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晋人为什么走西口？

考场失意地穷不养人

山西人远足经商，实在是面对现实的双重无奈：考学考不上，当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穷不养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给条件。怎么办？人总是要活的。怎么活？此处不留爷，爷奔他乡去。
那些出走后历经千辛万苦而发财衣锦还乡的人，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正如开篇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有条路可以光宗耀祖，为何不一起去？

晋人为什么走西口？

考场失意地穷不养人

刘红庆先生在《屋顶下溜走梦中的平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晋剧中有不少描写为佳人所爱的才子最终考中状元的情节，估计那都不是发生在明清两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属于我们地方艺人画饼充饥式的无望自慰。因为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这比中国姓张的从来没有一个做过皇帝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各位，这可并不是文艺作品中的虚构或者信手执笔，实际上他说的完全是事实。
整个清代将近300年，殿试112科，全国出了114个状元，其中江浙两省69人，山西没有，与云南、甘肃相同。山西只有一个榜眼，是朔州的王庚荣，还有探花3人，他们是闻喜县的乔晋芳，太谷县的温忠翰，稷山县的王文在。
山西省在明清数百年间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状元，这和山西明清时代出现无数巨商，在商业上的红红火火是多么的不和谐呀！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写了一个似乎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山西人从商心态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会定位序列是这样的：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也就是说，山西人是因为认同商业才废弃读书科举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山西商人的心态的确可以说是独特得可以了，是何等地超然于世特立独行了：开篇我们就提到了，在中国，历代社会各阶层中都是商人最低贱，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里边应该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还有颜如玉，那为什么他不去做官，不去读书，而一定要去做买卖呢？山西人哪里来的与众不同、超越时代环境的坦然？而且是非常牛气成群结队地坦然从商呢？
我们再看一种现象。
在山西平遥，规格最高的建筑景观是文庙（孔子庙），位于整个县城中轴线的左边，比右边的武庙（关公庙）大许多。平遥是什么地方？平遥就是山西人最为自豪的、曾经的金融中心，这里的票号把晋商带到了辉煌的巅峰。就在这么一个商业气息极其浓厚的地方，孔子庙位在左，左为上；庙也大，大许多，那是规格的体现。由此可知孔子在晋商心目中的地位。而关公，是晋商游走四海必定供奉的神，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依旧让位于孔子。这种反差与对比，怎么能让人去认同晋商重商轻文的说法呢？实际上，直至今天，如果你行走在平遥的大街小巷，你依旧能随时随地强烈感受到中国古老的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气息。这些，都无法佐证余秋雨先生的判断，甚至与其论述是相悖的。
还是平遥，各位看官，当你们来到平遥古城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平遥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传为西周时期，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基础上重筑扩建而成。城池周长为6163米，墙高12米。平遥城墙在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有过四次修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的，工程所需资金也是由平遥城中24位商人解囊相助的。平遥城墙在商人们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墙的雄伟坚固使城里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但是，加强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晋商捐资修建平遥城的唯一目的。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他们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军事设施的修建中，同时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来。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这样解释：
“孔子在春秋的时候做过中都宰，它（中都）是鲁国的一个地名……平遥（过去）也被称为中都。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么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把他的弟子们，也都塑像在敌楼上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让这些人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敌楼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来取代武备的设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就是从此不打仗了。”
不仅仅是平遥，在祁县，在太原，在大同，在山西其他许多地方，诸如此类的现象与设计，在山西到处都是。
再看现在享誉全球的山西各大院，各位，如果你到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等代表晋商归宿与根据地的地方游览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就说过：
“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出来。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的看着，它是有这个，有些建筑能够塑造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这种气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王家大院讲这个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礼。我们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这个礼的问题，礼制的问题，它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晋商大院书房门口的石墩上，往往刻有两只香瓜、一卷书。知道什么意思吗？哥们，院落的主人是想表明这里是“书香门第”。
明代《山西通志》记载：“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淳而好义，俭而用礼”。此记载，非虚言。说一个故事吧，要不你看着枯燥：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晋东南的某个地方。突然，前面的路让一个小孩子挡住了。定睛一看，这小孩儿正在围土筑城，而且非让孔圣人下车礼拜不可。孔子当时感慨说：“这真是一块诗礼悠扬之所在！顽童尚且如此聪慧，我们去了还能给人家讲什么呢？”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也确实说明了山西是一块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着的厚土。
我们又来回望学习一下历史，看看山西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
各位都知道“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词语及其故事吧？好，那你知道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吗？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神农氏稼穑于长子，后稷种百谷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
尧舜禹，举贤授能，广布声教；菲饮卑宫，清廉勤政；明德楷模，光照千秋；泽被后代，万世永赖。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弘扬传诵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都可以说是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而《大韶》是远古时期流传在山西南部的乐章。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山西。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老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山西是一块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着的厚土，更是山西这块热土上孕育了儒家思想。
基于这种分析，再看前面提到山西人民在科举道路上的战绩，那么，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包括“票号总部”的平遥在内的晋商决不是看不起读书科举，而是在读书科举的路上，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与外省角逐。
说这话，山西人可能要跳起脚骂人了：这不是说我们山西人脑袋瓜不好使吗？且慢骂人，看数据。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举状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到清光绪年间废止，一千多年来山西历代有姓名可考的进士是多少？3725名。
再看全国。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38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12人。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南、北宋历320年，总共开科118次，取进士两万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历277年开科89次，取进士17000人。清朝历267年开科112次，进士26000人。一千多年来，历代取进士74000多人。
看看总数，就知道山西的教育与全国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千年文脉》节目中也曾讲述了山西教育的历史是怎样的。这个节目中提到，山西的科举从来是失败的，每年的进士，或者说中举者也只有江南水乡一个省的十分之一而已。中国首任驻英公使、清朝外交家郭嵩焘说：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
各项数据都告诉你一个不争的史实：山西人在科举考场上，是不能与其他地方人抗衡媲美的。
蔡明同志式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凡事都有渊源。其实，山西人在科举考试上的弱项与山西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查阅晋商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理位置这个因素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山西人，正所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既属边关，战事自然频繁，战事频繁，谈何“安放偌大一张书桌”？教育不发达就成了上述最后的结果。南宋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南移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了中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当地的人文环境也得到了迅速提升，江南地区也迅速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经过南宋、元，到明清时期，江南士子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科举的最高地位，明清两代的三鼎甲几乎80%来自江南（江苏、安徽）和浙江。为了抑制这一现象，明清两代都采取了一定的省级平衡政策，以保证科举取士的全国均衡，但这一政策只是限制了江南地区的进士人数，并不能限制江南文人获得三鼎甲。而在整个明朝，山西是防御蒙古南侵的重要战略要地。大同为明朝九边重镇，和宣府（今宣化）构成了整个京师北部防御的核心地区。而其后的雁门关和内长城则构成了第二道防御阵地。再加上山西的地理条件及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在经济上就积贫积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明朝的山西文脉就比较弱。清朝定鼎之后，延续了明朝的政策，此时山西的战略地位已经有很大下降，受到的战争威胁也减少了，但由于文脉较弱，也就是说基础不好，在科举取士上自然不可能有大的进展。
在明清时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上，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山西这个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文化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信息的流通的效率。我们来看一个人的记载。《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字友凤，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郊区）赤桥村人，他幼年从师受业，立志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878年考中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第二年又进省城太原的崇修书院读书，1894年中举人。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1895年，他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刘大鹏还有个发现，就是发现自己考试用的“教材”竟然和江南地区的不一样！1896年10月，刘大鹏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
一个汲汲于功名的举人竟然不知道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竟然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江南才子。而这些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各位，刘大鹏的家乡是哪里？是太原啊！由此你可推及山西其他地方信息在当时是如何的闭塞了。
在这种环境与条件下，山西人怎么能金榜题名呢？除非做梦或者成精。

