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2009年10月16日,作为唯一获取上海世博会冠名的国际文化馆的荷兰馆开幕了,有趣的是,它选址于上海市静安区一处多功能建筑中,并且有个非常现代的名字:800秀。这座建筑的前身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成的一座工厂,如今老旧的厂房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北京的798艺术区稍有不同的是,800秀的户外区域面积较小,场馆相对集中,绿地与长椅的设计相当精巧,算是典型的“上海特色”。在这里,荷兰文化馆将会在世博会期间向公众展示来自荷兰的建筑、平面设计、舞蹈、音乐、戏剧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持续六个月的时间与中国乃至国际受众分享7个大型展览、每周大师班、每周音乐会等一系列的活动。
事实上,目前800秀也同时在做上海国际创意产业周的展览,从16日展览开放,静安区的崇德路与康定路交叉口就一直充满了流动的人群,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不同的发色和肤色,也有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中年人,还包括周围因修建地铁而即将拆迁的老住户们——不知不觉,这座荒废在小路上被人遗忘的老工厂变成了一个公众愿意前往并逗留的场所,并在这里获得知识和新朋友,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了。
荷兰的先行之道
公共空间(PUBLICSPACE)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设计师们认为,它不单单指室外的广场和公园,它也包括了位于室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交流中心等。身处于城市中的人群需要专门为之设计的开放的交流空间,它是沟通建筑与环境、城市与人类及其社会习惯的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不需要通过文字和表达,一个好的设计就足以扮演好桥梁的角色。在欧洲,从塞纳河畔的露天咖啡座,到巴塞罗那的LaRambla大街与居埃尔公园,再到意大利威尼斯的街头秀,看重城市开放式交流区域的设计是有一贯传统的,荷兰也不例外。
StreetLife的设计总监 PeterKrouwei在演讲中提到一句古语:“上帝创造世界,荷兰人创造土地”。抛开地理位置以及对外贸易的拓展等多方面客观原因不谈,Peter说,这是围海造地的荷兰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设计主观能动性。设计师们希望用不会动的建筑和城市里所有可能来到这里的人们“说话”,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物理空间,更多的是有很多个生活的侧面组合而成的立体结构。
这是一种先行的理念,在几十年前甚至更早,欧洲的城市就开始注重对公共聚集区域的规划和风格界定,将社会需求视觉化,是公共空间设计师的首要任务。领先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想法上的影响,而真正应该被关注的,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默契的原则。在“建筑与公共空间”展览中,15家来自于荷兰的设计工作室都写了自己关于公共空间的想法和态度,在实例中我们看到,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开放式图书馆,不同的事务所都默契的遵循了许多类似的关键词:尊重居民、了解文化和历史、沟通、可持续性、耐用。
VenhoevenCS是由荷兰政府基础设计建设的顾问TonVenhoeven创办的,TonVenhoeven说,事务所的名字是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CS两个字母——文化(culture)和社会(sociaty),这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事务所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多元文化社区设计了一座体育广场 (SportplazaMerca-tor),这个社区的居民分别来自129个国家,是真正的区域意义上的 “地球村”。区委会希望广场有不同人群感兴趣的项目,从游泳健身到身体护理甚至孩子们喜欢的KFC,并且希望每一块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元素来吸引各个群体。而居民们却没有想那么多,他们第一个念头是:别破坏了已有的生活环境。这个建立在公园里的体育广场最终满足了以上所有人的需求,尽可能的使用可持续使用的材料,在施工期间也保持将能耗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了让建筑物在公园中不那么突兀,用整片的绿色植物将外立面覆盖,成了一个巨大的“草房子”,和公园连为一体,还因此改善了周围因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
2005年,鹿特丹市政府决定重建市区里所有的街具。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公共空间质量正逐年下降,街道上的长椅、路灯、标牌都因为年代久远而渐渐失去辨识度,城市的肌理逐渐模糊起来,区域的层次和标志都不再一目了然。负责这个项目的NPK事务所设计总监告诉我,他们对材料的选择慎之又慎,希望可以找到耐用度高、可持续性强的材料,以避免一段时间内的再次重建。这个项目,他们做了将近六年。这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六年来完成一个城市的街具重建,时间似乎太长了。然而,用六年换来的,可能是二十年不会再挖开市中心的道路,又可能是只要你生活在这里,你都可以享用亲切熟悉又自然健康的街景。
诸如此类关注建筑与环境、关注原材料、关注空间对人们及其行为的影响的例子非常多,在15日至17日的论坛、会议、展览交流中,许多人都在谈。大家更多的,是迫切的感受到,占全球2%面积的城市,容纳着50%的人口,消耗着75%的能源的中国,需要认知到公共空间建设的意义。
中国速度与中国制造
在上海的几天里,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市政府花了多少钱重新粉刷了全市8000多平方米的外墙立面,这个数据超过了过去十五年的总和;青年作家韩寒又质疑政府用2亿来更换全上海的5000张路牌,铁皮贵到4万一张。这些新闻夹杂在我们对公共空间的思考中,使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有趣。
在中国,一些公共设施和场所的兴建,往往与筹备大型国际性活动有关。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在紧锣密鼓的兴修中,至少可以改善先前拖沓很久的市政问题。所以,为了世博会而做的翻新工作,并未有太大的反对声音。外国的设计师会如何看待这种有些“被动”的规划和重建项目呢?
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说,他觉得中国最令人叹服的是建设的速度,一条地铁线在荷兰至少需要四年以上,而2月份他来到静安区崇德路,这条地铁线看起来才刚刚动工,到了现在,已经开始扳着手指头进入通车倒计时。NPK的设计总监也谈到,中国速度是最让人折服的,总在西方质疑的目光中完成得很好,这在北京奥运会上有非常好的体现。然而令他遗憾的是,似乎人们不太在乎使用什么原材料来进行建设。基于建不好过几年又要拆掉的道理,中国速度与中国频率一样让人惊讶。如果多加入一些可持续的元素,更在乎人群的愿景,城市建设就不会这样周而复始的一轮接着一轮。
中国速度与中国频率,似乎超越了某一处具体的建筑留给西方的印象。因为大型国际活动而建立的公共空间,往往具有一定的主题性,而这个主题的生命高峰值也仅在活动结束前——北京地铁八号线不会再有去年夏天那样的乘坐人潮。所以,当这个主题性的新闻热度越来越低,而另一个逐渐热起来的主题进入城市后,重建就是必然的。
在17号的中荷设计师对谈会议上,荷兰建筑院的一位设计师给我们播放了一组图片,那是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公共空间,有快乐的人群,也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阻隔的个体,更多的是MadeinChina营造起来的 “中国空间”。他说,打上中国文化标签的食物、儿童玩具、生活小商品,正是进入西方公共空间的最好途径。不需一砖一瓦,就在全球创造了中国的独特氛围,这也是一种成功的营造。上海建筑院的俞?说,上海最好的公共空间在田子坊。那不是设计师做出来的,是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长年累月生活出来的痕迹。他们知道什么是方便的,什么是舒适而自然的,这也是设计师需要进一步接近人群的道理。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是将公共空间的定义完成了从实到虚的转化,产生了一定的延伸,事实上,它再一次提醒设计师,提醒主导公共空间建设的官员们,需仔细考量身处于这个环境中的人群,周遭的植物以及语言、行为方式,自下而上,才能了解公共空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