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化，快亦不快
城市化是最近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涵之一。笔者早先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赵伟，2005）认为，考察中国经济转型须有个多重转型的视野。四重转型最重要，可简称为“四化”，分别为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经济结构的工业化、人口居住空间的城市化以及经济活动空间的国际化。我以为在这“四化”转型中，对于大众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城市化了。我还认为，城市化的核心导向，就是让大多数农村居民摆脱落后封闭的农村生活方式，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或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让人们“零距离”接触现代文明。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正在迎来城市化的高潮，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率，似乎在呈加速提升势头。与以往相比，近3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算是创纪录的快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后发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还不算太快。战后日本以及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后发型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与现代化高潮时段，城市化有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推进。以日本为例，在1950到1955年短短10年时间，其城市化率就提高了将近2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37.5%猛增到56.3%。而在接下来的20年间，即1955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达到75.9%，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有类似的经历。
若以经济增速为参照比较城市化的进程，则中国最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不但不能算快，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慢极！经济史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战后日本城市化快速推进的25年间，即从1950年到1975年，经济平均增速为8.2%，城市化率却提升了38.4个百分点，年平均提升1个半百分点以上。反观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经济年平均增速高达9.8%,同期城市化率仅提升了从26.98个百分点（从17.92%提升到44.9%），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与经济高增长形成明显反差。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体制与传统都很独特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城市与城市居民界定等方面本身存在自有特点，别的特点不提，单单考虑如下两个特点，则目前城市化的实际进程，尤其是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进程，当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个是统计系统对于城市以及城市人口界定的特点。这方面中国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或许有着质的差异。笔者早先的归纳性研究（赵伟，2007）显示，欧、美、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对于城市的界定，大体采用三个标准：其一是，“城市状况”标准，这是英国标准，对于城市的界定主要按照集聚区居民生活是否带有“城市状况”，亦即市民状况。其二是城市居民规模标准。这是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其中法国与德国的界定是“2000居民以上的集镇社区”，美国的界定是“2500居民以上的市镇”。其三是混合标准，即同时考虑城市治理制度与人口规模。这是日本的标准。日本官方对于城市的界定是：“自治体”+“3万以上人口”。
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统计机构对城市的界定，大体上虽沿用了居民规模标准，即“5千居民以上的市镇”。且标准还有所提高。然而实质则大为不同。原因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官方对于“城市居民”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国家。目前统计系统简单地取城市“常住人口”，但并未考虑到常住人口身份的差异，如若除去没有城市户口而仅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则真正享有城市正式市民身份居民，就要大打折扣了。
一般地来看，在欧、美、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乡村私有产权根深蒂固，尤其是北美，近代农场制遗留的乡村都很小，要集聚2000或2500人以上的集聚区并非易事，由此意味着这个“门槛规模”以上的聚居区的居民一定是市民。中国的情形则不同，由于经历过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乡村农民居住受到过集体化的系统干预，城市化未曾起步即有“数千人大村”，加之城乡户籍分割，即使5千人以上的“市镇”，多数居民也很难享受现代城市所应有的一般文明。许多小城镇居民，实际上属于“离土不离乡”的“半拉子”居民。
另一个是城市功能尤其是其服务功能，这由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支撑。国外权威词典有关城市的解释，特别强调城市的这些功能。有权威研究家写道：“城市一般拥有先进的医疗卫生设施、公用设施、土地利用及维护体系、住宅区和交通运输系统，如此等等。”较为先进的基础设施，当是城市的另一“门槛标准”。
如若按照上述“门槛标准”衡量，则目前中国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还很难让人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至少算不上现代意义的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小城镇，充其量只能视为大的乡村。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当是目前许多小城镇的现状。某些县城的基础设施之差，已给当地老百姓编出了系列的“基本现象”顺口溜，现抄录如下：
垃圾基本靠风刮，
污水基本靠蒸发，
吃水基本靠人拉，
供应基本靠农家
如若考虑到上述两个“中国现实”，如若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属于21世纪的城市化，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要比统计数据显示的大得多。
二、何为城市化？