由此，许多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这一道路上失利，无功而返了。
也正是如此，绝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弃读书科举而走上了从商之路。经商是他们无奈下的“次优”选择。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学不优而商”。老子考学不如人，那就挣钱去，挣钱了，衣锦还乡，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结交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岂不殊途同归？于是乎，逐渐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人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民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从而形成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也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这种风气又使得更多的人“弃学从商”，“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循环。
但是，这只是表象。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在考场上不能夺取功名，尚不足以让如此众多的晋人“弃学从商”的。因为弃学之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当农夫，做良民，那么，晋人为什么最后大规模地经商了呢？
实际上，对山西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土地也并不能为当地的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
套用一句中华民族几千年套用的文字：中华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多少山水雄奇壮丽，令人惊叹不已。山西，确实可以如此形容，只是，那是以前。山西在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
但是，随着日月更迭，山西的自然环境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乱，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屡遭兵燹荒疫之时，山西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与邻省比，可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外省难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万人，河北人口189万人，山西人口达403万人，山西人口超过河南、河北的总和。
人多了，怎么办？“土地小狭，民人众”。垦湖为田、毁林为田。由此山西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杨（洪洞）、平阳（临汾）、陈，西贸秦（陕西）翟（隰县、石楼县及延安、绥德、榆林一带），北贾种（雁北及河北省西北部）代（代州）”。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取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迤北岗陵邱阜，晓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而或厌其嗜利，或病其节啬，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其实，山西商人队伍中初期确实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但清中期以后，晋中、晋北商人越来越多，其势力逐渐超过了晋南商人。据《五台新志》：“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贫瘠，气刚劲，人多，耕织少。”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也对太谷县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平阳府志》记载：其地“小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这些都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不幸的是，随着岁月更迭，人口的增加，昔日气候宜人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的山西，土地开始变得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所以，晋人多商贾，起初并非是想发大财，而仅仅是为了有口饱饭吃。可以说，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把晋人逼向了市场，逼出了一大批商贾，至少在他们起步时是一种无奈之举。
正如前文开篇所说，所有的宏伟与辉煌最初期的核心要义是：活着。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曾经提到：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中国人向来擅长的自慰式语言在这里得到了实践：劣势变优势。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晋商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因为地不养人，因为穷，所以山西人只好勇敢无畏走西口了。什么最重要？活着。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篮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人们生活困难，盼儿长大。长大了做什么？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经商的事实，在明清野史笔记中也可以发现不少记述。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积蓄有余，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年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翻开山西旧县志，几乎每个县志的烈女篇、孝友篇，都有关于“夫商于外”妻在家中如何孝敬公婆，抚养弟妹的记述。如《榆次县志》说：“侯氏，孙可宁妻，宁随父贸易江南，姑病，氏奉养三载，毫无情意”；“陈氏，永康镇刘锡龄继妻，龄失偶后游贾北口，即于其地取氏，囊无余资，不能旋籍……”；“范氏，西付村崔如蜂妻，幼随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经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东省经商，家政无人管，邀氏代理……半载兄归，诸物皆无移动，兄将分润家资，不受，求以养三子成人，后三子皆东北经商”；“董庆和，父裕山，贾于新疆，道光初生庆和后再出，遂无音耗者二十八年，庆和引为大蹙。……且逢人辄询问西营地。约资足数，因西走寻父，所过山川，有西来者详询父状，无所得。既抵新疆，遍历附近山川寻访，仍不得，资尽乞食返。……居数年得资又约足数，于咸丰庚申逐再往寻访，……遇同乡估客询之，客曰：‘以君状貌，类敦煌某庙僧，其人亦同乡，殆或然欤？’既至，果遇老僧，庆和审知乡音，遽往拜呼父，……僧大错愕，细询颠末，乃相抱大恸，盖父贫不能归，寄身僧寺”。《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春风杨柳离别路，毕竟车船留不住。依依难舍眼含情，默默无言心流血。纤纤玉手挥无助，青山遮挡似帘幕，晚风残笛呜咽时，飞花飘在水流处。”“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哀怨心声中，是一批人或者是几代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而家中，同样是哀怨的人：“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
那些走西口的人们，擦干离别时的眼泪，“观凶机，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寒来暑往，蜿蜒而行，栉风沐雨，披星戴月。马蹄声声，压平了苍莽的雪原，铃声悠悠，敲碎了孤寂的时空。林海无言，霜雪扑面而来；时间无声，背影悄然而去。坎坎坷坷的脚印，失落在杂乱的石砾间，重重叠叠；浮浮沉沉的音容，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上，明明暗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撑托丝绸之路的天地；“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唤醒丝绸之路的生灵。驼铃传响，踏破了荒凉；雁叫长空，拂拭着寂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无悔跨鞍马，一曲唱苍凉。
