里斯本条约》少了许多国家特性的东西，如欧盟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等，因而27个成员国中，只有爱尔兰对此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他国家均由议会批准。但实质上，基本保留了《欧盟宪法条约》中的内容，一旦执行，将给欧盟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带来不小变化的同时，也是对成员国“主权”的相对弱化。比如，组织层面的变化有：将新设常任欧盟理事会主席(类似总统)，任期2年半，可以连任，取消现行的轮值机制；合并欧盟外交委员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权，设立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类似外长)，全面负责欧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决策层面的将发生本质性变化，这就是，将有更多领域划入“有效多数表决制”的范畴，在司法、内政等一些敏感领域，欧盟成员国也不能“一票否决”，这简直是对成员国“主权”的直接削弱。但同时，也将大大提高欧盟的决策效益。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维克多?雨果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理想的被重新唤起。欧洲的经验，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之路。从《布鲁塞尔条约》 (1948)到《罗马条约》（1958），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终于完成了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是一种尊重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基础上的统一，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集团。而这回，被看作是《欧盟宪法条约》的替代和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将使欧盟得以向更民主、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迈进。一旦12月1日正式实施，将为加速欧洲一体化带来实质性改变，欧盟也开启了新的时代。

所以，从这些变化看，说《里斯本条约》，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性超越，一点也不过分。

当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点上

那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国家主权概念，为什么在如此深入人心的当代世界会被超越或者说需要重新整合呢？这就要对20世纪至今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并从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两个层面考虑问题。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上看。两次世界大战后，从“冷战”到欧盟东扩，似乎很清晰地标识出这样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脉络：从攻伐争斗，到和解共生！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如果说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终止的40年间，国际秩序形成的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斗争均势，由于中国国际战略（1970年代）的改变，形成了明显的自东向西的实力转移；那么，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向全球化、多极化之际，由于俄罗斯改革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印度的奋起，则自西向东的实力转移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实体的情况是：如果说仅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如今在其内部早已走上了和谐共生之路，而对外尚在谋求王霸之道；那么有着上下5000年历史的中国，其内部仍然没有跳出王霸权谋大一统的理路，对外却（由于财政联邦下的政府型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地球作为人类公共家园，要求人类组织起保障涵盖所有主权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尊严、自由和安居乐业的治理机制，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外层空间、族群冲突、文明冲突、网络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变、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带来的去国家化、去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2008美国金融风暴等重大挑战和重大机遇，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一损俱损，一荣共荣”，再不可能“一枝独秀”。一句话，世界需要新型国际关系秩序体系，需要所有主要大国之间（而不仅仅是民主国家或权威国家），特别是公民与公民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建立强有力的多边制度。

那么，这种新型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系最可能的形式是什么呢？它将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实力扩张基础上的竞争体系呢，还是一种由国际规则来框定的合作体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更涉及到当今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诉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权国家政治价值的转型与整合，人类很可能将“由地缘政治及其权力关系向生态政治及其共生关系”的转型与整合。欧盟、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五大政治实体，各自都存在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主要是外部“国家形象”问题；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几乎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步的中国，主要是内部“社会结构”问题；俄罗斯和印度，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欧盟呢，主要是“欧洲梦与美国梦、中国梦、非洲梦”的融合问题。同时，不管它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五大政治实体，都具备了推行“多边主义”，同时也都将具备推行“单边主义”、“双边主义”的实力，诚然，根据“地缘政治”逻辑，五大政治实体采用哪种政治策略取决于哪种政治策略对其最有利于其国家利益。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如果照此逻辑演绎下去，就是说，比如本来就是多边建构和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欧盟，作为奥林匹克精神发源地的欧洲也被迫继续拖进这条以“地缘政治”为轴心表现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故道，如果有着合纵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不能与欧盟结成更为紧密的战略联盟，以共同推行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新型国家形象和国际政治新秩序，那么，古代中国“治乱循环”历史悲剧就难保不会在今天的世界舞台重演！

数千年来，国际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地缘政治中。到目前为止，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地缘政治原则。现实中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仍然如此。但是，走老的路子，确实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新路子有没有呢？如果有，五大政治实体才可以说“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毫无疑问，当今世界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前进。

