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刘波 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贫乏、思想饥渴的年代，相反，我们生活于一个物质繁荣、思想也餍足的年代，故而10月30日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死讯成为了一个迅速被遗忘的新闻。他借以成名的结构主义学说，像其他抽象理论在这个年代的中国的遭遇一样，早已完全退回到学院的象牙塔之中，成为少数自命为知识分子者所谈论的话题，公众则完全关注凡俗的事务，对所有宏大的理论构架嗤之以鼻。

这么说并没有贬低这个时代的意味，而且斯特劳斯在这里所得到的对待也似乎符合他的本意。尽管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里，由于萨特、加缪、福柯、德里达、波伏娃等人早已故去，作为法国硕果仅存的思想巨人，斯特劳斯得到法国社会上层的珍视，在他去年100岁生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法国杂志都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但他的个性与思想却似乎与这种热烈的场景格格不入。一直以来，西方传统对于个人性创造的重视在他那里受到深深的怀疑。他在以南美土著社会为主题的名作 《忧郁的热带》中写道：“那个‘我’是可恨的。”所以惟有在别人介绍他的时候，才会称他为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或者结构主义的大师，而他自己永无这样的自我认知。

虽然斯特劳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人类学家，他的名字常常被和结构主义这个哲学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样的定义往往只是代表了一种叙述上的方便。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并列，他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追随者或者学徒，其他的自称奉行结构主义的学者则往往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他的经历也充满了奇异的色彩。虽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通过了以艰深闻名的入学考试，进入索邦大学的哲学系，但他很快对哲学兴味索然。在他看来哲学已经沦为一种乏味的学科，充斥着各种概念游戏和故弄玄虚的夸夸其谈。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伊的研究激起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于是他转往巴西，进入亚马逊流域的丛林中去研究那些为“文明社会”称为“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整个学术体系，并以流畅的写作风格构建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斯特劳斯在哲学上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似乎背道而驰，就社会上的影响而言，二人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萨特在那些大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位思想上的领袖，而斯特劳斯对这场运动基本上漠然不顾。当然在一个时代里引领风气之先的理论很快会在接下来的时代里成为平庸的流俗。斯特劳斯对社会进化主义的怀疑与摒弃在那个年代曾被学生们视为“反动”，但由于他的长寿，在世纪转折之后，他对土著人生活方式的尊崇与欣赏，以及诸如《野性的思维》、《神话学》这样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名字，倒似乎又迎合了21世纪一种追求新异与超现实的情调。

当然这再一次违背了斯特劳斯的本意。在研究中的斯特劳斯始终是那些土著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从外部侵入的观察者。对土著社会的痴迷是斯特劳斯一生的主题。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他绝对是一个怪异分子，他并不只是像那些反现代的人士那样抱有一种复古的理想，他是对所有语言文字产生之后、甚至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文明成果都感到不满。在他看来这不是人类文明的主流，因为只有从那些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构成人类基本生活状态的土著社会之中，才能发现语言以及思维的秘密。

斯特劳斯自认为是一个只关注具体细节的“技术性”的人类学家，但他并不像那些保守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学者一样，拒斥所有抽象的理论构建与宏大叙事。他的理论并不完全以实证性的材料为基础，他沿袭欧洲大陆学者的传统，以一定的想象和推测作为构筑理论大厦的砖瓦，这些理论直到今天还是艰深晦涩而富有多义性，以至于几乎所有读者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这一切已经沦为他光环之后的无足轻重的背景。而我们今天对他的追念，更重要的是以他的著作作为一种思想上的指引，而忘记这个名字所随附的世俗的名声。对于斯特劳斯而言，遗忘就是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