城市化涉及到人类居住与生活的多个侧面，因此关于城市化研究，吸引了多个学科的关注。粗略浏览一下国内外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献，仅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就有多个，涉及的学科多多：在城市规划学以及管理当局那里，城市化被解释为某种“二重”的变化过程。权威的美国《世界城市》一书，将城市化解释为“一个过程”。并认为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中国建设部也有类似界定，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人口统计学家那里，城市化大多被解释为单纯的人口空间集聚过程，或人口由地域分散而集中的过程，是人口迁移的结果；在“行为主义者”那里，城市化被简单地解释为人类经济活动构成的变化，或简单地称之为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在历史学家们看来，城市化就等同于城市发展，等同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学家们更关注城市化模式与城市规模，地理学家们则聚焦于经济活动空间的变化。在经济学们那里，城市化被解释为人类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近年走红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将其与产业集聚命题联系在一起。
但无论那个学科，谈及城市化论题似乎都难以回避另一个进程，这便是工业化。原因盖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与工业化天然地就联系了在一起。历史地来看，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工业化的直接外延。说它是内涵，原因首先在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离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便失去方向，对工业化进程的评判便失去一个重要依据。事实上，要评判工业化进程，人口由乡村而城市的迁移，人类经济活动或就业的非农化，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说它是工业化的外延，原因在于如下事实：一国工业化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化还会继续推进，城市化实际上是工业化的延续与延展性扩展。
基于以上事实，研究城市化的最佳切入点，显然非工业化莫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正在进入高潮的国家而言，考察与审视城市化，工业化也当是个最佳切入点。本文的宗旨，就在于从工业化外延角度切入，在审视工业化区域进程的基础上，来考察与之伴生的城市化区域进程，由此鉴别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模式。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之争
城市化模式是个颇为混乱的概念，既有多学科的界定与分类，也有同一学科下不同角度的界定与分野。粗略归纳一下，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分类，当不少于如下三种：
第一种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乡村的关系为线索，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两种模式，分称为“离乡不离土”模式和“离土不离乡”模式。并认为前一种模式下，进城农民依然与乡村土地保持着稳定的联系。后一种模式下，乡村土地及依附在其上的农民同时转化为“城市”范畴。有研究（冯云廷，2006）认为，前一种模式属于“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模式”或“农民进城模式”；后一种模式属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市化模式”，两种模式正在出现对接趋向。
第二种以城市规模大小为标准。最早由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论”引出，费孝通基于对苏南、温州等地1980年代早期乡镇工业化的实地考察，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论点，认为小城镇化与就地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种选择。沿着这个线索，此后相继有所谓“中等城市论”、“大城市论”、“大中小城市论”的论争。这些争执要么主张中国城市化应取中等城市优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优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结合并重的模式。
第三种以城市集群为视野。有“都市圈化说”与“大城市多中心论”之分。 其中“都市圈化”模式说，大体沿用了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的理论。戈德曼（Jean Gottman，1957）的“都市圈理论”系基于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城市区域实证研究提出，这个理论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势是都市圈化，并据以鉴别出六个都市圈。近期国内有研究（原新、唐晓平，2006）推崇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取都市圈模式，建立多个大的都市圈。与这一模式说相近的，则是所谓“大城市多中心模式”，认为在一个城市内部或城市化区域，须有多个承担一定城市功能的中心或“副中心”区域，有研究者（王光荣，2006）甚至提出，这一模式应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模式。
上述模式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城市化所取城市规模问题。客观地来说，前一个问题涉及到制度转型论题，尤其是农地制度与城乡分割的系列制度安排变革论题。后一个问题则属于城市化战略论题。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框架下，城市化战略也全由政府主宰，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意图至关重要。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在中央政府那里，关于这两个焦点问题的态度，一个较为含糊一个较为明确。具体来说，关于进城农民与乡村土地的关系，中央政府一直未有明确态度，现行制度安排仍然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民若要真正变为城市居民，尤其是要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就须先行无偿放弃农村的土地乃至宅基地。这一点严重地制约着城市化的进城。相比较而言，关于城市化所重点发展的城市规模问题，中央政府的态度虽然非常明确，但却一直处在变化中。根据建设部部长汪光涛（2006）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方面的战略定位，至少有四次提法：第一次是1978年全国城市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化应“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第二次是1980年国务院批示，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方针”；第三次是2000年十五规划，提出“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第四次是中共“16大”，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与此同时，城市化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也因时而变，总趋向无疑在迅速提升。比如1998年中央开始将城镇化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000年国家“十五”计划中首次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之一；中共“十六大”则进一步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延续了这一提法，再次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于：09年11月30日 中国改革网)
（此文基于笔者近三年以来多次讲演而写，未完待续）