从“农耕文明”时代走过来的人类，如今正从“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如果说农耕文明时代奉行的政治价值观主要是经验主义和权威主义，工商文明时代的价值观主要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就是天下主义和共生主义——发轫于中国古代和欧洲工商文明中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生态学原理，以及东西方均出现过的大同思想、乌托邦思想、大和思想。生态文明时代最终能取代工商文明时代把人类大和的共生理想诉诸现实么？因为，生态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包括国家集团和国家联邦）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因此，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倾向、价值观念及其行为——都将面临根本性转变。比如经济系统将纳入生态系统而不是把生态系统纳入经济系统，倡导和谐、简约和理性消费；在政治治理上，不再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强化人类整体利益、世界利益、天下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意识；工商科技发展不再是人类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工具，而是系统修复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类将超越工商文明时代的资源性机械自然观而突显整体环境的有机自然观；生态文明时代不仅会继续关注普遍人权，也更强调“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责任与普世价值。

因此，那种建立在以权力关系为中心思维向度——即把现行世界政治体制划分为“威权政体轴心”和“民主政体轴心”以及非此即彼的选择倾向——将远不足于适应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说“地球人的特征”，果真是循着“神圣人、英雄人、经济人、生态人”的脉路演进，如果说包括老欧洲共体在内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还带着现代主义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态文明、创意经济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

当今世界，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点上。为了促进公民共生体的成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灵商，我们不是工具，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爱，不只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利益共同体之爱，还要人类之爱，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学，还有价值，需要灵魂。总之，主权国家时代的无限增长、对抗性思维、强者施恶，必须被超越与整合。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同处世界公共家园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与和平。因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须建立在发挥个人（公众）、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的基础上。三大自组织力一个都不能少。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在信仰的意义上，还原到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位公民的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世俗上帝！

在这个意义上，欧盟27国批准《里斯本条约》这一历史事件表明，欧洲人再次以实际行为，率先实行欧洲区域的整合，也为世界做出了一个积极示范。

亚盟之路尚远，但各国还得积极准备

在说亚洲一体化之前，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在东方，被称为华夏九洲大地上，也经历了一次“天下大战”，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那是强权消灭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的一次统一。此后，中国还经历了多次这种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或“治乱循环”。历史是一种存在或一种背景，无论悲剧、喜剧或正剧，我相信，中国人2千年来的经验，和欧盟的经验一样，非常值得今日亚洲和世界过于沉湎于经济得失的人们重新总结和评价。

关于亚洲联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各地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区域贸易协定（RTAs）在过去15年中出现了爆炸式扩散的背景下，渐次提上亚洲人议事日程的。然而，即使是热衷于谈论“亚盟”的亚洲人，似乎对于欧洲一体化中的“超主权”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警惕或矜持。

自从欧洲人把“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强迫亚洲各国接受之后，亚洲人于20世纪初开始学会了用“国家主权”的概念，“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每当欧美国家在国家体制、文化传统、外交方略、人权状况、经济模式上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甚至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时，亚洲和中国都很娴熟地用“干涉国家主权”来回敬对方，而在亚洲各国国内，把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对立起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从理论上讲，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一体化通常由六个阶段组成的每一阶段，即:优惠贸易协定(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同盟(EU)、政治经济同盟(PEU)，都似乎有让人感觉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一道鸿沟的嫌疑。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亚洲拥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最丰富的资源，也拥有世界最为多元的文化，亚洲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热爱，都或多或少国家主权挂上了钩。与此同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以来，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形成的领土遗留问题，却使这个大陆充满了争端和冲突。内部的不团结，经济和文化的弱势，也使得亚洲频频遭受外来势力的侵袭。各亚洲国家间的差别非常大，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参差不齐。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更大，抛开所谓“大中华文化圈”，还有东南亚、南亚次大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间的差异，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诸多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歧乃至矛盾。在经济上，亚洲虽然是世界上成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但一直未摆脱对以欧洲、美国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亚洲各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量，远低于亚洲与欧美之间。亚洲内部，矛盾和问题重重。

仅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一时间，大概不会和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达成“经济一体化”协议的。这一点和美国极为相似。“亚盟”目标的实现比起“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来，难度要大得多。而离开经济一体化这个基础，“亚盟”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

不过，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特别是自1998金融风暴到2008金融风暴，从2003年SARS到这次甲型H1N1以来，非战争的超出国界“人祸天灾”的破坏力，不仅警醒着世界，也警醒着亚洲，在经济、社会、卫生等各个领域中再也不能缺乏一种普遍合作的精神和国际机制、区域机制。于是，一股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潮流已在亚洲清晰可见。学界指出，虽然这些合作距亚洲一体化及亚洲联盟还相距甚远，但这是实现更远大目标的必由之路。

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2002年就提出，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自由贸易区分“五步走”的构想，即：第一步，中国积极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二步，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第四步，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步，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他还认为，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五个步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时进行，其最终实现大体需要十至十五年的时间。如今，我们从近年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1”、“10+2”、“10+3”的合作机制一步步形成常态的趋势看，这一构想正在艰难而部分地成为现实。