这些外出谋生者，有的仅仅解决了他们的糊口问题，有的连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落得个全家长期无法团圆，甚至死在他乡异土。但是相当数量的外出谋生者却在贩卖活动中发了财，有的由贫苦人变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则暴发成为富翁。
忻县人陈吉昌，生于1831年，“幼贫乏，十四岁徒步如归化，时忻人业商者多在归化。先生至，依乡戚。初习当业，继而入运货店。与人交一依笃诚，代运屯寄，事隔数年毫无少误，以故各省商贩，皆乐就之，先生业日以起，且名于时”，以后又结交地方官吏，与美、俄、法、意等国商人往来，生意发展、成为当时的名商。
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粱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背井离乡，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综上所述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实在是面对现实的双重无奈：考不上学，当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穷不养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给条件。怎么办？人总是要活的。怎么活？此处不留爷，爷奔他乡去。
那些出走后历经千辛万苦而发财衣锦还乡的人，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正如开篇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有条路可以光宗耀祖，为何不一起去？
前面提到，山西人因为考学难、生活难需要外出谋生。那么，到哪里去呢？普天下之大，何处是归宿？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历史此时推出了一个人，他就是内蒙古草原阿拉坦汗。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当时通关互市之处，辽东方面有：镇北关、广顺关、抚顺、义州、新安关、镇安关、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堡（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延绥宁夏方面有：红山敦、清水营、平虏厂、中卫厂等等关口。仅明代九达三军马匹数，即可想见这个市场上的交易规模。
此时，我们来聚焦一个地方，一个晋商无法忘记、现代人无限畅想的地方——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长久以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我们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它的周围环境，就会发现，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就这样，山西成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我们知道，中原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要使用大量的优质的军马，而这些是蒙古草原的“特产”。而蒙古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你有我需，双方都有交流的实际需求与行动，山西，自然成了这种相互物资交流的要冲。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政权打打杀杀，一会好得要命，一会儿杀得红了眼睛，双方时分时合，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因为无论生活与战争，都离不开物资，而部分物资只有交流才能获得。山西人，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为边防，北宋与辽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贸易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有交易市场，并州西边“合河（今兴县）保德皆临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对渡之台河、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缔，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徒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其间，并州知府虽曾奏诸“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而私贩不能止”。为什么私贩不能止？有暴利啊！和现在的走私是一个道理。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中华一统，这种物资交流的商业活动自然更是具备了良好的政策人文环境。 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政府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
天时、地理、人和，历史在这里终于交汇出了一个让山西人奔向辉煌的轨迹：明代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赋役加重，政治腐败，再加上北部鞑靼和南部倭寇的侵扰，连年战事不断，人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向外逃亡。到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末年（约1464年），从山西和河南逃到荆襄地区的流民就多达150多万。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元明通货互市的同时，通过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资交流。
17世纪的中国朝廷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绝贸易。1693年俄国使团到京时，对俄国知之甚少的大清政府在《大清历朝实录》中只能含糊地说俄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里”。俄国使团来京，中方将其称为“外藩朝贡”。俄国使团在提出关于边界纠纷和在华建立东正教堂的诉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请派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举应无庸议。”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朝野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时隔不久，边境中国一侧，中国商人自己掏钱买地，由民间盖起了与其规模相当的贸易区——“买卖城”。两国的市场毗邻，设木栅栏为界。中俄第一批边境口岸出现了。1777年一年，俄方征收进口货税超过48万卢布。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由恰克图输往俄罗斯的茶叶价值500万~600万卢布。1839年达到800万卢布。俄国商人将茶叶转手到下诺夫哥罗德，即卖得1800万卢布。草原茶路上的第二宗商品大黄，在18世纪30年代进入恰克图的价格是1普特12~15卢布，转手到欧洲售价110卢布。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垄断大黄生意，每年大黄的商业利润维持在15万卢布上下。1749年恰克图贸易总额304万卢布，1850年即达到1380万卢布。1840~1860年,对华贸易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60％。中方每年贸易顺差在100万~200万卢布上下徘徊。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1853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截断茶产区与北方的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仅5万箱。以后，很快恢复，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