而且，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各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政治、政党合作方面，反而似乎来得更简单易行。2004年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得到来自亚洲46个亚洲国家中的35个国家，81个政党的赞同,亚洲合作机制由此从市场行为转向政党行为、政府行为,“亚盟”是方向,不是口号。似乎真的使世人看到了从“东盟”走向“亚盟”的曙光。于是，有人提出“亚洲联盟之路”，应当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起步,走“东南亚联盟”到“东西亚洲联盟”，再到“亚洲联盟”和“泛亚洲联盟”的渐进之路。同时，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可以主动表示欢迎美国参加到促进东亚共同体和“亚盟”的建立中来。

所以，亚盟之路尚远，但各国还得积极准备，亚洲人决不缺乏合作的智慧，决不缺乏变化的智慧，决不缺乏共济、共栖而共生的智慧。

推进“东亚一体化”，解决中国的“台海问题”

我个人也对“亚洲联盟”抱积极乐观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不但认为，中国应当更加主动地推动“亚洲联盟”进程，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一体化”，而且，我心中还存着一个愿望，这就是通过推进“东亚一体化”，解决中国的“台海问题”。

2008年5月以来，在海峡两岸积极推动下，“台海关系”或“台湾问题”问题的解决，取得了诸多积极进展。但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上的敌有对关系多年来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结果，没有从法律机制上，即解决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我想，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最好能有双方共同信赖的第三方充当调解人，比如联合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欧盟、非盟、阿盟），可能就是充当调解人最佳角色。因为，只有联合国才可能做到不带利益交易的善意协调。

但这样一来，首先要大陆一改过去30年的政治立场，即从坚决反对到主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双方签订军事和平协定）。其实，这在国际上也不泛先例，一是前苏联在联合国就有四个席位（苏联、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二是以前的西德和东德都分别是联合国成员，三是欧盟这个国家集团（所有成员都是联合国成员）），四是联合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派遣出席第一届联大代表时也包括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一说中共代表）董必武。从这些先例来看，国家的分裂或统一，政治的分体化或一体化，与是不是联合国成员，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而时悲时喜。

海峡两岸的政治集团，都应当以造福两岸人民为念，以两岸和合共生为怀，向欧盟寻求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的智慧，向联合国而不是向美国或俄罗斯或日本寻求现实的政治帮助，向亚洲国家谋求促成“亚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并说服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等国，参照欧盟把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市的经验，把未来亚盟的首都设在台北市，从而创造条件在国际化和去地区化的背景下，使台湾问题得以自然而然的平和解决。众所周知，比利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国家，它大部分地区属于法国，一小部分属于荷兰的一部分。欧洲人有好战的一面，但同时在解决内部纠纷方面，也显得富有智慧而有容乃大。这是欧盟得以成为现实的先决条件。如果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乃至“亚盟”的同时，通过劝说东亚及亚洲各国把“亚盟总部”设在台北市，这样做，也真正显现出大中华儿女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

如果在成立“东亚共同体”，乃至“亚盟”或“在亚盟建都设在台北市的问题”上，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的工作一时不好做通，那怕考虑将业已成形的“上海合作组织”功能的扩大，也是值得的。

特别是大陆方面，如果能够用这种主动积极的策略来处理台海关系，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首先在处理自身与其他联合国成员的关系上，也相应主动积极得多，比如，大陆方面再也不需要对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岛国）因为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而“表示赞赏”（感谢）了。说来这是件近乎滑稽的事情。只要我们承认统一必须“尊重两岸人民的意愿”这样的政治前提，承认如今不再是少数政治人物或者哪几个政党私下交易作出决定后把某个结果交给人民被动接受的时代，那么，我想大陆“从坚决反对到主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一政治立场的改变，一定会大大促进两岸人民彼此的全方位了解和交往，加上联合国的善意协调，最后形成一个两岸人民都能共同接受的政治走向。我想，这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关于台海关系走向的一条最好的政治路线图，即：“大中华两国一制，到大中华一国一制”。

如果台海敌对关系结束了，我们堂堂一个大国政府，都六十华诞了，哪还需要人家承认不承认啊？！而对台湾来说，由于国际空间的重新展开，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发展上，也势必获得大大降低成本的利好结果，从而增加对大陆的好感和信任。中国政府如果这样做了，一定会在海峡两岸人民心中得分，在世界人民心中得分。所以，即使从台海统一的角度看，中国也应当积极推动亚盟之路向前延展，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