就这样，由于与蒙古，与俄国间的物资贸易交流，历经元、明、清，逐渐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闽粤和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物资，经水运分别集聚汉口、周口，以后由骆驼、驴骡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漳州、潞安、于洪北运太谷、祁县，经加工分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雁北山区，经忻州、原平，出雁门关，呈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去西口（归化城），东西两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市场，两口以北，是辽阔的牧区。从两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往西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往北则是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南起广州，北达恰克图的商路，在山西北部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虎口——榆林——凉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山西不仅在两条商路的交叉点上，又位于形成于汉朝、盛热于隋唐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
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她的人民从事物资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换中，山西商人“贩绸缎于苏杭，贩菜糖于汉口，吸葛市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此种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几乎大部分是经过这条商路输送的。经作家邓九刚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人之间。一连串的城市因此而兴起或因商业而衰落。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除恰克图外，伊尔库斯克和归化是两国各自汇集商品、组织货源的桥头堡。俄方的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中方的多伦、阿拉善、包头、集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长而扩大了规模。
因为“学不优”，因为自然条件，因为山西独特的地理渊源，因为恰好出现的帝王将相，是不是可以造就商业劲旅晋商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时具备同样这类资源和条件的不仅仅是山西。我们回望历史，这类因素同样其他区域的人亦会同样遇到，这些尚不足以造就“晋商”。
让山西人成为强劲晋商，最为重要的是因素，便是山西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